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述行性的神经语言学解释(中文版)

经济学述行性的神经语言学解释何梦笔摘要：什么使得制度成为一种“现实存在”？近年来在社会学中出现了一个新兴的核心概念——“述行性”（performativity）——一个借自语言哲学的术语。

根据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制度理论，尤其是他的“地位函数”（status function）的概念以及他将遵守规则解释为一种神经生理学倾向（disposition）的观点，我提出了一种关于述行性的神经语言学解释。

设想一种地位函数就是一种述行行为（Performative Act）。

我分两步建立这个神经语言学的架构。

首先，我用借自认知科学的“概念融合”（Conceptual Blending）的概念来分析地位函数，并且对于在金融市场中关于述行性的研究给出经验应用。

其次，我用行为金融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的实际例子来说明有关隐喻的神经理论，然后根据这种理论简要描述基础的神经科学架构。

关键词：述行性（performativity）；塞尔的制度理论；概念融合；市场形成；隐喻的神经理论；神经经济学1. 导论：经济学中的实在状态在最近关于金融的社会研究中，一种研究经济实在的新方法正在兴起（有关综述，参见Preda 2008a）。

经济学中的实在状态绝不是轻而易举地就可以确定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股票市场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毕竟在许多博弈论的概念中，诸如股票市场等经济行为的规律被简化为心理现象，即行为主体的共同预期（例如，Aoki 2001，2007）。

在这种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心灵主义背景下，经济社会学家近来相对应地提出了经济物质性的概念（Pinch and Swedberg 2008），按照这种概念，经济行为是通过物质实体尤其是人工制品来促成的，比如在现代股票市场形成中的股票价格收报机以及其他的“市场装置”（Callon，Millo，and Muniesa，2007；Preda 2008b）。

这种物质性概念包括人（由血和肉组成），主要关注，比如，人在交易场所中的实际安排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比如，Zaloom 2003，2004）。

这种新方法与行为经济学有所不同，因为行为经济学这个研究分支，和神经经济学一样，都是专注于内部的心理状态或者说大脑的状态，这种方法论观点只不过是经济学中由来已久的心灵主义的自然主义版本，心灵主义专注于个体的内部心理状态，但现在被看作大脑的状态。

相反，经济社会学中的新物质主义假定行为是根植于人和物组成的网络中，因此它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传统，比如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Latour 2005；Callon 2008）。

因此，社会学家甚至可能拯救理性的概念，因为他们承认理性行为可能是这些网络的突创特征（emergent property），而不仅是个体理性（MacKenzie，2006 p266ff.）。

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出述行性这种概念来分析人类行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有关综述，参见Callon 2007）。

大致意思就是个体通过与其他个体和实物互动来实现经济实在（perform the economy）。

这种述行性的概念借自普通语言哲学，这种概念出现于为哲学和科学构建完美语言的正式计划失败之后。

在1950年代，哲学家们开始提出一种简单的观点：自然语言不仅仅包括可以赋予真假值的句子，尽管这是完美语言计划的唯一焦点（有关综述，参见Lycan 1999）。

实际上，可以说人类口头语言中大部分话语都是非描述性的，比如发号施令、表达悲伤或者做出承诺。

这种深刻见解在语言哲学中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

其中之一就是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综述参见Green 2009）。

按照这种理论，一类很重要的话语就是述行语，这种话语创造一种社会现实，比如宣布一个国家独立或者在法庭上宣布一种判决。

在本文中我将分析经济学中述行性的概念，这种分析将远远超出最近专注于经济学理论的述行作用（performative role）的著述（比如，MacKenzie Muniesa和Siu标志性的文集，2007）。

我的目标是通过将述行性建立在神经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来完成有关物质主义的论证。

我主张经济实在是根源于神经生理学的行为安排、概念架构和环境中的外部模式的有序集合，语言在制度的形成和维护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语言的这种因果作用可以通过述行性的概念从理论上来理解。

我通过将哲学和认知科学中的现有研究方法和有关述行性的文献相联系从而完成这种理论进展。

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约翰·塞尔（1995,2005）的制度理论，特别是他的地位函数的概念。

