吴敬琏许小年回应郎咸平国企改革不能停止
吴敬琏PK厉以宁：改革30年 成败得失
吴敬琏PK厉以宁：改革30年成败得失赵赫：“今天我们《经济半小时》栏目来到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和大家一起来回望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30年来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我们的改革给我们带来的成果，大家有目共睹，我们的国民收入实现了迅猛的增长，当然30年来，我们经历了辉煌也经历了艰难，今天在这里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亲历者，也是推动者，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为我们共同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败与得失，并且为我们共同展望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有这样一个题目，我想请我们的经济学家分别来给出你们各自的答案，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让你们感觉到最满意或者是最成功的改革有哪三项？我们先请吴老谈。
”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做客《经济半小时》栏目吴敬琏、厉以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三方面吴敬琏：“我认为最成功的改革在我个人的印象里面，是这么三次，第一就是84年，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不过这个改革只能说是个改革的启动，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1994年，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这个决定进行的，全面的改革90年代我们之所以能够跨一大步，跟94年的改革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就是根据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建立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改革，我们沿海地带到了世纪之交，经济很快就起来了，这是跟97年以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直接有关的。
”赵赫：“我们请历老选择您的三个答案。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农村家庭承包制，在当时条件下它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来促进农民的生产，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所以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安徽凤阳小岗村我去看过，在展览室里还陈列着当初十八户农民印了手印签的协议，协议上有一句话，如果谁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家的孩子抚养成人，是冒着这个危险来搞的，但是承包制就推广了。
吴敬琏：国有经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吴敬琏：国有经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吴敬琏2011-01-30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了国有经济基本不动，在“体制外”寻求发展的战略，即“增量改革战略”。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和“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转机。
随后，中国效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
1980年，“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扩大到6600个，它们的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的60%、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70%。
在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最初几个月，“扩权”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但是，这种不改变企业制度而是简单地“放权让利”的做法的局限性很快就表现出来。
拥有某些自主权的企业并未受市场公平竞争的约束，也不处在价格信息的引导之下，因此，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往往不一定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加之当时对发展工业要求过高过急，很快就造成了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经济秩序也陷于混乱。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不成功、国有企业改革找不到方向的情况下，中国领导把取得进展的希望放到了非国有经济方面，力图通过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使民营经济得以破土而出并逐渐发展壮大。
其中最重大的政策举措，是对农村包产到户由禁止到允许的转变。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家庭承包制度。
此后仅仅两年时间，家庭承包制，即农民在“包”（即租）来的土地上建立家庭农场的制度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农村经济从此气象一新。
在此基础上，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从这时起，中国开始采取了一种有别于苏东国家以改革国有企业为主的新战略，或称“增量改革战略”。
这种改革战略的特点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条件下，把改革重点放到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方向去。
郎咸平：中国需要立刻停止国企产权改革
郎咸平：中国需要立刻停止国企产权改革2004年08月27日 16:23凤凰卫视8月27日消息最近，中国国务院发改委正组织相关学者要讨论国有资产是不是严重流失的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要讨论由郎咸平教授所提的目前产权改革方向存在的错误，警惕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削的问题。
其实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国内财经界炒的沸沸扬扬，有网民支持郎咸平教授的说法，但是也有一些企业人士就不支持郎教授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是偏激的言论。
为此，郎咸平教授继8月25日在凤凰卫视《财经今日谈》中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后，8月26日继续就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进行了探讨。
