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桑园会”里的三美——元杂剧《秋胡戏妻》与乐府诗《陌上桑》比较谈

元杂剧“桑园会”里的三美——元杂剧《秋胡戏妻》与乐府诗《陌上桑》比较谈摘要：同源于桑女受辱的母题，汉乐府《陌上桑》和元杂剧《秋胡戏妻》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情节架构，塑造了风采殊异的采桑女形象。

对比讨论元杂剧里的“三美”，即形象美；语言美；结局美；以此说明元代杂剧对采桑母题的流变，并借此抒发自汉代形成的关于道德层面的精神坚守。

关键词：《陌上桑》；《秋胡戏妻》；三美元杂剧《秋胡戏妻》是元代作家石君宝的代表作，全名为《鲁大夫秋胡戏妻》。

其故事大致为：秋胡与妻成婚三日即外出服役，十年后才回家，回家途中遇到一妇人采桑并对其调戏。

采桑女回家后发现调戏她的竟是自己盼望已久的丈夫，便向秋胡索要休书，誓与他一刀两断。

但是迫于婆母之命，又勉强相从。

全剧充满喜剧色调，但又写出了妇女的不幸遭遇，讴歌了她们的反抗精神。

《陌上桑》是汉代的乐府诗，最早见于南朝沈约编撰的《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

它主要叙述了美丽的女子罗敷外出采桑遭到过路的太守调戏，并义正言辞拒绝太守的故事。

《陌上桑》已成为东汉时期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关桑林主题的杰出代表作。

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秋胡戏妻》和《陌上桑》都关涉到桑女形象，都有着弘扬女性贞洁操守的目的。

故事情节上都是桑女受到外来强势权力的骚扰。

所不同的是，在《秋胡戏妻》中，调戏者是采桑女多年未见的丈夫；而在《陌上桑》中，调戏者是一名过路的太守。

骆玉明曾说：“《陌上桑》故事实际是秋胡戏妻故事的变形，它把秋胡这个人物一劈为二，一个是过路的恶太守，一个是值得夸耀的好丈夫。

这一种改变，使故事的趣味发生了重大变化。

”[1]其实，秋胡作为一个多面人物，其本身所代表的文化符号又有特定的道德旨归。

不管从哪方面入手，都可以为我们展示出文本所具有的特定涵义。

下面我将从人物形象、语言运用、思想主旨这三个方面通过对比着重探讨元杂剧“桑园会”所产生的美。

一、形象美：人物形象更丰富《陌上桑》中的罗敷是一位美丽、富有的女子，她一出场就为全诗埋下了美丽的种子。

作者通过刻画行者、少年等见到罗敷时的神态举止表现罗敷的美。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敷惊人的美貌，刻意的打扮，使她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魅力，她的身上也分明闪耀着《诗经》中多情迷人的采桑女的影子。

而面对太守的调戏，罗敷运用机智幽默的对答，不仅巧妙地拒绝了太守，而且将汉代儒家心目中严守礼教的理想女性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说，罗敷展现给我们的，是其外在的美貌与内在贞洁的统一，她把采桑女形形色色的特征集于一身，使她产生一种特有的魅力。

而这种魅力，正是汉代所倡导的遵守礼教的新型桑女的道德品质的集中体现。

但是，元杂剧《秋胡戏妻》，便不仅仅是通过描绘梅英的外貌来刻画主人公形象的一出戏剧。

石君宝在叙述这一故事时，不仅增加了媒婆、李大户等人物，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女主人公梅英的性格。

房聚棉曾把梅英定位成一位“美丽、善良、有教养、勤劳、有智慧、忠于爱情，敢于反抗邪恶势力的优秀妇女”[2]。

我们通过阅读也可以看到，梅英首先也是一个美貌妇人。

但是相比罗敷来说，她的一登场便表现出了新的个性，她认为“男女成人，父娘教训，当年分，结下婚姻，则要的厮敬爱相和顺”。

由此可见，梅英是一个对于婚姻大事有主见、有想法的女子。

她无怨无悔地嫁给了秋胡，即使有十年的等待，她也坚守着爱情的执着，矢志不渝地忠于爱情，忠于婚姻；即使有李大户逼婚，父母强迫的压力，她也能够从容应对，表明自己的态度。

然而，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十年的漫长等待换回的却是丈夫对自己的调戏，坚强的梅英忍受不了丈夫对自己人格的侮辱，毅然决然地要离开秋胡，心底的防线一旦崩塌，哪怕有十年的坚守，也终究抵不过什么。

在梅英这里，她看重人品，轻视荣华富贵，最终也是看在十年相依为命的婆婆的面子上才饶恕了秋胡。

所以我认为，剧目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梅英能够甘愿吃苦为外出服役的丈夫奉养母亲十年如一日。

梅英不仅有着外在的美貌，还有着内在的美德。

她不仅美丽善良；而且独立坚强；不仅勤劳朴实，而且孝顺友爱。

这里好多内在美德都是罗敷身上所不曾具有的。

因此，我们说，同样是被调戏，石君宝笔下的梅英形象更真实，更接近于人们道德意识中的美好形象。

二、语言美：语言运用更优美语言是行为的艺术，语言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说话者独特的个性。

所谓“闻其声便知其人”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这两部作品中的语言特色。

《陌上桑》中的罗敷是一位大胆美丽的女子，她在受到了太守的调戏时，变得更加勇敢坚强。

我们从她的话语中便能看出。

当使君问她：“宁可共载不？”时，罗敷的态度坚定，她说道：“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在这里，作者通过罗敷拒绝使君来表现罗敷的美。

其中，罗敷在呵责使君时，则通过夸大自己的丈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就《陌上桑》来说，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因此在语言运用上没有元代作品那么丰富，那么生动地反射出人物形象。

