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 李立昂：我用胶片记录了她们的豆蔻年华

校园李立昂：我用胶片记录了她们的豆蔻年华作者简介李立昂，复旦大学外文系77级。

在校时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摄影学会会长，及上海市大学生摄影协会理事。

1983年赴美留学，获芝加哥艺术学院MFA（Terminal Master）学位。

1988年至今任北美中华艺术家协会秘书长。

长期居住在芝加哥，热爱自然风光及旅行创作，多次举办摄影展览，并为报刊与艺术杂志撰写艺术评论。

有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和画廊。

平时爱好中英文写作及诗词赋创作。

原题镜花新缘：复旦校园花絮一、大进篇估计是1979年早春的一个晚上，复旦学生会干部突然找上门来，希望我协助他们宣传文革后校园里一片争分夺秒的学习风气。

不清楚他们怎么就知道了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复旦师生里另外三个会员都是新闻系老师，想必是其中一位热心了。

只是我有些为难，因为心有“余悸”。

上学期作为跳级新生，我被我们那位高标准严要求出名的曹又霖老师逼得气都喘不过来。

这学期才刚开头，哪有功夫摸相机。

然而，责无旁贷。

于是我们商定，学生会给我介绍一位模特，物理系78级的俞大进，由我设计并拍摄一幅后来题名为《夜读》的作品。

两天后的傍晚，我带着相机和脚架，等候在大家叫“南京路”的一株半抱粗的梧桐底下。

七点过后，对面有人出现了。

水银灯投送着一个斜过路面的黑影，颀长、匀称，带着不失矫健的韵律感向我行来。

1982年春，吴淞口留影我顿时精神一振。

及走近，背后灯柱洒下的银光里看到一幅青春素描，精致的东方古典美中透着三分现代少女的爽朗大方。

后来才知道，这美女居然还是一位跳高健将，也是学校文工团的手风琴伴奏。

怪不得。

因事先已知道彼此的名字，我们点头一笑就开始拍摄。

我的构思是表现莘莘学子在路灯下“刻苦”学习。

受胶卷速度和现场光比的限制，必须反复测光、试拍并多重曝光。

大进始终配合自如，毫无扭捏之态。

我暗暗称奇，同时发觉原先的一丝不情愿早已无影无踪。

夜读，复旦校园，1979年春《夜读》完成后受到各方好评，当然那主要归功于大进的青春魅力，绝对是明丽不可方物。

我自己素来不喜那种出于宣传目的摆拍的矫揉造作，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事才认识了她，深感此行“不亏”。

从此我们一点点接触频繁起来，大进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镜头里的主要焦点之一。

吴淞口，1982年春以后的岁月里，上海郊县农田、沟渠，吴淞口，以及一些公园里，到处留下了大进的倩影。

每逢展示于人，必定“惊艳”。

1981年暑假，大进、海洋和我一起畅游北京后，又去了北戴河、秦皇岛。

戏潮于波浪滔滔的大海，盘桓在星空皓月的农家，平生头一次感觉到无拘无束的欣喜愉悦，也陶醉于身心的放任。

大进20岁生日归途中，我们又游曲阜谒孔府，登泰山观日出，所到各处留下的尽是毕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大进近影我和大进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赴美留学。

我们虽不在一个城市，但这些年来相聚过好多次，平时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真挚情谊并没有因为时空变迁而淡忘，也没变得隔膜生疏。

大进近影二、丹红篇大进那幅《夜读》刊出后，我搞艺术摄影渐渐被大家知晓，学生会有事也不免“抓差”。

大概是拍摄复旦艺术体操队为参加上海市比赛“备战”吧，1980年当中我结识了中文系77级的陈丹红。

其时大家考进复旦已经一年以上，男生们厮混得烂熟无忌。

每晚宿舍里一熄灯，热门话题就是遍议校园佳丽，虽只是过过“干瘾”，却乐此不疲。

1981年夏，上海平时丹红的名头我早已如雷贯耳。

她和大进一样，是校园首屈一指的风流人物。

黑暗中男生们常常为排名先后争得不可开交，尽管连话都没机会跟她说一句。

那种胳膊朝里弯很是令人感动。

见到她本人时我仍不禁一呆。

丹红和大进完全称得上一时瑜亮，虽说都是少见的端正秀美，但绝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1981年上海市大学生艺术体操赛丹红获圈操第一名套句俗话说，大进柔中有刚。

