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从_人口红利_转向_制度红利_
形式与政策2022最新国家开放大学专题二答案
专题二
1、近10年来，(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在新发展阶段也将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最大战略支撑。
A.销售
B.出口
C.消费
D.生产
2、中国正实现从人口红利到（）的人口转型，这种转型是由量到质的飞跃。
A.人口缩减
B.资本红利
C.人才红利
D.人口爆炸
3、( )成为全球最早走出疫情影响的主要经济体。
A.中国
B.英国
C.日本
D.法国
4、所谓“Z 世代”，大致是指出生在（）年之后的年轻人。
A.1990
B.2005
C.1995
D.2000
5、未来“新中产”消费中突出的表现是( )。
A.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追捧使其持续增长有了很坚实的基础
B.使用国货潮牌正在慢慢变成新的潮流
C.与老年群体相关的医疗养老、保健食品、金融理财等需求将会增加
D.对名牌产品的追捧
6、从消费群体来看，未来最突出的亮点是三大典型群体：“Z世代”“新中产”和“银发族”。
（）对
错
7、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雁阵”布局中，“头雁”是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
（）
对
错
8、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要素，也是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是一个民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对
错
9乡村振兴的目的是延缓城镇化进程，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
（）
对
错
10、国际大循环是“双循环”的主体，是国内大循环的基础和保证，国内大循环是国际循环的外延和补充。
（）
对错。
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
Ｎ ｏ ． ７， ２ ０ １ ３ Ｓ ｅ ｒ ｉ ａ ｌ Ｎｏ ． １ ８ ９
总第 １ ８ ９ 期
老 龄 化 时代 中国 人 口红 利 向１ 何 处 去
鲁 璐， 任保平
（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 西安 ７ １ ０ １ ２ ７ ）
摘
要： 作 为最具活力的生产要 素， 人 口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不容小觑 。 在收获 了长达三十年的人 口红利之后 ， 中国
、
中 国传 统 人 口红 利对 经济增 长 的贡献
正如 Ｓ ａ ｌ ａ — ｉ — Ｍ ａ ｒ ｔ ｉ ｎ （ １ ９ ９ ６ ） 所 分析的 ， 一个 国家或 地区经
济增长 的实现 ， 是 由初始 条件 、 人 力资本状 况 、 制 度环境 、 资
源禀赋 、 开放程度 、 历史机遇等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对于中 国来说 ， ２ Ｏ世纪 ８ ０年代 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 加速了人 口 红利期 的到来 ， 而改革开放 、 市场经 济制度 的建立 、 公共卫生 事业的进步 、 教育水平 的大幅度 提高 ， 以及提高储蓄 水平的 经济政 策成为 了中国利用人 口机会窗 口的前提条件 。
收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３ － ０ １ — ２ ３
置效率提高 。 具体包括 ： （ １ ） 提高劳动参与率 。 从数量上看 ， 人 口红利期存 在 大量适 龄劳动 人 口 ， 使 得 中国劳动参 与率 在
红利和创造新红利空间， 最关键 的是相 关政策制度的 完善。 关键词 ： 老龄化 ； 人 口红利 ； 经济增 长； 新红利空间； 制度 中图分类号 ： Ｆ １ ２ 文献标志码 ： Ａ 文章编号 ： １ ６ ７ ３ — ２ ９ １ Ｘ （ ２ ０ １ ３ ） ０ ７ － － ０ ２ ３ ５ — ０ ５
国务院关于人口红利的报告
国务院关于人口红利的报告国务院关于人口红利的报告1. 引言人口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拥有适宜的人口红利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人口红利的定义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时，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力资源和市场需求的潜力。
人口红利的产生需要结合人口结构、教育水平、就业机会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3. 中国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过去的人口高度集中在农村地区，而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逐渐增多。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需求。
### 教育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国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进入了劳动市场。
高教育水平的人群更能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的要求，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就业机会的增加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各地区的就业机会逐渐增加。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为大量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也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就业和收入水平提高。
4. 人口红利的意义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可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量的劳动力参与生产活动，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人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 加速科技创新人口红利的利用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条件。
高素质的劳动者更能适应创新型经济的需求，为科学技术的突破和进步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结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力的减少，人口红利的红利效应已经逐渐减弱。
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更加注重人口结构调整、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适应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北大国发院教授、经济学家周其仁作品
书中还提到的一点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在服务业中，个人的能力如笑和亲 切的语言等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这一点我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深刻的体验。无论 是去餐厅用餐，还是在超市购物，我总是会被那些笑容可掬语言亲切的服务员 所吸引。他们的服务让我感到舒适和愉悦，从而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这 些服务上。
周其仁教授在书中还探讨了经济体制如何最大程度地挖掘人的潜力这一问题。 他指出，经济体制的设计和运作需要充分考虑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的能力的启动 和发展。在一个良好的经济体制中，人的能力应该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而不 是被抑制或忽视。
我想说，《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一本值得所有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阅读的 书。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也展示了真实世界中的种种现象和背后的逻 辑。我相信这本书将会对我未来的学习和职业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录分析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家周其仁的 一本著作。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为读者揭示了现实世界中经济 现象背后的真实逻辑。通过对其目录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 主题和内容。
