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语文法起源研究

韩国语文法起源研究摘要：朝鲜半岛与我国接壤，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被中国控制，而后就一直是中国的属国，其经济文化以及政治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韩国语文法的起源是韩国语言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内研究的虽然不多，但也有些成就。

从韩国语文法出现的时间来看，应该是受到了我国文化的影响，以及为了满足两国交往而逐渐形成的。

本文介绍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国内对于韩国语文法起源的观点，其二是分析了韩国语文法起源的复杂性。

关键词：韩国语文法吏读体音训音借一、韩国语文法起源的观点韩国文法的研究早在大韩帝国的后期就开始了，当时的代表人物是韩国的周时经，但是韩国的文化当时并不是很繁荣，其研究成果也很少，但这毕竟开创了韩国对自己语言文法的研究。

在近代，一些西方的传教士也曾经对韩国语言进行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更多是在语法的框架建构上，更多是为了了解韩国文化和历史，以及韩国语言的使用，并没有对韩国语文法进行研究。

此后，随着韩国经济建设得以发展，其文化建设和研究也逐渐兴盛。

由于国内对于韩国语文法的研究很少，这里主要是选择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进行阐述。

我国的语言学者姜信沆提出韩语文法与吏读体有密切联系，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表达韩语文法起源于吏读体，或者吏读体就是韩语文法载体的结论。

但是，从其的研究作品就会发现，即使姜信沆只是说明韩语文法与吏读体的发达有密切联系，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表露无疑。

什么是吏读体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汉语是独立的语言，周边很多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由于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半岛都是中国的属国，其文化必将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作为韩国文化的主要载体，韩语实际上也是汉语的粘着语，也就是从汉语演化而来。

在长期的使用中，为了更为方便，人们总是想法尽量减少两者的差异，方便交流使用，于是朝鲜半岛的居民想到用汉式语言来表达韩语的语义，这主要是基于历史上中国的经济比较发达，朝鲜半岛的居民有与中国交流的需要。

经过长期的演化，人们习惯了用汉字的音训来表达韩文的形态变化，这种方法形成的文体就是吏读体。

可以注意到，吏读体作为一种文体，其文法主要是来源于汉语，只是用来表达韩语的语义，这样文法就很可能通过吏读体这一文体间接影响了韩语，最终启发韩语的文法，这是很有可能，也是和常见的。

姜信沆所说的韩语文法与吏读体有密切联系，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吏读体是韩语文法的主要载体。

另一种观点就是汉文训读启发了韩语文法，这是我国的徐炳国教授提出的。

汉语和汉字是随着中国文化一起传入朝鲜半岛的，那么汉语应该是作为一种外国语种对待，汉语也就是外语。

随着朝鲜半岛对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韩国的语言学者逐渐发现韩语与汉语有很多区别，特别是在形态上两者又加大差别。

我们的汉语中的动词只是表达意思，并没有形态上的变化，语法关系是表达不出来的，这也是汉语没有太多语法关系的虚词的原因。

但是韩语不同，韩语语法关系的表达即依靠形态要素也依靠语义要素，这使得韩语更加有语音的变化，更容易表达语法关系。

汉文体可以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但是却不能真实记录韩语的音韵特点，为了满足两者的需求，逐渐就出现了音训体。

而且，徐炳国还认为“汉文的训读是使汉文吏读化的翻译法”。

这里，虽然对徐炳国先生提出的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起一些结论却也值得商榷。

首先，汉语虽然没有太多语法关系的虚词，但是其语法关系却也有其他的表达方式，而且“汉文的训读是使汉文吏读化的翻译法”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论证。

实际上，对文言虚词的研究很早就有了，元朝的《语助》就是研究汉语虚词的代表作，所以对徐炳国先生的一些论证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的。

与徐炳国先生的观点不同，金敏洙提出了训读促使了韩语的构文意识。

历史上，我国的儒家经典和佛经都是在高丽初年，这一时间段，也是朝鲜半岛接受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阶段。

随着儒家经典和佛教论讲的兴盛，极大的促使了汉文训读的出现。

金敏洙也认为，由于训读使得两种语言被很多研究者进行对比，这样就使得两者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但是，由于那个阶段，人们对汉语和韩语都有需求，于是为了方便人们开始逐渐寻找更为方便的文体，这样吏读体也就出现了。

吏读体满足了当时朝鲜半岛对文化的需求，也是的汉文在朝鲜半岛被理解。

金敏洙先生提出了“训读把握了正确的母语构文”，其实这也就是说汉文在朝鲜半岛开始本土化，更简单的理解就是用汉文的读音和训读来书写韩文。

因此，如果说音读是特殊的（因为它只能用于口诀），那么训读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不仅可以用于固有母语的词类转化，也可用于开发母语的构文意识。

虽然，三位学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也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韩语文法与吏读体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

吏读体在公元5世纪出现，而且恰巧韩语文法的萌芽也是在这一时期，似乎在时间上很巧合。

二、韩国语文法形成的复杂性分析（一）文化影响是韩语文法起源的条件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的属国，明朝时期，朝鲜半岛曾经几次面临日本的侵入，当时朝鲜国王都逃到了中国的东北，还是明朝两次出兵拯救了朝鲜半岛。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朝鲜半岛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

韩语的文法并不是其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受到外来影响才逐渐萌芽发展起来，而这种影响从历史上看只能是来自汉语和中华文化。

主要的影响因素可以总结为汉字和文化两个，其中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指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