（相关文章：郎咸平：警惕民企伙同国企合法吞并国有资产）法律缺位无法防止国资产流失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最近国家出台了一些措施，包括国企改革等等，有些人认为这些办法出台之后已经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了，对此，郎咸平表示，如果这些办法有效地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的话，我做的这三个案例就不会轰动了，也就发现不出问题来了，可见这些措施是没有办法遏制国有资产流失的。
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因为请记住一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是法律缺位。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办法是防止不了国有资产流失的。
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合什么法？合现行法律架构下的法。
可见，如果现行法律是缺位的，你用现行法律延伸出来的一些管理办法会有用吗？它还是合法的，可是职工持股会怎么办？对双方制定架构定位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做，因为法律本身就是缺陷，所以是一个“法律缺位下的合法”，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描述，法律缺位下的任何管理办法是没有办法防止资产被贱卖的。
国企效益不比民企效益差郎咸平教授认为，从长期看，必须加强法制化，但在短期内不能这样做，但是，在经过长期的法制化之后，国有资产就没了。
问题是如何在短期内就能控制这种行为，这是我们比较关切的问题。
现在的产权改革是经过20年论证的结果，这是我最担心的。
论证是怎么论证的？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是“拍脑袋”式的论证。
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82岁的吴敬琏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经济最敏锐的触觉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及胆量。
吴敬琏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书莲曾说过，吴敬琏最大的特点是“执着”，执着在工作、学习、生活……向科学进军、搞市场经济、学英语、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学、写文章。
也许正是因为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吴敬琏从不畏惧在中国改革进行的任何阶段发表自己的见解。
1992年，他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2000年，他提出要警惕市场经济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2001年，他直斥中国股市为“没有规矩的赌场”；近期，他提出“重启改革议程，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吴敬琏多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常常被误读。
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
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
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不久前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
南方谈话也存在遗憾《中国经济周刊》：南方谈话对当下改革的意义何在？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改革停顿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势，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致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进展是最快的。
当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吴敬琏
吴敬琏：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2012年03月25日 14:4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3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在参加岭南论坛时表示，目前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管控，造成很大权力寻租空间，腐败蔓延不能有效制止。
这也同时带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1992年已明确的顶层设计是市场经济改革，可如今人们数典忘祖，忘了这个改革目标。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没有明确目标、明确顶层设计改革就叫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发展30年情况下，国家不再需要另起炉灶，再造一个顶层设计。
以下是发言实录：谢谢刘明康院长！前面几位我们的高级官员都有比较专业的领域，所以讲起来就比较言之有物，我是教书的，做研究的，可能讲起来就比较空洞。
我想讲五点意见：第一点意见，20世纪最后20年，我们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很重大成就，通过改革开放，在20世纪末期把生活水平、市场经济的框架建设起来。
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
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支持了我们30年来的快速发展。
它主要有几个具体因素：1.把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从旧体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不用我多说，我们看一看广东的大地、我们岭南的大地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过去民间是不能创业的，并称之为资本主义为大，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有几千万的民间企业成长起来了，这是支持我们经济快速发展，支持我们经济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
2.原来低效利用的资源，首先是劳动力资源转向比较有效的使用。
过去低就业状态的农民大概将近2亿人转向了城市非农企业，效益得到了提高。
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改革开放以来，相当爱尔兰面积的农村土地转城市了非农使用，使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3.开放。
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两个有力支撑：一个有利的支撑就是，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消费率下降，所以最终需求不足。