在《秋胡戏妻》中，作者则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让梅英“说话”，不仅丰富了文本的内容，而且进一步深化了人物形象。

我们且先看媒婆出场试婚时梅英的态度。

在唱词里，梅英是这样说的：“至如他釜有蛛丝甑有尘，这的是我的命运。

……咱人这贫无本，富无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梅英的坚定，且不说梅英这个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其它方面的启示，单是她首次出场时的这段开场白就已经足够精彩。

在她那里，自己的命运早已注定，自己认定了秋胡，哪怕贫穷艰难，也要和他一起生活下去。

梅英的这段话，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敲在每一个读者的心坎上，让我们不仅对梅英这个人物产生好奇，也对作者运用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法拍案叫好。

在戏剧的高潮部分，当秋胡在桑园调戏她时，她便怒斥道：“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额颅……我又不曾杀了你家眷属。

”可见，梅英的唱词总是那么大快人心，让读者不禁会心一笑。

尤其是当梅英知道在桑园调戏她的竟然是她朝思暮想的丈夫时，她表现的无比愤恨，警告秋胡：“贞心一片似冰清，……秋胡，将休书来！将休书来！”此时的梅英是那么坚定，从她的言语中，我们即可以体会到她内心的失望与痛苦。

最终她看在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婆婆的面子上，才饶恕了秋胡，而最后她也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整顿我妻纲。

由此可见，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仅让人物用行动证明自己，而且赋予人物语言，让语言成为反衬人物的一面镜子，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把人物性格表现了出来。

我们都说《陌上桑》是从虚构想象的角度来讲述故事，罗敷的夸夫也可以理解为是罗敷巧妙地运用语言来达到击退太守的目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语言运用的重要性。

再看《秋胡戏妻》，梅英的几次对话更是将语言的机智，灵活发挥到了极致，这些相比《陌上桑》来说更胜一筹，它更加优美，恰当地运用语言表现了人物性格，丰富了文本内容。

三、结局美：结局意蕴更深长阅读《陌上桑》，我们在感叹罗敷的机智勇敢时，不禁会被文章喜剧化的结局所吸引。

作者运用轻松诙谐的语言将罗敷拒绝太守的情节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充满了喜剧色彩。

所以说《陌上桑》是一部喜剧作品。

而《秋胡戏妻》则不全是。

追溯到它的源头——即《列女传》的记载，可以发现鲁秋洁妇因不满丈夫的行为，毅然投河而死，这实在是一出悲剧。

我们再看元杂剧中的描述，梅英确实不满丈夫的行为，也曾以休书相威胁，但最终在婆婆的劝慰下和秋胡重归于好，也为这部作品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秋胡戏妻》就是一出完整的喜剧。

结局的美好确实会让我们为他们和好叫好。

但是我们不能只以结局的悲喜来定位整部作品。

其实，仔细阅读这部作品，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和好又会让我们有些无可奈何，甚至在反思的过程中还有些沉重。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挖掘文本的涵义。

十年的等待漫漫长，岁月的痕迹并没有磨蚀掉梅英对丈夫的思念，生活的艰辛也没有击垮梅英对爱情的信念。

这样的女子，不禁会让人由衷地敬佩起来。

我们不由地开始希望秋胡能够快点回来与梅英重逢。

最终秋胡回来了，却不曾想他是以那样的方式出场，不仅把梅英的梦击得粉碎，也让读者禁不住在心里苛责起他。

尤其是当梅英识得在桑园调戏自己的竟是等待十年的丈夫时，整部作品又哪里有欢喜得成分存在呢？而最后梅英向秋胡索要休书一节，更是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那种共鸣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都开始在心里为梅英打抱不平，都开始痛恨秋胡的丑恶行为，我们甚至想要痛打秋胡一顿，好为梅英解气。

所以说，石君宝的这出《秋胡戏妻》不仅是一出喜剧，还是一出悲剧，即是一出悲喜剧结合的作品。

董上德就曾认为，《秋胡戏妻》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但并不能称之为纯粹的喜剧，因为该剧也含着浓重的悲剧色彩[3]。

也就是前文中所说的悲喜剧作品。

而所谓的悲喜剧，也是我们所说的正剧，它的外部特征主要表现在于人物命运、事件结局的完满性。

它既指完美的收场、幸福的结局，又指生活的肯定方面或生活的否定方面。

这在《秋胡戏妻》中可谓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因此我们说，《秋胡戏妻》在结局意蕴上比《陌上桑》更甚一筹，它实实在在地把冲突与融合巧妙地结合起来，以个人渺小之力体现出人类无坚不摧的伟大。

四、结语考察历史，我们窥观采桑女的故事，总是有太多的感情掺杂其间。

采桑母题也是在其时代的土壤中孕育而至成熟。

正如骆玉明老师所说：“两情相悦为人之天性，男女相戏相诱是古今中外文学（尤其歌谣）写得最多的基本内容之一。

”[1]这从先秦时期的“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的直接抒写到元杂剧中对采桑女更多地怜悯，不能不说是时代文化发展的产物。

我们通过对比《陌上桑》与《秋胡戏妻》，更对地是对这两个文本产生的时期的一种宏观意义上的把握，以及对文本本身的更深刻的认识。

总之，采桑母题发展至元代，已经渐渐退去了艳情色彩，桑女形象也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审美象征，发挥着情感诉说功能。

这在元《秋胡戏妻》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1]骆玉明.《陌上桑》与“秋胡戏妻”的故事[J].古典文学知识,1996,(1).[2]房聚棉.简论元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4,(1).[3]董上德.元杂剧的情感效应[J].古典文学知识,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