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汉朝时就已经有了直接的联系，民间的来往和交流就更早了。

当时朝鲜半岛还是卫满朝鲜时代，秦国灭亡以后，秦朝的一个将领叫卫满，他带领部下逃到了朝鲜半岛，并与当地的居民一起反抗朝鲜国王的统治，最终卫满赶走了朝鲜国王，并且自立为王，也就是卫满朝鲜。

也就在这个时期，汉字流入了朝鲜，逐渐被模仿和演化，由于此时朝鲜半岛的执政者是汉人，所以可以想象，汉字很容易被传播。

未满朝鲜并没有多长时间，由于汉武帝大肆扩张领土，朝鲜半岛自然逃不出“天子”的法眼，很快未满朝鲜就被汉武帝所灭，并且将朝鲜半岛分为了四郡。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半岛都被汉朝所控制，自然汉字也就是官方的正式语言，得以广泛使用。

从文字类型上看，朝鲜汉字是仿汉字，这是朝鲜本地创造的一种文字，另一类文字是借用了汉字。

正是由于汉字的流入和本地化，导致了吏读体的出现，并最终形成吏读文这种促成韩语文法的载体。

儒家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内容，甚至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它影响了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朝鲜半岛也不例外。

从卫满带领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儒家文化就已经在朝鲜半岛传播，随后汉朝统治了朝鲜半岛，这时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开始生根发芽，到三国时期已经比较繁荣，最具代表的就是太学。

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招收的都是贵族子弟，其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史记》籍，并设立了五经博士制度。

除了儒家文化以外，佛教文化也传播到了朝鲜半岛，但是佛教在三国时期的朝鲜半岛并不繁荣，更多的只是民间行为，或者是一种宗教信仰，上没有形成国家一种文化传统。

但到了唐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繁荣，逐渐也影响到了朝鲜半岛，大批的经文传入朝鲜半岛，佛教文化也逐渐的本土化，佛教逐渐成为朝鲜半岛最大的宗教。

无论是儒家的中庸之道还是佛教的善和忍，这些思想都极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因此这些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用汉字来注解经文更有利于迅速、确切地理解和把握儒学理论和佛教经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的标记形式——音训借表记体得以产生。

它是韩国人民所创造的具有本族特色的表记体系，同时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汉字的特点。

而吏读文则是音训借表记体中最为发达的一种文体形式，保留有现代韩语文法的痕迹。

吏读文的产生，是出于理解汉文经典的需要，因此可以说儒佛经籍的传人是韩语文法出现的一大诱因。

（二）训读是形成韩语文法的催化剂训读的概念与音读和训借的概念是不同的，其中借音已经有了固定的形式，它是是借用汉字的发音来记录韩语的，而训借不同于借音，它是利用汉字的义来表记韩语的文字，但是二者的功能是一致的，即都是记录韩国文字的方法。

训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金敏洙和徐炳国这两位比较有名的学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中金敏洙认为“训读也是一种对照分析的方法”，而徐炳国认为“汉文的训读是使汉文吏读化的翻译法”。

在《旧译仁王经》的训读文体例上可以看出，其中的实闻没有发生变化，仅仅在汉语译文的原文左侧补充了一些插语助词。

这些差语助词是训读过程的直接产物，也是汉语文法萌芽的最初标志。

这么说来，训读在一定程度上对汉语文法的启发有帮助作用，同时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另一种文法的载体：吏读文。

训读与吏读文是“表里关系”。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训读应是促使文法产生的催化剂，而吏读文则是韩语文法萌芽的载体。

（三）音借是韩语文法的主要原因韩语和汉语是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区别也是很明显，只要稍加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语法差异主要是在语序和附加成分上。

附加成分丰富是韩语的一大特点，而且这些附加成分都有语法意义。

韩语的附加成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名词、副词、数词和代词的周围，另一类主要用在动词和形容词的后边。

文中出现的“以”、“者”、“还”，就是现代韩语语法中存在的助词或语尾。

“以”相当于现代韩语的格词尾，意思是“以、用”；“者”相当于现代韩语的添意词尾，表示强调；“为”相当于现代韩语的“终结词尾”，在文中只表示命令，但在现代韩语中还表示肯定、疑问等语法意义；而“祢”则相当于现代韩语的连接助词，表示列举。

所有这些都可证明，早在吏读文中就已留下文法的痕迹。

此外，韩语是一种形态要素非常丰富的语言，这体现在了文法的助词和尾语上，而这些都是“音训借表记体”的产物。

音训借表记体主要由两种方式：音借和训借。

徐炳国曾经指出“大体上语义要素要用训借，形态要素要用音借”的观点，也就是说，韩语之所以形态丰富主要是因为音借的原因。

也可以认为，韩语文法的主要原因就是产生形态要素的音读，而之后语序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韩语文法的出现。

在语序方面，汉语多是述语+客语或述语+补语，韩文则是客语+述语或补语十述语，人们对语序差异的认识是形成吏读文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对于韩国语文法这一课题，在国内研究的并不多，但是也还是有些成果的，本文首先分析了姜信沆、徐炳国、金敏洙三位老师的观点。

虽然三位老师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韩国语文法的起源都与吏读体有着密切联系。

对于韩国语文法的起源，原因肯定是多样性的，但是可以肯定，外界的影响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汉字以及文化的传播为韩国语文法的起源创造了条件，而训读进一步促使了文法的起源，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音借。

当然，韩国语文法的起源肯定比实际分析要复杂得多，这里只是简单分析和阐述自己的观点。

（作者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作者简介：湛阳（1980-）：男，籍贯：山东济南人，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专业：韩国语，研究方向：旅游韩国语，在校主要从事旅游韩国语相关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