吴敬琏：改革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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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 ：美 国经济衰退 一年将致我 国Ｇ Ｐ １ Ｄ 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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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教授的发言-全球经济的重新平衡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做一次交流。
我今天讲的是全球经济的重新平衡，这个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虽然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它的余波好像是渐行渐远，但金融危机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困扰着我们的经济。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它的经济经过了深刻的调整，所以现在美国的经济正在走出谷底，向好的方向发展。
而在金融危机的这几年中间，我们是采取了错误的政策，结果是浪费了一次金融危机，错过了一次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我们现在正在尝到苦果。
当欧美经济逐渐恢复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整个的发展趋势正好是另外一个方向，是逐渐的下滑。
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讲的结构，结构是关键词。
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说引起的，那么这个结构失衡引起的话，你不可能用输血、输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必须要用结构的调整来修正过去的结构失衡。
欧美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由于它比较市场化，所以它进行了深刻的调整，它在逐渐的走出谷底。
大家已经看到了，美国的股市是向好的，美国的失业率正在下降，原因是什么？原因跟政府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跟奥巴马政府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跟美联储的救市活动也没有多大关系，原因是市场机制发挥了作用，市场在自发的进行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到位之后，经济就要恢复。
我们国家正好相反，我们拒绝结构调整，我们害怕结构调整带来的短期痛苦，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延、推迟结构调整，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们现在处于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非常尴尬的境地。
再往下走下去，松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没有多大的执行空间，通货膨胀就会无法收拾。
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银行一直在紧缩货币、紧缩银根，企业逐渐的感到紧缩银根带来的寒冷，企业的贷款逐渐困难。
再往下走，高速度的发展中国经济，单纯的靠宏观政策已经不行了，退也不想往下退，我们可以看到货币政策的紧缩，虽然在不断的进行，但是我认为它的幅度和频率都不够，不足以扭转社会上的和市场上的通货膨胀的预期。
吴敬琏再谈中国改革
吴敬琏再谈中国改革：有些人被改造了被扭曲了2013年10月20日 07:36 来源：凤凰财经作者：刘静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再次成为焦点。
10月19日，吴敬琏、高尚全、张卓元、马立诚、周为民等专家学者，在由中国民生研究院、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主办的内地经济学家“于光远追思会暨于光远经济理论研讨会”上，对中国改革与发展发表了看法。
吴敬琏认为，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坎坷历程，有些人被改造了，被扭曲了，丢掉了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中国的追求。
但也有一批同志，被人们称作“两头针”或者“老派共产党”，仍然坚持当年的追求，站在新时期，反思过去的历程。
比起吴敬琏的叙述，凤凰评论员，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则颇显犀利。
他认为，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很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国企的垄断，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马立诚说，“前国资委主任曾发表言论称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
这种言论与市场经济理念原则完全不相符，南辕北辙。
市场经济要求参与者地位平等，而这种“长子论”本质上是一种等级观念，特权观念，血统观念，极端落后的观念。
以这种观念作为基础与指引，我们的国企改革进展甚慢，问题非常多，这些从近期的中石油事件都可以看出来。
对国企的政策倾斜，鼓励支持国企垄断，采用这种手段来赚钱。
不仅如此，国企亏损时还给予财政补贴。
财政的钱来自纳税人的钱，凭什么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就给国企作为亏损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是无法获得平等的地位。
“国企是‘大阿哥’，民企是‘后娘养的’。
以民办高校为例，这些高校在生源、土地使用、教师评职称等方面面临着融资困难。
这就像李娜对阵莎拉波娃打网球，一上场裁判宣布从0：40开始，李娜为0分，莎拉波娃是40，然后谁先得50分谁胜利。
这个比赛怎么打，没法打。
”马立诚解释道。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国企太多，太垄断，太压迫人，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2003年，中国约有14万家国企，现在还是14万家，并且大部分是中小型国企。
三中全会中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句话
三中全会中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句话【编者按】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三中全会是非常好的改革总体设计和路线图，其中经济改革有两句话是最重要的：第一句话，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另一句话，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吴敬琏表示，建立这样一个市场体系，需要进行七大方面改革，是一个综合性大工程。