我认为阐述一种地位函数就是一种述行行为。

下一步，我将转向认知科学。

我认为述行性的概念必须以一种具体的认知能力为基础，具体而言，这种认知能力就是隐喻。

如果认识到述行性通过将一种事物当作另一种事物来发挥实际作用，就像在婚礼的述行行为中两个“恋人”变成“一对已婚夫妇”一样，前面的概念就很容易理解。

一旦转向了认知科学，就可以信马由缰地思考脑科学在述行性理论中可能的作用。

我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完成这个步骤。

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为第三部分简述的隐喻理论找到相对应的神经关联。

这就引出了从外在论的意义上说述行性是经济现实的一个方面的结论。

外在论是心理哲学的基本立场，外在论假定，就心理/大脑的边界而言，没有内部和外部过程的本质联系，就根本无法理解心理过程。

采纳外在论的观点使得我的论点与近来兴起的神经经济学产生了联系。

从外在论的观点看，神经经济学似乎有着根本的缺陷，因为它只研究个体的大脑。

重要的结论是只有将大脑的思维过程和外部结构联系起来才能正确的理解经济实在，制度就是最基本的例子。

我将用有关行为金融学和金融社会学的观察资料来说明这一点。

2．述行性与制度的自然主义解释2.1 塞尔的制度理论：通过地位函数而创造的依观察者而存在的（observer-relative）事实哲学家约翰·塞尔提出了一种制度理论，这种理论在基于语言学的概念述行性和神经科学之间架起了桥梁。

它明确地以语言分析为基础，同时又阐述了一种比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的丰富的多的社会本体论。

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的自然主义解释（比较Bhaskar 1989；关于自然主义的一般论述，参见Papineau 2007）。

塞尔的理论基础是独立于观察者（observer-independent）的事实和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之间的区别。

一座山是前者的一个例子，而一座神圣的山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

山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而神圣的特征本质上取决于观察者。

一个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只存在于与观察者的关系之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完全主观的。

首先，我赋予山以神圣的地位这种认知状态本身是一个独立于观察者的事实：即大脑的神经元状态独立于任何观察者而存在。

这是自然主义立场的核心观点（比较塞尔2004a）。

其次，我把山当作神圣的这种行为而产生的某些结果可能也是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的，比如当我在这座山的面前驻足，然后改变我身体活动的方向的时候。

尽管一个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是基于一种主观状态（我自己知道并且觉得这座山是神圣的），然而这种主观状态所产生的结果却可以被其他个体所确定，甚至可能产生关于这座山的地位的“科学”共识，就这一点而言，这些结果是客观的。

这正是股票市场所发生的情形。

股票市场是一种非常主观的现象。

交易者经历了各种各样与股票市场有关的情感和认知状态，而且从根本上说股票市场的驱动力——这些交易者的预期——是主观的，就像奥地利经济学传统所坚持的那样。

然而，很显然股票市场也可以通过客观知识来了解，比如有关股票市场运作的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

因此，股票市场既是独立于观察者的事实又是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

如果我们寻找导致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出现的核心的根本原因，语言就是原动力。

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语言包含表象——用某种事物代表另一种事物——的本质功能和如何构建和控制这些表象的规则。

山和“神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包含非常复杂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将神圣的意义赋予了自然的山。

但是，那座山也是神圣思想的表象。

也就是说，在语言中，现实完全被转化成一套通过语义关系相关关联的符号系统。

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产生的关键媒介。

语言在分析方面具有首要性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按照维特根斯坦语言不可能成为人的私有财产的定理（Wittgenstein 1958；综述参见Candlish 2004），语言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意义总是与遵守语言规则的语言使用者集体相关。

这意味着语言使用总是基于某种形式的集体意向。

如果我说出一个句子，从与他人的关系、这个话语真实的意图等方面而言，这种行为意味着思想的一种指向性。

这样一种语言使用只有在预先对这种指向性有非常精确的共同的理解才能成功（有关背景，参见Tomasello，Carpenter，Call，Behne，和Moll 2005；Tomasello 和Carpenter 2007）。

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意味着语言使用只有在基于集体意向的条件下才是有可能的。

用最简单的话说，语言使用的主体从来就不是一个我而总是而且必然是我们。

为了能够成功的交流，意义必然要共享。

正是语言的这种属性将语言事实变成本体论意义上的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因为我们觉得语言好像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某种东西一样，虽然我们可以操控和歪曲语言，但是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必须依靠公认的语言用法。

在塞尔的制度理论中，这种语言的使用可以正式表述为所谓的地位函数（Status Function）。

地位函数具有<在背景C的情况下，X被当作Y>，于是赋予X某种功能。

地位函数以集体意向为先决条件，就像一个集体同意将货币的功能赋予某种纸片的情况一样。

在目前情况下，这种集体意向是如何出现并不重要（关于此内容的详细的哲学论述，参见Tuomela 1995，在经济学的背景下参见Sugden 2000）。

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从演化的角度看，地位函数使人想起与“原初事实”相关的那些功能。

（Searle 1995，p. 55ff）。

就货币而言，早期的货币可能以某些金属的物理属性为基础。

将一张纸当作货币这种可能性源自于相关的地位函数根植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制度组成的复杂的演化体系。

因此，一个大门可能起到阻止外人进入私有住宅的作用，但是一个敞开的大门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便进入——大门潜在的地位函数并没有改变。

如果考虑到地位函数源自于语言本质的递归性的事实(Ingram 2007, p. 33f.)，在制度理论中地位函数的核心地位就是显而易见的。

地位函数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组合和嵌套，就像语言的创造性是无穷尽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