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烟

父亲与烟
高耀明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经常会浮现在脑海里。

他那瘦弱廋弱的身躯，满脸皱纹但围成笑模样的，总是和夹在手指之间那支袅袅升起的蓝烟联在一起的。

要论烟，姑且就叫纸烟吧，因为是那种最廉价最普通实在很难称得上是香烟。

但食指和中指总是熏得焦黄焦黄的。

每当银屏上著名歌手刘和刚动情的一首《父亲》响起，我的鼻子就会发酸眼泪就会情不自禁的涌上眼眶。

父亲嗜好抽烟，他的一生是在袅袅蓝烟中度过的。

那蓝烟中究竟饱含着了多少父爱，实在难以估量。

作为他的儿女，“央求他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父亲1927年出生于一个庄稼搅买卖的家庭。

姊妹七个，他是老小。

上面几个都是姐姐。

爷爷老来得子，父亲应该是娇生惯养的。

可父亲没那个命。

刚7岁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

后来爷爷娶了后妈。

爷爷常年在山东做买卖，所以父亲的童年是在继母和姐姐们的照顾下长大的。

高姓家族算得上是村里的大家族，但爷爷年迈，家里又一群女孩，父亲又小，所以处处受人小瞧，办事看别人眼色行事。

父亲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性格总显得战战兢兢谨小慎微。

好在继母没生过孩子，嫁过来后一直把父亲当做亲生儿子看待。

男儿十五夺父之力。

那年，爷爷告老还乡。

先是在山东父亲做过的柜上做买卖，后来又跳槽到了北京，在同乡开的颜料行当起了学徒。

还没等站稳脚，平津战役就打响了。

整个北京城被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人心惶惶根本无买卖可做。

父亲为了吃饭，就在那时当了傅作义的兵。

不到两个月就随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的行列。

至今我还保留着父亲的起义证。

因为那是父亲历史的见证。

后来命运跟父亲开了个玩笑，神使鬼差的结束了前途无限的解放军生活，回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那时的男人们差不多都抽烟，可以说是成人的标志。

我不知道父亲是那一年学会抽烟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抽烟。

当稍懂人事的时候，就看见父亲再抽烟。

再大一点儿，觉得父亲抽烟很骄傲。

因为其他小伙伴的大人抽的是皮烟。

皮烟是自己家里种出来的烟叶炮制而成的。

抽的时候要用烟斗抽，烟斗杆上拴着装烟的小袋子。

别看烟袋小，在当时那可是女人展示手艺的地方。

心灵手巧的女人总要在烟袋上精心绣一些好看的图案。

还有那些暗中热恋的青年男女，烟袋也是姑娘表示心意的地方。

她会把暗示心意的图案，向鸳鸯戏水等图案绣在上面送给自己的心上人。

烟斗有大有小，小的抽两口口就得重换烟。

更要命的是冒出来的烟很难闻。

那时看村里人差不多都抽这种烟。

父亲在外工作，抽的是商店里卖回来的纸烟，纸烟外面包着漂亮的烟盒。

烟盒分两层，里衬分两种：普通烟包着的是中间涂着油的劣质纸；质量好的抱着的是银光闪闪的锡箔纸。

烟盒方方正正，里面整整齐齐装着两头金黄外边用雪白纸裹着的烟卷。

那时父亲常常穿着中山装，烟盒就装在上面的小口袋里。

那时父亲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抽烟。

这时父亲略带疲倦的神色，坐在椅子上，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热茶，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不慌不忙的用火柴点上，深深的吸上一口，疲惫的脸上顿时浮出惬意的笑容。

过去农村没有什么儿童玩具，拍“三角”就是其中的一种。

三角就是用烟盒纸叠成的，越好的烟盒叠出来的三角越珍贵。

那时父亲常抽的烟是“火车”“大婴孩”“风竹”等牌子的烟，大概价格在两毛左右。

偶尔也抽比较高档的“前门”“哈德门”牌子的烟，那烟大多是招待客人或过年过节用的。

那时我总盼着父亲回来，不为别的，因为父亲回家就可以得到抽空了的空烟盒。

父亲知道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给孩子们，即使在单位上，也总是把抽空的烟盒结存起来。