这七方面是：第一，明晰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基础；第二，确保不同所有制财产权益得到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第三，市场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包括利率、汇率等等价格的市场化；第四，完善反垄断法，严格执法，消除现在普遍存在行政垄断、地区垄断；第五，按照市场能够办放给市场，社会能办交给社会的原则，理顺市场、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消除各级政府过渡干预和直接进入微观经济活动；第六，建立法制，确保法官独立行驶审判权；第七，改变以事前监管为主，以实质性审批为主的监管办法。
以下为吴敬琏发言实录：吴敬琏：我有三点意见：第一点意见，三中全会是非常好的改革总体设计和路线图。
经济改革有两句话是最重要的：第一句话，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另外一句话，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这两句话是决定对于经济改革的总体部署这一个纲，纲举目张，带起一个网，就有许多条具体的改革措施。
有人说决定里面提出了三百几十项改革的具体要求，三百几十项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刚才我说的这两句话有关，这两句话非常明确的指出了方向，指出了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话，要使市场中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回答了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我们改革要往前走，向哪一个方向？向市场化方向走，还是强化政府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管控这个方向走，这是一个重大的方向性的问题。
许小年：单纯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走到尽头
下面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的发言。
吴老师要求我们讲一讲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我尽可能切题。
实际上我想讲的是这样一个观点：一、中国过去几十年中间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模式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这种模式所能够产生的经济增长已经基本上都该发挥的全发挥了。
如果经济增长模式不再今后的几年中间很快的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放慢是不可避免的。
二、中国经济单纯依靠投资的增长模式是由它深刻的制度原因在里面。
只要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在资源配制方面政府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要素市场要素配制方面甚至扮演主导的角色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能改变。
三、为了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定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特别是推进政府在要素市场的退出。
如果大家都接受这三点我就不用再讲了，但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还要拿出一些数据，做宏观经济分析如果没有数据支持，那就和算命先生、跳大神差不多。
我讲的东西并不是新东西，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2005年经济工作重点，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为什么我们讲单纯依靠投资率的提高推动经济的增长潜力，如果说没有走到尽头，也基本上发挥的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发展史，从1952年开始，我们标出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这条线大家一看就知道，我们投资率从建国初期的百分之10几，提高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分之20几，到现在又提高到了创记录的40％以上。
最后这个数字是估计的，只有统计局数据出来之后才可以。
不管依靠投资率提升增长，这个增长是有极限的，极限就在于储蓄率。
刚才剑阁也讲到了，储蓄率会是对增长的限制。
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的历史中间，投资率是不断的上升，而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平均是10％左右，也就是说为了维持一个10％左右的GDP增长，我们必须不断的提高投资率，而并不是说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相适应，而是要不断提高投资率才能维持10％左右的增长。
吴敬琏：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没有完成
吴敬琏：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没有完成作者：暂无来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中下旬刊》 2013年第9期近日，著名学者吴敬琏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庆典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研讨会上作了“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没有完成”的主题发言，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节点上，如果不能全面地推进改革、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就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下面是他的发言内容。
30多年来我们大家亲历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中国社会从苏联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向能够造就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体制转型的过程。
改革开放促进了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开放称作一次“新的伟大革命”。
他说，“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前进，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科斯在他的《变革中国》这本书里对中国改革开放意义的估计更加全面，提得也更高。
他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个非凡、动人的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属于中国，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世界人民的事业，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
我们30多年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