这本书的目录以“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核心，将周其仁教授在书中探讨的 众多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每个章节的标题都紧紧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例如 “机会不平等”、“成本问题”、“制度转型”等等。这些标题不仅具有高度的 概括性，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深入思考的线索。
周其仁教授在目录中对每个章节的内容进行了简洁明了的概述。例如，“机 会不平等”一章，教授通过大量实例和数据，深入探讨了机会不平等的原因、影 响和解决方案。而“成本问题”一章，则从企业成本、环境成本、制度成本等多 个角度，阐述了成本问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概述使读者在阅读目录时， 便能对全书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人民日报任仲平：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
人民日报任仲平：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上）（一）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了。
“中共十八大不仅是中国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世界的大事”，“中国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做出如此判断的，不是国内新闻机构，而是国际知名媒体。
从辽阔的非洲大陆，到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从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到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世界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瞩目中国，关注未来中国的走向。
怎么能不关注呢？过去十年，社会主义中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额双双增长4倍以上，仅近12个月以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外国车就达120万辆。
深陷经济危机泥淖的西方慨叹：“幸好还有中国人”。
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国已是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砝码。
十年之前，“中国崩溃论”风行西方：“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
十年之后，西方历史学家却已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
穿越华尔街的风暴，跨过欧债危机卷起的遍地沉疴，中国再次以自己抢眼的表现告诉那些始终将其视作“异数”的传道者们：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二）这是一条在危机和忧患中开辟与发展出来的道路，也是一条在质疑和挑战中不断突围与突破的道路。
自30多年前，改革开放将这条道路送入世界的视野，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打量。
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曾经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
”当“关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共识，“解读中国”，则像庞大的中国本身一样复杂多元。
这种复杂，不仅因为它开创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改变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单向演进的现代化历程，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也因为在这个占据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创造”、“改变”与“提供”的背后，所必然带来的深刻的变革、剧烈的转型、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嬗变的保障——创新人才培养制度
国社会具有高度刚性的司法程序维护了公民的权利，为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得以公平运作的法治环 科学的方向发展 。 境， 使其得以朝着合理 、 在我国现实的社会诚信制度还不太完善的情况下， 教育公正成为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底线，社会民众对高 考改革的科学性 、 公正性 、 公平性 、 权威性 、 安全性和规 提高司法程序的刚性 、 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因此，
[2 ]
。良好的人口结构比例， 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有效
的经济 、社会政策的推动下，促进了劳动人口的充分就 “人口红利 ” ， 创造 业， 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形成了 “中国制造 ” 了 的奇迹 。 “人口红利 ”并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哪个 但是， 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这一客观必然 。 研究表明，目前 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人口再生产出现了 转型，人口年龄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 高， 65 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1953 年为 4． 4% ， 1964 年为 3． 6% ， 1982 年为 4． 9% ， 1990 年 为 5． 6% ， 2000 年 为 7． 0% ， 2010 年 上 升 为 国家统计局 ） 。 老龄化 8． 87% （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的进程逐步加快，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 。 虽然老 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但这种变化毕 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 ” ， 即经济增长 的一个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美国战略与 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口转变是挑战中 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很可能未富先 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 不仅是我国获 老 。因此， 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 务之急 。未来中国必须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走上人才拉动 “人口红利 ” “人才红利 ” 提升为 。 概括地 型经济之路， 让 “红利 ” 说， 就是从依靠人口数量 、 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 ， “红利 ” 转向依靠人口质量 、 依靠科技创新能力的 。
[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人口红利：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人口红利：人口红利](https://img.taocdn.com/s3/m/5d67b715df80d4d8d15abe23482fb4daa58d1d1f.png)
[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篇一: 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社会影响，人口红利-新的改革“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简言之，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
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什么是人口红利_人口红利-社会影响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1个世界“奇迹”。
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之际，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1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已显现，并且创造积累了国民经济基础。