有时还会把同事的空烟盒也收集起来。

所以父亲每次回家，我就会有丰厚的收获。

第二天就会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

看着小伙伴们投来羡慕的目光，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那时物资供还比较紧张，即使普通的烟卷，有时也会缺货的。

不过父亲总会想办法买点儿，千方百计不让断档。

有一次父亲还从省城贩回几条火车牌烟。

他是晚上回来的。

一进门就掩抑不住脸上的笑意。

顾不上喝一口水，先把那几条烟像宝贝似的存放平时放贵重物品的柜子里。

即使这样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还是我给他们救得急。

那一年过了中秋节。

母亲安排我和父亲去看亲戚。

这时父亲已调到县文教局工作，平时不回家。

我是头一天拿着中秋月饼到父亲机关的，准备第二天随同父亲一齐去。

谁知第二天雨就下个不停。

这样我就不得不在他的机关上住了下来。

雨一直下个不停，我每天在机关大院窜来游去。

那几天，整个单位都断了烟。

烟瘾发的个个实在难忍，常那我开玩笑。

机关大院是过去的县衙，人称“红大门”里。

一天，我逛到原来的县大堂院，猛然发现砖砌成的甬道边长着一颗翠绿的小烟苗，大概有一尺多高，长着六七片圆圆的烟叶。

我是村里的孩子，当然认识这种植物。

于是我连忙连根将这株长的正旺的烟苗拔起来，踏着雨水给父亲送回去。

父亲同办公室的人都是铁杆烟民，还没等父亲动手，他们就拖过一张旧了的报纸，将那颗烟苗包了起来，送到厨房去烘烤。

当屋顶的电灯亮起来的时候，嫩嫩的烟苗已经被烤干。

于是大家立即动手抽了起来。

顿时办公室飘起浓浓的烟味，明显带着一股独特的青草味。

那些年，是父亲最快乐，最舒心的几年，也是工作最有成效的几年。

抽一口吐出来的烟还是蔚蓝蔚蓝的，直直的在空中停留好长时间都不愿散去。

父亲写的有关农村扫盲工作的通讯报道也不断见诸各级报纸。

二
随着弟妹们的相继来到人世，父亲肩上的生活担子一天比一天沉重。

那时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生产。

因为父亲的原因，我家属于“经济来源户”，吃粮需要向队里交现金。

当时父亲是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工资仅有30多元。

后来调到县文教局工作，工资涨到41元。

这个数差不多挣到父亲离世。

全家包括奶奶六七口人，尽管粮价再低，每斤也得一毛钱。

另外还有家里的日用开销，还得供我们几个读书。

日子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母亲把缝补浆洗包括给我们几个椎绑纳底做鞋等做不完的家务活儿，尽可能的安排到晚上，像钉子一样挤出时间参加队里的劳动。

虽然差不多在妇女里是挣最多的工分，到年底分红结算，我家还是亏款户。

这时父亲就会口袋里装着纸烟，挨门找队里的分红户接账，把欠队里的钱转到分红户名下，过后再还给人家，实际上是在举债度日。

一般情况下，经济来源户是不能亏集体的。

除了经济上的负担不断加码外，体力活儿也不断加重。

父亲是“老生子”，本来就先天不足。

长大后又一直从事脑力活儿，也就是村里人说的“没受过苦”。

而现在不得不应对一次又一次的重体力劳动。

首先是秋天分红薯分大宗秋菜，像胡萝卜白菜等。

这些东西都种在离村子较远的地块。

白天队里人把红薯、胡萝卜等刨起来。

下午再人一家一户分好。

到往回搬的时候天就暗下来了。

这种活儿对于有强劳力的人家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但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那就是一次汗水和毅力的洗礼。