已经取得的这些进展，也是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不断克服障碍才得以实现的。
上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一个探索、摸索，又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到了80年代的中期，人们普遍感觉到，光是做一些个别的政策调整和体制上的改进是不够的，要有一个全盘的规划，进行全面的改革。
所以从80年代中期到80代末，就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一个当时叫做“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目标不是那么分明，另一方面又碰到了许多阻力。
所以虽然做了很有意义的探索，但是也遭到了挫折。
90年代初期重启了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01993年，也就是我们天则所建立的时候，正是开启改革开放大战役的前夕。
吴敬琏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
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
政府必须下决心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同时管好自己必须管的事。
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因为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我们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中，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目前形成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
从好的方面说，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具体表现为：(1)为过去在“全面专政”体制下被无情压制的私人创业开拓了空间。
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家的民企。
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2)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3)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因净出口需求弥补了消费、内需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
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许小年：权势文化导致中国企业家精神衰落
的 责 任 ，而 非 发 自 内 心 的 自觉 行 为 。 我 造 部 门 将 萎 缩 ， 价 值 创 造 速 度 将 下 降 。 们 在 社 会 上 看 到 裸 捐 者 寥 寥 无 几 ， 日益 流行的则是 ‘ 官 ’” 裸 。
而 且 ， 以 违 法 方 式 进 行 财 富 再 分 配 ， 民
众 自然 会 质 疑 政 府 立 法 和 执 法 的 公 正 性 ， 动 摇 人 们 对 社 会 公 平 的 信 心 。 等 到 民 怨
企 业 家 精 神 衰 落 将 导 致 创 新 力 衰 退
“ 业 家 精 神 在 衰 落 ， 而 权 势 文 化 企
却在 兴 起 ，这 种 趋 势 令 人 担 忧 。 许 小 年 ” 说 ，“ 记 得 大 概 １ 我 ０年 前 ， 在 做 调 查 的
长 ，对 一 个 民族 意 味 着 什 么 ？ 许 小 年 说 ， 意 味着 创 新 能 力 的 衰退 和 社 会 的 动荡 。
增 长 模 式 的 转 变 指 日可 待 ， 中 国将 续 写
令 人 羡 慕 的 ‘ 场 经济 弄 潮 儿 ’ 市 ，变 成 了
‘ 成 分 配 不 均 的 被 抱 怨 对 象 ’ 当 仇 富 造 。 心 理 取 代 了 财 富 尊 重 ，企 业 家 自 然 也 丧 失 了精 神 动 力 ， 回馈 社 会 变 成 了压 力 下
ｊ 向记 者 表 达了 对 中 国企 业 家 精 神 的 担忧 。 前
强 势 政 府 导 致 企 业 家 精 神 衰 落
谈 到 企 业 家精 神 ， 先 要 定 义 一 下 “ 业 家 ” 首 企 。
能够 在 前景 不 明朗 的情 况下 ，组织 资 源开 发和提
供 社 会 所 需 要 的 产 品 和 服 务 ；他 们 以 个 人 的 声 誉
郎咸平引爆“国企改革大辩论”背景故事综述
辩难问诘，求智求真，开辟鸿蒙，穿越时空。
观点的交锋，思想的碰撞，正是挑战思维，淬炼智慧，追求卓越，达成共识的过程。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五四”时代的东、西之辩，都开辟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新纪元。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是前无古人，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共识。
二十五年来的改革历程中，每到关键时刻，每到“十字”路口，都伴随着观点的交锋与论战，新的思想在论战中得以催生，社会共识在论战中得以达成。
2004年的夏天，在台湾出生、在美国求学、在香港执教的著名学者郎咸平教授的文章与言论，陡然引发了关于国企改革的大讨论，一“郎”击起千层浪，拉开了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第一次关于改革问题的社会性大讨论。
在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之后，撇去情绪的喧嚣和炒作之外，迄今为止，这还是一场尚未结束的思想交锋。
它的影响力，覆盖面都已超出了它所讨论的问题本身。
它所激发的、表达的、探讨的、甚至折射出来的学术、利益与使命等问题都已到需要经济界、法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与历史学界等领域认真对待和反思的时候了。
2004年6月以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资。
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
风乍起，搅动一池春水。
从而引发了国内学术界一场大讨论。
郎曾以其独具特色的案例研究方法准确预言了“德隆系”的坍塌而名气大噪。
郎咸平分析认为，海尔集团的曲线MBO、TCL的产权改革存在“侵吞国资”嫌疑。
随后，郎咸平又在不同场合，以《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为题，披露了“格林柯尔系”卷国家财富的手法。
郎咸平根据公开数据分析认为，顾雏军用于其“收购风暴”的资金其实只有9亿多元人民币，而这9亿元换回来的是一些响当当的资产总值共计136亿的企业，其间存在“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以及“不当的压价收购”等嫌疑。
郎并不排除顾雏军的殚精竭虑和运营管理的成效，但是换个角度，则是在国退民进大潮背景下，一个长袖善舞，精于运作的顾雏军。
如何破解国企改革难题
如何破解国企改革难题
吴敬琏
【期刊名称】《集团经济研究》
【年(卷),期】2001(000)011
【摘要】@@ 十五大为发挥企业的作用和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奠定了政治基础.我们的改革到了这一步,大家的认识聚集在发挥企业活力上,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上.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对于它的意义人们
往往估计不足.十五大为我们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作用和调动各种各样的企业家
的积极性奠定了政治基础.