2000年以后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
10年间，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影响“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
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1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之际，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2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过后的老龄化“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
制度环境改善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
沈春苗，郑江淮
制度环境改善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
但技术进步并非都 是 中 性 的，自 哈 罗 德 和 索 罗 先 后 提 出“劳 动 增 长 型 ”技 术 进 步 和“资 本 增 长 型”技术进步概念以来，技术变化过程中的要素偏向特征就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4］。二战 以来，发达国家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和技能溢价同步上涨的现象引起学者的进一步思考［5-6］，研究发 现其原因是信息通讯技术与技能劳动力更强的互补性特征显著提高了技能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7］。 其中，技能劳动力的大幅供给和跨国公司主导的 GVC 分工格局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文献综述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学者针对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技能劳动力增加和技能溢价同步上涨现 象而提出的解释，其内涵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具有朝着更加有利于技能需求增加和收入提高方向变 动的偏向性技术变迁特征［9］。为何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会呈现出显著的技能偏向性特征呢? 已有 文献强调了技能劳动力大幅增加和南北方经济贸易对其的促进作用。资本品价格持续下降、劳动工 资刚性上涨和以机器设备为载体的物质资本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特征，推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日益 呈现出技能劳动力偏向特征［10］，技能劳动力供给大幅增加导致短期内技能溢价迅速下降，激励企业 追加与技能劳动力更加互补的设备投资，进而促进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发生［7］。GVC 分工背景 下南北方的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技能投资偏向。Freeman and Kleiner［11］基于欧洲数据的 实证研究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显著促进了欧洲国家的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Chu et al． ［12］将离 岸外包纳入存在技术变化方向的南北贸易模型中，考察了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技能偏向性技术变化 的影响，研究发现离岸外包是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影响美国技术创新方向的重要机制。 国内关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我国是否已经发生 SBTC，以及如何促进 SBTC 发展两个方面。关于我国 SBTC 发展现状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总体呈现出了技能偏向性特 征但发展相对缓慢［13］。王俊和胡雍［14］基于 Malmquist-TFP 指数分解，采取线性规划方法针对我国 27 个制造业技术进步技能偏向特征的研究发现，仅部分制造业发生了技能偏向性技术变化，技术进 步的技能偏向没有表现出线性增长趋势，并且高技术产业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技能偏向程度。王林辉 等［15］基于双层嵌套型生产函数构建了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指数，并针对 1979—2010 年我国技术进 步的要素偏向性特征的考察发现，尽管我国技术进步呈现出技能偏向特征但变化强度逐年减弱。现 阶段我国技术进步呈现出物化和技能偏向双重特性，蕴含前沿技术的设备投资高增长是引发我国技 能偏向性技术变化的主要因素［16］，但固有的简单依靠初级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张模式，更多增加的 是对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17］。 关于如何促进我国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发生和发展，国内也有少量文献涉及。杨飞［18］基于 1995—2009 年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提升是促进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进而引致 技能溢价的重要机制。沈春苗和郑江淮［19］将政府采购和消费者购买决策纳入熊彼特式增长模型，
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作者：李光全来源：《商周刊》2018年第09期连绵不绝的“人才争夺战”，是中国发展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然趋势，反映了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下对城市发展竞争的焦虑和紧迫。
“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外国专家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了聚集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人力资源储备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是新动能培育的创新本源。
自去年武汉提出“5年内留住百万大学生”的口号后，许多新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纷纷跟进。
放眼全国，武汉、南京、郑州等20多个城市接连出台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连绵不绝的“人才争夺战”，是中国发展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然趋势，反映了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下对城市发展竞争的焦虑和紧迫。
如何率先打赢新动能培育的人才争夺战，正在成为当下城市竞争的新领域、新重点。
人才争夺战背后是城市竞位发展的焦虑城市间竞争的致胜关键在于人才。
回顾过往、环顾全球，人才的竞争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竞争是国家间、城市间竞争白热化的新形态、新形式。
人才战争改变了世界格局。
世界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的背后，是罗斯福发起的“特殊战争”——人才战争。
二战时，美国攻入德国，把优秀的科学家请回美国，并劝服他们加入美国籍，为美国工作。
这场特殊的人才战争过后，美国成功地集聚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
发达国家的最新实践也表明，以人才为核心的人才创业、产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崛起和发展复苏的关键环节。
人才引致下的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抓手，是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的关键之举。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下的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高水平、高质量的人才供给是原动力、是关键点，是决定性因素。