我家人口多，分的东西也多。

那时没有搬运机悈。

全靠人担肩扛。

每逢这样的日子，父亲总是想办法要赶回来，来个全家总动员，我和弟弟抬，妈妈有时也帮助扛。

像蚂蚁搬家一样，等我们把队里发的东西全部拿回来，地里几乎就空无一人了。

这时上气不接下气的父亲总是蹲在窑洞门口，一支又一支的抽烟。

看着父亲疲劳的几乎要瘫坐在地上的样子，我似乎领悟到了村里人说的“吸烟解乏”的作用。

不过第二天早晨，总会被父亲一阵的急促的咳嗽声惊醒。

家里分了自留地，种地的担子主要当然在父亲的肩上。

每逢星期日父亲就会像左邻右舍的男人一样，扛着农具下地。

春种秋收样样不落。

这时父亲在地里劳动累了，也会席地而坐，点上一支烟，香喷喷的抽起来。

看着烈日下父亲汗流浃背锄地的样子，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起课本上刚学会的那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让我最
不能忘的是那次扛糜子。

那年是村里最困难的年头。

几乎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

“刨个坡坡，吃个窝窝”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一句语俗。

上边的政策也有了松动，这时也派上了用场。

生产队为了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

便把队里难以管理耕种的小块地分给分给各家各户种，打下的粮食归自己。

我家也分到一块。

地点在离村子二里多地叫“庄河沟子”的地方。

庄河沟是一条长长的浅沟，沟不深也不宽。

分给我家的大约有一分多地。

分到地的时候节令已到了夏至，只能种点“糜子”一类的小日月庄稼了。

父亲抽时间种上软糜子，软糜子种子黄黄的，亮亮的，像一粒粒珍珠。

那一年后半年雨水多，所有长得很好，足有一人多高，糜子穗沉甸甸的压弯了腰。

收割的那天，是星期六的下午，父亲回来的有点晚。

到地里的时候太阳已经不高了。

其他家都收割完了，整条沟里孤零零的仅剩下我家的。

秋天的下午时间短，等我们割完糜子，天就完全暗下来了。

父亲坐下来，抽了一支烟。

割下的糜子足足一大捆，父亲一个人拿不上。

再我的要求下，父亲给我捆了一小捆。

就这样剩下的还不少。

捆起来的时候，父亲弯下腰费了好大劲，试着扛了几次都直不起腰来。

最后还是我帮着先移到旁边的地塄上，这才扛上了肩。

父亲体重刚过百斤，看样子糜子的重量远远超过父亲的体重。

上路了，周围已经是漆黑一片，只有头顶的星星在一闪一闪的眨着眼。

微弱的星光下，父亲扛着一大捆在前边走，我扛着一小捆跟在后边。

就这样，父子俩在田间的小路上慢慢的移动着。

走了好久好久，父亲的脚步停了下来，原来是遇到了一处一人多高的地塄，父亲就势把肩上的糜子放到地塄上。

其实我早就坚持不住了，只是碍于父亲，周围又是黑压压的有点瘆人，实在不敢停下来。

见父亲放下糜子，我也赶忙扔在地上。

所不同的是父亲是轻轻放下，我是扔在地下。

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样做糜子是会脱落的。

当时，父亲没有责备自己，只是赶忙抽起了烟。

抽了一支又接上一支。

空旷的田野里，远处不知名的小虫在发出带有哀怨声的鸣叫。

旁边，一明一灭微弱火光中，父亲疲惫的面容一闪一闪的出现在眼前，手中的烟头在晚风中微微颤抖。

这样么永远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那时，我多么想一夜之间就长大呀！
三
文革打断了我的上学路。