那是绵里深藏不露的刚，别看她娇滴滴惹人怜爱，内心永远有一份很难觉察到的冷静和理智。

丹红则正相反，典型的侠骨柔肠，跟她相处时，赤诚扑面而来。

她看不上的人却是挨近她一步都难。

她的眉宇之间自有一种飒爽，说不定会让有些人感觉震慑。

复旦艺术体操队获奖我几次跟随拍摄艺术体操队的练习和排练，大饱眼福。

时间一久，跟群芳们都比较熟了，也摄入大量她们当年的英姿。

令人欣慰的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群复旦美女一举夺得1981年上海市大学生艺术体操团体比赛第一名，丹红则荣获个人圈操第一名。

法语专业徐建萍复旦大学艺术体操队队员中文系77级汪澜外文系法语专业80级陈小红丹红和我从此建立了深厚诚挚的信任和友情。

1981年寒假，我应邀赴她的家乡福州采风。

蒙她父母热情接待，丹红又全程陪同，在福州市内及近郊整天转悠。

我甚至跟着她到乡下外婆家，过了一个极亲切愉快的春节。

在闽江边上，我拍摄下后来获得上海市大学生摄影比赛特等奖的《闽江夜渡》。

闽江夜渡不用说，丹红也成了我镜头下屡屡出现的另一个主要焦点。

跟大进一样，周末或假日，她常跟我去上海郊县和公园摄影创作，留下许多珍贵的倩影。

当然，凡有这类活动她和大进是错开的，倒不是一山不容二“虎”，而是每次不宜有两个重点。

这情况实际上她们两人都知道，因为我那些作品对她倆都是公开的。

毕业后我和丹红仍一直来往。

1983年我赴美留学，我们还是保持着通信，直到1980代后期她遇到仕途上一些麻烦。

丹红一度成了上海新闻系统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但以她的耿直和爱憎分明，官场似乎不是理想之地。

记得1987年她来信告诉我，她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三八红旗手”。

院里的授奖大会让她发言，她想的却是打破陈规和改变妇女形象。

于是，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在话筒前“大放厥词”，提倡个性解放不算，还当众点火抽烟，叼在嘴角上发言。