一方面大量年轻的高学历人才进入，既能优化城市的人口结构、延缓城市老龄化，又能增强城市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聂辉华(Huihua NIE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简历个人资料聂辉华（Huihua NIE）出生 1978年籍贯江西省崇仁县职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组织经济学E-mail niehuihua(at)个人网站白鲨在线（）通信地址100872，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工作经历2013.7－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破格晋升）、博士生导师2013.5－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2009.7－2013.6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2006.8－2009.6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教育背景2003.9－2006.7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2001.9－2003.7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硕士（提前1年毕业）1997.9－2001.7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学士海外研修2013.7－2013.8 英国Cranfield大学管理学院2009.9－2010.8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导师为Oliver Hart教授）社会服务2008.8－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和《世界经济》等一流期刊匿名审稿人奖励/荣誉湖南科技大学“湘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2014-2015）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2013，国家“万人计划”）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2012）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1）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8，理论经济学类唯一）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7）中国人民大学标兵班主任（2006－2007学年）《新京报》“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荣誉称号（2013年）发表论文主要论文Jiang, Ting, and Huihua Nie, 2014, “The Stained China Miracle: Regulation, Corrup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Economics Letters, 123(3): 366-369 (Available at /10.1016/j.econlet.2014.03.026)Nie, Huihua, Minjie Jiang, and Xianghong Wang, 2013,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1(4): 995-1011 (Available at /10.1016/j.jce.2013.04.002)Nie, Huihua, 2013, “Holdup, Property Rights, and Reputation”, Economic Computation and Economic Cybernetics Studies and Research, 4: 259-274 (SCI/SSCI) (Available at SSRN: /abstract=2385127)Nie, Huihua, and Jinbo Li, 2013, “Col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a Mode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1(2): 18-39 (Available at SSRN: /abstract=2278735)杨瑞龙、王元和聂辉华，2013，《“准官员”的升迁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管理世界》，第3期，23-33Li, Jinbo, Huihua Nie, 2012, “Confucian Filial Piety, Economic Growth and Divergence among Civilization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3(4): 69-88. (Available at /abstract=2196400)聂辉华，2012，《最优农业契约与中国农业产业化模式》，《经济学季刊》，第12卷，第1期，313-330聂辉华、江艇和杨汝岱，2012，《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第5期，142-158李金波、聂辉华，2011，《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岔》，《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41-55聂辉华、贾瑞雪，2011，《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世界经济》，第7期，27-42聂辉华、蒋敏杰，2011，《政企合谋与矿难：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第6期，146-156Nie, Huihua, Mingyue Fang and Tao Li, 2010,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 Firm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5(3): 445-463 (Available at SSRN:/abstract=1712746)方明月、聂辉华、江艇和谭松涛，2010，《中国工业企业就业弹性估计》，《世界经济》，第8期，3-16李金波、聂辉华和沈吉，2010，《团队生产、集体声誉和分享规则》，《经济学（季刊）》，9(3): 941-960聂辉华、方明月和李涛，2009，《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东北地区为例》，《管理世界》，第5期，17-24聂辉华，2008，《制度均衡：一个博弈论的视角》，《管理世界》，第8期，158-167聂辉华、谭松涛、王宇锋，2008，《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基于中国企业层面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7期，57-66杨其静、聂辉华，2008，《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基于文献的一个思考》，《经济研究》，第3期，43(3): 99-114聂辉华，2008，《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一个带有不对称信息的敲竹杠模型》（博士论文Part II），《经济研究》，第2期，43(2): 132-143聂辉华、李金波，2006，《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季刊）》，6(1): 75-90聂辉华，2006，《取消农业税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影响——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世界经济》，第8期，71-78杨瑞龙、聂辉华，2006，《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博士论文Part I），《经济研究》，第2期，41(2) : 104-114聂辉华，2004，《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管理世界》，第12期，146-153 聂辉华，2003，《企业：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硕士论文Part II），《经济研究》，第8期，39(8): 64-69其他论文党力、聂辉华和尹振东，2014，《大部制还是小部制：不完全契约的视角》，《世界经济文汇》，第5期聂辉华、王梦琦，2014，《政治周期对反腐败的影响——基于 2003-2013年中国厅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证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吕冰洋、聂辉华，2014，《弹性分成：分税制的契约与影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7期聂辉华、张彧、江艇，2014，《中国地区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国软科学》，第5期聂辉华，2014，《腐败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金融评论》，第1期郑辛迎、方明月和聂辉华，2014，《市场范围、制度质量和企业一体化：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郑辛迎、聂辉华，2013，《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期。
王乐夫《公共管理学》配套题库【名校考研真题＋课后习题＋章节题库＋模拟试题】