【总页数】2页(P4-5)
【作者】吴敬琏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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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国企改革必须靠严刑峻法
郎咸平：国企改革必须靠严刑峻法
佚名
【期刊名称】《中国总会计师》
【年(卷),期】2005(0)9
【摘要】始自2004年8月与民营企业家顾雏军的“战争”，一年之后以顾身陷囹固而尘埃落定。
在关乎全民利益的国企产权改革问题上，郎咸平依然奔走于国内讲坛，并于9月25日再次以国企改革中MBO为靶子，炮轰了一些人对于国有资产不断消融的“冰棍理论”。
【总页数】1页(P9-9)
【关键词】国企改革;郎咸平;民营企业家;尘埃落定;改革问题;国企产权;国有资产;顾雏军;MBO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79.241;F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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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魁反驳郎咸平：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不容否定
张文魁反驳郎咸平：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不容否定
杨瑞法;姚健
【期刊名称】《经济管理文摘》
【年(卷),期】2004(000)018
【摘要】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成平又一次把目光移向了中国内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接连向中国的一些著名企业，如海尔、TCL以及格林柯尔“开炮”。
这些批评包括海尔成立职工持股会是“曲线MBO”、TCL的产权改革存在猫腻、格林柯尔是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
【总页数】2页(P23-24)
【作者】杨瑞法;姚健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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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央行加息像吃药 想不吃前提是政府别滥发货币
许小年：央行加息像吃药想不吃前提是政府别滥发货币许小年说：“一方面是融资渠道狭窄，另一方面是投资渠道狭窄，两个狭窄撞到一块儿去就产生了今天这个现象，你不紧就通货膨胀，你紧了中小企业又贷不到款，实际这跟货币政策没啥关系，这是只有金融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
”“下半年中央银行的紧缩政策会继续下去，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都要用，但价格工具已经落后于数量工具了，加息的幅度已经落后于通货膨胀，加息的步伐太慢了，要赶快把利率加上去。
而比货币紧缩更重要、更紧迫的是要启动面向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出席网易读书会第二期“反思宏观调控，重申市场信念”论坛时做出如上表示。
数量型工具具有选择性今年上半年以来，为了应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的历史高位，但控制通胀作用尚不明显。
为此，越来越多经济学家提出，央行应该通过更有效的价格工具来抑制通胀而不是一味使用数量工具。
对此，许小年表示，预计下半年中央银行的紧缩政策会继续下去，这是正确的。
他赞成继续使用价格工具，提高利率。
“因为数量型工具都是带有选择性的，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显的选择性，运用数量型工具，被选中的都是大型国企，受到歧视的都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价格型工具一视同仁。
现在的民营利率太低了，上世纪90年代抗击通货膨胀时民营利率有百分之十几，那时候可以做，为什么今天不可以做？至今为止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许小年说。
许小年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都得用，但价格工具已经落后于数量工具了，加息的幅度已经落后于通货膨胀，以至于现在真实利率还是负的，而且负得越来越厉害了“因为通货膨胀的上涨率比央行加息的速度还快”。
这样的话，民间游资肯定会充斥。
“资金不会待在银行，在利率是负的情况下资金怎么会待在银行呢？待在银行，存钱越多，损失越大。
”许小年说。
吴敬琏谈改革30年:停顿和倒退
吴敬琏谈改革30年：停顿和倒退
陶卫华
【期刊名称】《中国民商》
【年(卷),期】2008(000)009
【摘要】1998年纪念中国改革20周年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经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处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感受：“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
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
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总页数】4页(P8-11)
【作者】陶卫华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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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之争”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就在8月28日郎咸平在北京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并公布“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之际，在南方的深圳，吴敬琏、许小年先后发表讲话，回应郎咸平。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全职教授，8月29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南论坛”上，吴敬琏和许小年两位教授结束演讲回答听众提问时，意料之中的“如何看待郎顾之争”引来了吴敬琏的长篇回答，而许小年也针对公司治理结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演讲结束后，《21世纪经济报道》进一步采访了吴敬琏教授。
正确看待国企改革中的问题
记者：如何看待“郎顾之争”？
吴敬琏：最近我也看到了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我不太理解这场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郎咸平教授在过去就曾经提到过德隆的问题，最近又提出了科龙的问题，他说科龙在整个转制过程中，出现了新所有者瓜分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
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无法作出回答，也无法判断郎咸平教授的意见究竟对不对。
而科龙的顾先生已经在香港的法院提出诉讼，我相信香港的司法部门会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记者：郎咸平教授还提出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对此你怎么看？
吴敬琏：这个观点我不同意。
但是他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