我每次一想到当时在场的那些领导的样子就笑痛肚子。

丹红，上海，1982年1989年丹红来到美国，后又随丈夫在新加坡工作二十多年，最近才搬回毗邻芝加哥的威斯康星州。

我们相距才100英里，以后见面机会不会少的。

三、巽初篇陈巽初是我的77级同班同学。

班里她年龄最小，英语底子却着实不容小觑：人家是啃英语原著长大的。

课堂上她不显山露水，不过连曹老师那样的严师，一说起她的水平都颔首微笑。

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上课，却差不多始终是陌路人。

记得整整两年里，她对我一共说过五个字。

那次不知是谁发错了什么资料，她回过头塞给我一本：“喏，这是你的。

”此外就是碰上舞会请她跳一曲，偶尔她也会吐露几个字：“噢，这我不会。

”巽初，上海家里，1980年初夏1980年暑假开始的那个上午，大家上完课，纷纷收好行李回家。

我骑车到校门口，感觉行李架捆绑有些松散，就想整理一下。

刚停稳车，发觉巽初正好扶着车把手也在那里。

开始我没在意，忽听得她说：“一起走吧。

” 我有点意外，不过我知道我们在市内彼此住得很近，本来就同路。

一路上我和她并驾齐驱，正想着从没怎么说过话，聊些什么？忽听得她又问：“暑假里你要去哪些地方？”我随口说这不是刚放假么，还没来得及计划。

万没想到她说，不管你打算去哪里，能不能带我一起去？我差点从自行车座垫上滚下来。

那时的我们虽不封建，男女之间到底没那么开放。

等我确定她不是开玩笑，强烈的好奇心充斥了胸臆。

我明白平时周围“红眼病”患者不少，时不时也有些流言蜚语。

不过还是决定接受“挑战”。

回到市内，我迅速制订了一个游普陀山和黄山的计划。

其他还有几个朋友打算同行，需要一周才能准备好。

不料巽初说，等着也是等着，我们就不能先自己去什么地方？就这样我两人先单独去了浙江天台山。

一路登攀，青山绿水茂林修竹自不必说，我心里却感到怪怪的。

这事来得太突然。

毕竟我们之间仍有点陌生，晕乎乎还没明白过来，孤男寡女就钻进了深山密林，怎么都不自然。

好在彼此只作不知，以礼相待，倒也其乐融融。

夜宿天台山国清寺回上海时有点熟了，我就问巽初，这么“出格”之举所为何来？我心里清楚，她约我出游，和爱情大概关系不大，不然怎么可能两年里没有丝毫迹象。

她迟疑了一下，说我正面临一个有关一生的重大决定，需要离开上海冷静想一想。

开学前会告诉你的，不过不是现在。

接下来一个多月里，我带着巽初，和其他十来个朋友先后去了普陀山和黄山。

出游这么多天对巽初还是平生第一次。

她非常投入，一路兴致勃勃，欢声不断。

我暗中观察，浑不似有任何心事。

普陀山海滩日出从黄山上下来，我们和另两个朋友兴犹未足，决定接着再去九华山。

到了那里，正遇上连日重雾锁谷，寺庙隐伏，流水泠泠，空气清冽，幽远静穆到了极致。

九华山真是修炼的佳境，与连日盘踞脑海挥之不去的黄山雄奇险峻，形成强烈的反差。

那时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破土而出。

我们四人吃农家菜，寄宿农家，“享用”蓬荜竹榻，对一切都觉得新鲜好奇。

入夜后，听着屋顶上嘀嘀嗒嗒的雨声，连床夜话几达通宵。

竹榻宽不到五尺，四个年轻人和衣半躺半坐，纵横交错。

巽初是唯一的女性，自然容易成为敏感话题的焦点。

我意外的是，不见她有任何羞涩、尴尬之色。

平时她有时说话会略显迟疑，这会儿像变了一个人，性格鲜明，充满机锋，左右自如。

陋室孤灯下小虫飞舞，四野谧静，怂恿着思绪自由奔放，无所顾忌。

各种念头不时碰撞，激起的火花在道德习俗的临界点上游移、跳跃。

当时我就想，道学先生们只怕做梦也想不到人生还能有这样的境界吧。

巽初，九华山暑假的最后一个晚上，巽初和我骑车返校。

一路上我们话不多，时而短短一两句，都是回味刚过去的那个令人惆怅难忘的夏天。

快上邯郸路时，她忽然沉默起来。

出神半晌，她眼望前方说：“我不是答应都告诉你吗？现在可以说了。

” 我制止了她，轻声说，还是我来吧，说得不对你来更正。

巽初惊异地看了我一眼。

我想了想，不再保留：“我没猜错的话，你一定在打算出国……去哪个国家？一定是美国……怎么出去？一定是嫁出去……嫁哪一个？一定是Simon（外教）……怎么猜到的？逻辑推理嘛。

”巽初吃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开学后不久，巽初不再来上课。

她与Simon的婚姻申请使复旦当局和上海市有关领导大为头痛。

照官方的说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桩涉外婚姻“。

上一次是1975年，偏巧也发生在复旦，还一路闹到中央，最后发展成“惊天大案”惊动邓小平特批，才算“玉成其事”。

这事同样没少折腾。

不过巽初、Simon终成伉俪，夫妇倆于1981年春天离开上海返美。

巽初和我一直通信，告诉我许多在美国碰到的新鲜事。

Simon回到哈佛大学攻读外交专业，他们家住在波士顿。

1984年春，我们在波士顿叶扬家重会1984年5月我去波士顿玩，同时探望另一正在哈佛读博士的同班同学叶扬，也再次和巽初相聚。

Simon毕业后成了职业外交官。

从此巽初随夫“浪迹天涯海角”，每到一处领馆她总会给我寄照片来，看得出她到哪儿都玩得兴高采烈。

巽初夫君外交官Simon 遗憾的是，1986年我的住处遭到入室偷窃，紧急搬出时，一片混乱中失去了通讯录以及她的信件，也没法通知她我的新地址。

看来，这么多年她也没和任何其他同学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