目 录第一部分 名校考研真题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728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728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详解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728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728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详解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728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728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详解2013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81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2013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81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详解2011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81行政管理学考研真题2011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81行政管理学考研真题详解2013年华中师范大学802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回忆版）2013年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13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2013年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13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含部分答案）2012年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13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2014年湖北大学707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回忆版）2013年湖北大学707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回忆版）第二部分 课后习题第1章 导 论第2章 公共管理的理论发展第3章 公共组织第4章 公共领导第5章 公共政策第6章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第7章 公共预算管理第8章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第9章 公共危机管理第10章 公共管理技术与方法第11章 公共管理规范第12章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第13章 公共部门改革第三部分 章节题库第1章 导 论第2章 公共管理的理论发展第3章 公共组织第4章 公共领导第5章 公共政策第6章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第7章 公共预算管理第8章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第9章 公共危机管理第10章 公共管理技术与方法第11章 公共管理规范第12章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第13章 公共部门改革第四部分 模拟试题王乐夫《公共管理学》配套模拟试题及详解（一）王乐夫《公共管理学》配套模拟试题及详解（二）第一部分 名校考研真题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728公共管理学考研真题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科目代码：728科目名称：公共管理学一、简答题1公共性的价值。
福建省龙岩2023届高三第三次模拟政治试题(解析版)
②既坚持中国现代化 正确方向，又不断变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
③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④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又不断调整优化全心全意服务的对象
A.①②B.①③C.②④D.③④
【答案】B
【解析】
【详解】①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都是守正的体现，不断推动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都是创新的体现，①③正确。
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
【答案】A
【解析】
【详解】①②：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和习近平，资料中能够反映的共同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①②符合题意。
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③错误。
③2022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稳定
②2022年我国消费市场稳中回暖
④2022年我国企业发展面临较大压力
A.①③B.①④C.②③D.②④
【答案】C
【解析】
【详解】①：由材料并不能推出物价是下降的，①排除。
②③：由材料可知，CPI稳定，说明2022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稳定，2022年我国消费市场稳中回暖，②③正确。
③：从有关“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净收入、人均财产净收入、人均转移净收入”的数据来看它们都在增加，这说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③正确
④：财产性收入属于初次分配，而不是再分配，排除④。
故本题选C。
6.“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决不能荒腔走板、变味走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谆谆教诲，既敲响了警钟，又明确了方向。习总书记的教诲意在强调（ ）
以人才红利推进教育强国：老龄社会下的大学育人系统革新
老龄社会下的大学育人系统革新邓 磊 葛信勇培养人才是大学的基础功能，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大学构成高等教育体系，共同承担培育高层次人才的社会使命。
大学随社会而变，经济发展与人口变迁是社会进步的核心指标，也是促使大学育人系统革新的底层逻辑。
自1999年起，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至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2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跨越至普及化阶段。
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爆发式增长，但新生人口持续下降，老龄人口占比激增。
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自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我国人口出生率曾短暂上升，但自2018年起又转头直下，呈断崖式下跌趋势。
2022年，我国新生人口956万，远低于同年普通高校1 100多万的新生录取人数。
根据近年来出生率和初婚人数的变化趋势，未来数年新生人口可能下降到700万以下水平；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继续扩招，即将走向全面普及。
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口老龄少子化不期而遇，“通过教育形成的各种知识和能力为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得多”[1]。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首次将人口问题升格至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与人民世代福祉的战略高度[2]。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4]。
通过大学育人系统革新来充分发挥人才红利，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举措，也是推进教育强国战略的必由之路。
摘要:人口是教育的根基，教育影响人口再生产，二者相互制约、循环向前。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近年来继续上升。