我自己也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中纪委的一个干部培训班上作过一个讲话，题目叫《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
其中就提出，腐败的源头在经济制度上的基础，有三种情况：一是寻租，就是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的环境；二是利用市场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健全、监管的不严格等等，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第三种情况就是在经济体制变动、产权结构变动过程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蚕食和侵吞公共财产。
郎咸平教授如果说的是我们在国企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行为，出现了利用权力来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那么我们号召全社会跟这种行为作斗争。
记者：那你认为国企转制中的腐败情况有多严重？如何看待参与转制改革的民营企业？
吴敬琏：刚才还有人说，这是郎咸平教授跟企业界发生的争论，我不赞成这种看法。
难道整个企业界都是盗窃公共财产的吗？恐怕不能这样说，有些人就喜欢把个人行为变成集团行为。
民营企业里面确实有一些是依靠权力等非正常手段的，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
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这个我不赞成。
许小年：对于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学术上确实是做了一些研究。
包括为什么东方的家族企业比较多？东方的公司治理机制有什么新的内容？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从1933年两位美国学者第一次提出公司治理机制以后，学术界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美国式的公司股权结构上，就是有众多的分散的小股东的股权，因此非常强调运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制约管理层，来为股东的利益服务。
其中的一个制约办法就是适度增加股权的集中度，1985年有一个美国学者的文章，就是讲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看过郎咸平教授的一些研究，他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东方之所以家族企业比较多，就是因为东方的法制不健全、信息披露不充分、中介机构不发达，依靠美国式的法律体系来制约管理层的办法在东方可能不是很现实。
另外东方大量出现了大股东，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出现了，这些就是争论的学术背景。
但是再往下走一步，当大股东出现了以后，虽然解决了因为股权分散、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搭便车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开辟了公司治理机制的新战场，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股东与管理层的矛盾转化为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的矛盾。
因为在大股东出现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控制管理层。
在有大股东的时候，往往是大股东和管理层串通一气，伤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在实践中、在监管中，都要有一系列的创新。
我们媒体在报道这些热点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再向前推进一步，告诉公众我们讨论的核心在什么地方，而不要停留在表面上。
学术独立与利益冲突
记者：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在“郎顾之争”中的表现？
吴敬琏：报上有篇文章，标题叫做《经济学家整体失语》。
经济学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啊，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研究来独立的作出结论。
经济学家不是一个集体，所以也没有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啊。
经济学家没有这个责任，说所有的事情我们经济学家来开个会，表决作出集体意见。
如果这样就没意思了，就好像投票似的，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
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还是要有分析，要引导人们去分析。
当然，经济学家有自己的学术上的独立性，如果是郎咸平教授受到压制、受到打击、受到迫害，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公民，都应该发表意见。
至于牵涉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没有研究，怎么能够发表意见？有的评论还说拷问经济学家的良知，不发表意见就是良知有缺失啦？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研究乱发表意见，才更有问题。
记者：郎咸平教授昨天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会前他公布了请而不到的经济学家名单，第一个就是你，你怎么看？
吴敬琏：我今天也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消息。
第一我没有收到这个邀请，第二我也不能说有请必到啊，如果有请必到我就不能做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做研究啦。
郎咸平跟我还是很好的朋友，大概不会这样，也许是我们的传媒想把这个事情说得更吸引眼球一些吧。
记者：那么，请问你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公司利益的冲突？
吴敬琏：郎咸平不是这个公司的雇员，他不会与公司的利益出现冲突啊。
学者按照他独立的研究发表意见，他不会服从哪个公司的利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
但是公司他也有权起诉，如果他认为你是诽谤的话。
许小年：在市场经济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之间在市场上有竞争、有交易、有合作，都在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
这个很正常。
但是在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中间，知识分子、学者应该是超脱所有的利益集团，应该对社会负责。
所以他的独立性、他的批判精神，他的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不光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
股市要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
记者：你如何看待上半年宏观调控的效果？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吴敬琏：有些指标下来了，但我认为也存在问题。
主要的问题就是过分运用了行政手段，因此效率损失比较大。
行政手段要逐步淡出，要强化市场经济的手段。
记者：如何看待股市的现状？
吴敬琏：股市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言论整整有一本书，要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
我就认为一开始建立股市的时候定位不准，要为国企改革服务，在制度安排上有很多问题，所以要从根本上把这些不正确的制度安排纠正回来，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