学校停课只能回村劳动。

我似乎是一夜长大了，也一下子减轻了父亲的体力劳动负担。

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恶化，父亲的思想负担却是与日俱增。

对父亲当头一棒的打击就是家庭成分的“升级”。

那时的家庭成分决定着一家人的命运。

本来土改给我家定的成分是中农。

村里搞“四清”，其中有一项就是复议阶级成分。

按说我家在村里祖祖辈辈不得罪任何人，按当时情况的也完全符合中农的条件。

可就有那么几个掌权人，意识中总想欺负人。

父亲是个小学教师，无权无势又善良。

家里女人小孩出不了头。

那时我还上学。

再加上没有红的发紫的靠山。

找了几条莫须有的条件就把我家的成分突然升级为“上中农”。

那个时代，上中农（也叫富裕中农）是个特殊的符号，它介于红与黑之间，社会地位很尴尬，既不是依靠的对象，又不好说是团结的对象。

是被边缘化了的一个群体。

那时候的文艺作品里，常常把“上中农”当做落后的代名词。

像电影《青松岭》中的“钱广”，小说《艳阳天》中的“弯弯绕”。

无一不给人丑陋的感觉。

父亲考虑到儿女们的前途，碰破脑袋也想求的一个公正的待遇。

那些日子里，父亲揣着平时舍不得抽的好烟，求爷爷告奶奶的挨家找那些“贫协会”的头头们。

别看平日里见面满脸堆笑，其目的是免费衬父亲递上去那支烟。

如今这些“叔叔伯伯们”就不一样了，这其中也包括多年来父亲三块五块接济过的本家伯伯们。

他们一改往日热情和微笑，脸上变得一本正经起来了。

不是推诿就是说那些不知从那里学来的“官腔”。

那些日子里，父亲总是垂头丧气的样子。

回到家里就抽闷烟。

有时烟头烧
到手指了还浑然不知。

父亲的预感很快就被现实验证了。

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是我。

那年我报名当兵，体检合格。

当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珍宝岛战斗硝烟还未散尽，准备打仗的形势逼人。

本以为这时当兵就可以逃出家庭成分的阴影了。

可没想到政审不合格，原因就是因为家庭成分是“上中农”。

也就是说，头上戴上这顶无形的“灰色”帽子，连为国家上战场卖命的资格都没有了，这是多么的可悲啊。

对初踏入社会的我无疑是当头一棒。

父亲通知我这无情的消息的时候，脸上充满歉意和愧疚。

这时我才发现，父亲夹着烟卷的手在不停的颤抖。

父亲年青时曾有过颤抖的毛病。

那是在解放北京的时候，他当时是傅作义的兵。

一天他在营地上厕所，突然墙外落下一颗解放军的炮弹，吓了个半死。

好在炮弹没炸。

从此就落下两手紧张就颤抖。

后来生活安定了，父亲也就不再犯了。

当严冬过去，久违的春天在次来的人间的时候，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丝毫不顾自主病疴缠身，义无反顾的把刚刚高中毕业的三弟送到部队。

了却了他沉积多年新心愿。

我的当兵事件仅仅是父亲厄运的开始。

随着阶级斗争的风浪甚嚣尘上，父亲当过三个月傅作义兵的历史开始发酵。

那时候凡沾点历史问题经历的，其问题都可以无限度的扩大，直至十恶不赦罪大恶极。

父亲就是亲历者。

先是全县教师72天集中搞批斗运动，父亲不是批斗的重点，随后以公社办学习班，父亲就变成批斗的重点。

就在联区一所中心校里，父亲就被整整关一个多月，也就是住“牛棚”。

和父亲一同住牛棚的还有两位老教师，一位姓“魏”的老师；一位姓“任”的老师。

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

听说他们过去都与旧政权有过瓜葛。

三个住牛棚的人中，父亲的年龄最小。

在这一个月里，掌权的“造反派”们，上午组织所在学校的师生批斗，下午组织全公社的教师们批斗。

批斗父亲的大会我没有见过，但村里的批斗“四类分子”的会我参加过。

先由身体彪悍的年轻后生将批斗对象拖着胳膊，在台下一片高呼口号声中压上台，在台子的前边低着头站成一排。

然后批斗开始。

期间坐飞机、低狗头的场面屡见不鲜。

批斗父亲的场面是不是这样，我实在不敢去想。

那些丧心病狂的“造反派”泯灭人性的事什么干不出来。

但愿他们披着教师的外衣还有一点人性。

当办父亲的“学习班”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获准去看父亲。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在关父亲学校的一间小窑洞里，我见到了恍如相隔多年的父亲。