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占比持续增加，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口结构老龄化不期而遇。
三维人口红利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可持续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如环境污染、 资源浪费和人口老龄化等。因此，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变得尤为重要。
资源环境基础
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基于可持续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这包括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只有通过可 持续的资源环境基础，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三维人口红利视角下中国经济 增长的策略建议
发挥人口质量红利的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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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育水平
投资于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知 识水平，培养高素质的人 才。
鼓励创新
建立良好的创新环境，鼓 励科研和技术创新，提高 国家的科技实力。
推动产业升级
引导和支持企业向高附加 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转 型，提升产业竞争力。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建立经济增长与人口因素之间的计量模型，通过回归分析、 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分析人口红利效应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
三维人口红利视角的理论基础
人口红利的定义
人口红利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 的差异，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从而为社会经济发 展带来正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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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人口红利的可持续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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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人口红利视角 02
健康状况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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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统的二维人口红利（劳动力数量和 抚养率）外，还应考虑第三个维度——人 口素质的提升。人口素质包括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和技能水平等方面，对经济增长 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中国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之间的关联
中国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之间的关联文章标题：探讨中国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之间的关联中国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一直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人口红利如何与人才红利相互关联，已成为业内人士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深入探讨这一关系，以期能够为读者理清思路，深入理解这一课题。
一、人口红利的形成与特点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红利一直被认为是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不仅劳动力规模大，而且年轻化程度高，这为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趋势逐渐显现，人口红利的优势逐渐减弱，为此，人才红利开始成为引起关注的焦点。
二、人才红利的崛起与作用人才红利是指优秀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转型，人们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尤其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他们的创新意识、专业技能和科研能力，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的优化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才红利也逐渐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三、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的内在联系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并共同推动着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人才的来源主要还是来源于广大的劳动者。
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使得人才资源的利用和培养更加重要，提高人口素质和劳动力的素质将更有利于人才红利的释放。
如何充分释放人口人才红利成为当前国家相关部门极为关注的问题，大量工作正在进行。
人口的红利将逐渐减弱，人才的红利将更需要我们积极的开发和利用。
企业更需要以创新的方式来培养和吸引人才，政府更需要更加合理的政策和制度来引导和释放人才红利。
总结回顾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是国家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只有合理的引导和利用好这一“红利”，中国经济才能保持持续稳健增长，并能够更好地应对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变化。
中国的人口问题老龄化与人口红利的转变
中国的人口问题老龄化与人口红利的转变中国的人口问题：老龄化与人口红利的转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人口红利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红利正在逐渐转变。
本文将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重点关注老龄化现象及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人口老龄化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将变得极其严重。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老年人口的增加将给社会养老保障系统带来巨大压力。
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老年人口对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的需求也将大幅增加，而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将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的局面。
其次，老年人口增加将对家庭和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老年人口通常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和护理，这将增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另外，由于老年人口的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供需失衡的问题，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最后，老年人口的增加也将对社会文化带来一系列影响。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尊敬老人和尽孝是重要的价值观念，但老年人口的增加也可能导致多代同堂的问题，给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带来一定的压力。
二、人口红利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人口红利一直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为中国各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红利正在逐渐转变。
首先，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紧缺。
由于老年人口的增加，年轻人口的数量正在减少，这将导致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尤其是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紧迫。
其次，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带来新的市场需求。
老年人群体通常对养老服务、医疗保健、旅游等产业有着巨大的需求潜力，这将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最后，人口红利的转变也将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由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中国企业将更加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自动化来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一个文献综述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一个文献综述郭友群;潘琦【摘要】The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is roo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has come and the demograph- ic dividend is about to disappear. As a result, we must obtain demographic dividend extension to turn quantitat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to the "quality-oriented" demographic dividend throug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o as to provide lasting power for future economic growth.%民工荒的根源在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安排来获得人口红利延伸，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年(卷),期】2012(023)006【总页数】4页(P31-34)【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民工荒【作者】郭友群;潘琦【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州510545;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72.92一、问题的引出2004年，媒体上第一次出现“民工荒”这个专有词汇，但当时炒作的话题主要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相互“抢人”的问题。
到了2010年，第二轮“民工荒”不仅愈发严重，提前到来，更是呈现了扩散之势——这种现象甚至已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传统劳务输出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少内陆省份推进，因而，相关的纷争也变成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抢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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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聂辉华 邹肇芸
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制度创新曾经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由于近二 十年制度创新减缓，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 式，这与既定的政策目标是冲突的。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面临多种因素的 制约。即便在短期内继续拥有人口红利，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中国 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会低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期，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低于 贸易前的福利水平。中国必须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获得“制度红利”，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式增长的代价
在驱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生产要素中，人口的贡献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中 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3.7 亿人口，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禀赋， 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 人口（15~64 岁）占总人口的比重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上升，并将在 2015 年达到峰值（9.98 亿）。[1]庞大的劳动人口减少了中国社会的抚养负担，同时为经 济发展输送了大量生力军，因此构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蔡昉等以人口抚养 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发现在 1982－2000 年间人口红利对 GDP 增长率的 贡献占 26.8%。[2]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乡镇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重要成分被允许进入市场时，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涌入乡镇企业，促进了 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然后，在 90 年代，当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时，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里，成为“农民工”，促进了城市繁荣和中小民营企业的
关键词：人口红利 制度红利 中国模式 粗放型增长 制度质量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种：粗放式增长方式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和集约式增长方式（intensive economic growth）。粗放式增长主 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来实现产出数量，而集约式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 步和创新来实现产出数量。一个共识是，从长期来看，粗放式增长模式是不可持 续的，因为它投入－产出的效率低、资源消耗多，可持续的增长必须依靠集约式 增长模式。中国政府较早地预见到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并且将其作为
国家
中国 日本 美国 全世界 中国排名 中国/世界
表 1 世界主要国家能源使用量
能源生产量 2008 年 1993.3 88.7 1706.1 12356.8 1 16%
能源使用量 2008 年 2116.4 495.8 2283.7 11897.3 2 18%
能源使用增长率% 1990－2008 年 5.1 0.6 0.95 1.8