只见他精神还好，只是衰老憔悴了许多。

说不上几句话就咳嗽几声，细听喉咙还发出拉锯的声音。

在他拉开抽屉那烟的时候，我看见抽屉里满满的放着许多白色的空烟盒。

这种烟是当时最廉价的烟，叫“勤俭”烟，八分钱一盒。

不用问，父亲就是靠这些最廉价的烟度过了失去自由，他最艰难最难熬的日子。

多少年来，我还真感谢过那些苦难岁月里陪伴过父亲的廉价烟呢。

四
十月的春雷吹散了满天的阴霾。

父亲精神上的枷锁也解除了，又到了一个叫“协和堡”的山村小学去任教。

协和堡小学只有两三名教师，就父亲一个公办教师。

因此父亲既要教学，又要自己开伙做饭，还要管理学校的其它勤杂乱事。

这时父亲的身体已大不如以前了。

咳嗽日渐加重，走一段路就气喘嘘嘘。

协和堡村离我家10多里地，差不多都是上坡路，尤其是临进村是一条很陡的坡。

每次去学校，父亲总是骑一会儿自行车，下来走一会儿。

临进村时，父亲总是先在坡底休息一会儿抽支烟，才开始往上爬。

就这样坡中间还要撑着自行车歇一会儿。

我知道父亲是靠烟的支撑坚持工作的。

因为这时候的家，姊妹七八个都在村里劳动，大都还未结婚。

全家人太需要父亲这颗参天大树了。

我是家里的老大，必须替父母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时我已结婚成家。

妻子是村里的医生。

我俩经常的话题就是父亲的身体。

常常为他
老人家的健康暗自祈祷。

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生怕父亲那里传来什么不好的消息。

冬日的一天中午，父亲病重住院的坏消息突然从天而降。

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住进病房。

他是因呼吸困难病倒在协和堡学校的讲台上，由其他老师直接送进医院的。

这时的父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口唇发紫，正大口大口喘着气。

医生诊断是肺气肿急性发作。

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我们几个做儿女的心里如同刀绞一般。

就这样，我们兄妹几个日夜陪着父亲，这也是多年来父亲和我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经过一段的治疗，父亲奇迹般的好了。

出院那天，我们全家比什么都高兴，妈妈包好了父亲爱吃的饺子，弟妹们脸上挂满笑容。

家里家外到处洋溢着轻松的气氛。

吃过午饭，父亲习惯性的伸手去口袋离掏烟。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父亲已有好多天没抽烟了。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父亲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提出了要上班，我不好阻止，知道父亲心里惦记着弟妹们的生活。

因为要长时间病休，单位要扣几块钱的工资。

便婉言相劝调到条件好一点儿的地方。

父亲又出去教学去了，所不同是调到离家较近一点路也好走的学校，由“协和堡”改为“河北”校，其他一切照旧，还得自己开伙做饭。

然而工作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父亲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后的日子里，每到冬天，父亲总要在医院待一段日子。

那时我常想：要是没有寒冷的冬天那该多好啊！在一次从医院回来后，父亲的体力已经很虚弱了，再也支撑不住工作的负担了。

他主动提出要戒烟。

这个想法是我们全家人早就盼望已久的。

于是父亲的戒烟行动在一个阳光和煦的春日里开始了。

父亲一辈子抽烟，如今为了生存，也为了他的儿女们，要戒掉这一嗜好，其难度不亚于李白笔下的“蜀道”。

为帮助父亲戒烟，母亲准备了大量的瓜子。

那段时间父亲口里不是瓜子就是糖块。

一天天的熬，一天天的坚持，终于从抓耳挠腮、坐站不安，到手脚不在无措，神情也安详起来。

吃完饭不在到处找烟，而是迈着悠闲的步子上街散步。

也就是说，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用他的话说“终于把烟戒掉了”。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

戒烟难，戒烟后坚持更难。

父亲有没有坚持住，家里的人心知肚明。

一次，我从单位回家看望父亲。

走到巷口，远远就看见父亲站在村口的大树下，头顶烟雾在升起。

我慌忙停在了脚步，其实父亲也发现了我。

我看着父亲手忙脚乱的样子，鼻子顿时酸酸的，眼睛里充满莲泪水。

情不自禁的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

每年清明节，我双膝跪在父亲的坟前，总有点上一支香烟插在坟头，看着袅袅升起的青烟，默默得哀求长眠于地下的父亲：假如有来生，请你还来做我的父亲吧。

初稿于201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