但依靠人口红利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人口红利即将消 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将在 2015 年开始下降，而超过 65 岁的老龄人口数量则将一直增加到 2030 年左右。这 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很快就要开始减少。根据联合国的标准，65 岁以上老龄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即意味着老龄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 2000 年刚好进入老龄社会。此后，老龄人口比例一路攀升，2009 年达到 8.5%。 按照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2015 年中国的老龄人口比重将达到 10%左右。除了劳 动人口的绝对数下降，劳动人口的相对数也在下降。伴随农业税的免除以及农村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推广，再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 成本明显上升，这导致了连续多年的“民工荒”。[2]总体上看，劳动力的供给增长 速度低于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工资成本正在上升，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3]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力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正在递 减，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人口红利。[4]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即 20 世纪 80 年代，制度创新驱动了中国经济 的快速增长。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 1982 年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个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商品市场和中小型制造业迅速繁荣 起来。在城市，“包”字进城了，国有企业开始了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改进了 国企效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岛先后被划为经济特区，大连、秦皇 岛、天津等十四个城市被划为沿海开放城市，一个由外向内辐射的经济开放格局 初步形成。然而，经过了喧嚣的 80 年代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陷入了瓶颈，无 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在深水区跋涉，制度创新缓慢。回首过去的二十 年，除了加入 WTO 等少数案例，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堪与联产承包责任制或经济 特区相比的重大制度创新。出现这种“改革疲软症”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路 径是“先存量改革，再增量改革”，即先改容易改的，再改难改的。因此，随着 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成本是递增的，改革的步伐自然放慢了。而且，原有的制度 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也体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技术特征。
[2] 秦晓：“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中国改革》， 2011 年第 1-2 期。 [3]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 年第 4 期。 [4]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经济研究》， 2007 年第 10 期。
[1] United Nations, “The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esa/ population/unpop.htm, 2009.
[2] Cai, Fang, and Dewen Wang,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in Garnaut and Song, eds.,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5.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 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5.8 82.1 25.3
说明：（1）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indicator）；（2） 能 源单位为百万吨石油当量。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2] 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王莉：“所有制形式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2002 年第 3 期；黄勇峰、任若恩：“中美两国制造业 TFP 比较研究”，《经济学（季刊）》，第 2 卷，2002 年第 1 期。 [3] 董直庆、王林辉：“我国经济增长来源——来自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经验证据”，《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第 50 卷，2010 年第 4 期。
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 6 期 125
聂辉华 邹肇芸
作用在下降，而物质投入的作用在上升，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更加明显。无论 是资本的投入还是劳动的投入，都与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息息相关。
毫无疑问，至少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我们发现既定的政府政策与实际的政府 政策在目标上是冲突的。如何理解粗放式增长和集约式增长方式这两种政策目标 的冲突？如何走出这种冲突的困境？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首先分析了中 国经济依赖粗放式增长模式的原因，即资源禀赋（人口红利）、国内环境（改革 路径）和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并指出了粗放式增长的长期代价。然后，我 们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证明，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那么即 便存在人口红利，中国也未必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这将阻碍长期经济增长。最 后，我们提供了中国增长模式走出粗放式道路的政策选择，即通过深化政治和经 济体制改革，提升制度质量，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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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发展。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1]的真实写照。人口红利的更重要角色体现 在它塑造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人口多意味着，在国际贸易中，中 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再加上人均收入约束了国 内消费市场，于是中国明智地选择了“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劳动人口多不仅 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意味着储蓄率很高，这使得政府掌握的资本具有相对 较低的成本，在赶超战略的驱动下，这两点结合就形成了支持出口替代战略的粗 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和扩大投资规模来实现经济 快速增长的道路。换言之，人口红利、出口替代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构成了一 个三位一体的均衡。因此，尽管早在 1987 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的理念，但是这一“根本性转变”至今没有完成。
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 6 期 127
聂辉华 邹肇芸
间，中国的平均能源使用增长率迅速提高，远超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对比 1990 年，中国已经从能源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粗放式增长导致能源短缺 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南方连续多年缺电。2011 年春季，中国共有 11 个省份缺 电。[1]此外，中国消耗的铁矿石、煤、铅、锌、铝、铜、镍等重要原材料数量占 全世界的 1/3～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