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北上”影人对“新主流电影”的美学与文化影响

2023 ①张燕,钟瀚声.新中国70年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历史流变、类型美学与文化影响[J].齐鲁艺苑,2019(06):67-73.

【作者简介】 钟瀚声，男，山西大同人，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历史

与理论研究；

张　燕，女，江苏海门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从事影视史论、亚洲电影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21年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项目“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创建世界一流影视之都——北京迈向世界影视高地的事业产业发展策略研究”研究成果。钟瀚声 张　燕

“北上”影人对“新主流电影”的

美学与文化影响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进程的持续深化，中国电影市场不断繁荣发展，中国电影的产量与品质也随之稳步提升，不仅逐渐能够在市场上与好莱坞电影分庭抗礼，更孕育出一批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类型电影叙事美学的“新主流电影”，形成近年来中国主流电影的一股汹涌浪潮。在此过程中，一批“北上”的中国香港影人无疑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特别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以下简称CEPA）在2004年初实施后，中国香港影人进入内地的门槛大为降低。在此背景下，徐克、陈可辛、许鞍华、林超贤、刘伟强等电影人纷纷加入“合拍”大军，相继推出了一批重要的“新主流电影”作品，型构出以情感文化、美学意识为主要取向的“精神共同体”之余，对“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产生了持续性的美学与文化影响。一、“私人化”的革命历史书写长期以来，“主旋律电影”经常被人诟病为“概念先行”“宣教至上”，束缚着创作者艺术才能的同时，亦严重限制了此类影片的商业潜能。有鉴于此，有效整合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各自特征的“新主流电影”，“往往以真实事件或现实题材为创作基础和艺术建构重心，糅合英雄叙事、动作叙事等类型元素，透过银幕惊心动魄的奇观化故事，展现当代社会与现实生活的真实层面，同时将电影艺术的创作传播与产业运营有效同构，承载激昂高调的国家主题。”[1]特别是在表现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战役、民族史实等题材上，这批“北上”影人执导的“新主流电影”，往往通过家国与私人历史同构的叙事模式，以人文关怀为纽带，关注宏大历史叙事范式下平凡个体的生存命运，继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缝衔接，形成所谓“大时代——小儿女”的互文性特征。①

陈可辛监制、陈德森执导的《十月围城》（2009）讲述了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途经香港召集革命人士起义，清政府为阻止起义派出杀手一路追杀，一群市井小民为拯救孙先生而甘愿牺牲自己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虽是聚焦革命理想和爱国情怀这样的宏大

主题，但片中为保护革命领袖献出生命的却是一群再

普通不过的贩夫走卒。无论是车夫、孤女，还是乞丐、

小贩，他们并不都能理解革命的目的意义，也并非都

具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觉悟，但并不影响他们完成拯救革命领袖的壮举。

有鉴于此，创作者为这些草根群体精心设计了质朴而有力的行为动机：车夫阿四是为了报答老爷成全他和阿纯的婚事；孤女方红是为父报仇；小贩王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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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电影史研究是为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少林寺；沈重阳是为了可以

与孩子相认；刘郁白是为了救赎自己；李玉堂则是为了

履行陈少白的朋友之约。总而言之，这些市井小民愿意

参与救援行动或出于爱情，或出于友情、亲情等基本

的人性伦理，与国家革命的“伟大理想”无关。但陈可

辛、陈德森能够将这些“私人化”的情感体验巧妙地融

入“拯救孙文”的重大革命历史现场，并且做到真实可

信、细腻动人，体现出了“北上”影人的匠心独运。

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2017）以抗日战争史上

著名的“东江纵队”为创作背景，讲述了潜伏在香港的

共产党人护送南下避难的文艺工作者们返回内地的故

事。有趣的是，本该作为营救事件主人公的茅盾、邹韬

奋等文化名人反倒被创作者置于后景，而诸如方兰、

刘黑仔、刘锦进这些于乱世中艰难求生的平民百姓却

成为影片主要关注的对象。影片通过老年“彬仔”的

讲述和回忆，以个性化、私人化的叙事方式带领观众

穿越历史的迷雾，回到动荡的20世纪40年代，重温那

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往事。不同以往的是，这段革命历史

的书写主体由英雄伟人转移到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地下

工作者、平民百姓身上。

通过平民百姓与文化领袖的对比，许鞍华既强调了

“时势造英雄”的时代主旋律，同时还保留了对时代

洪流中个体价值的敏锐关注，进一步挖掘出“新主流

电影”的叙事潜能。正如导演本人所言：“他们都是普

通人，在那个年代从各行各业里走出来，帮助文化人

士撤退，结束之后又继续当老百姓。这是一段鲜为人

知，但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人物，

在面对家仇国恨时不计个人得失，挺身而出，他们才是

真正的无名英雄。”①影片以一群“去英雄化”的小人

物，丰富了以往人物传记片专注于伟人领袖的传统模

式，试图以更加私人化的视角重返历史现场，体现出

“新主流电影”专注于表现“大时代——小儿女”的新

时代特征。

“北上”影人意图以更为“私人化”视角书写革命历

史的光荣传统，持续影响着当下“新主流电影”的创

作。徐展雄执导的《革命者》（2021）虽然是聚焦中国

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临刑前38小时的革命领袖李

大钊，但影片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手法，通过旁人回

忆呈现李大钊生命中的“革命往事”。这些人中既有

张学良、蒋介石这样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

人物，也有徐阿晨、庆子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底层百姓。

影片将他们的回忆串联起来，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

“共产主义革命者”生命图谱。更重要的是，影片里的

李大钊不再被表现成一名完美无缺的革命领袖，他眼

睁睁看着游行学生被枪杀时的懊悔自责；与陈独秀、

毛泽东等革命同志的深厚友谊；临刑前集体剃头时表

现出的乐观幽默，都体现出创作者对革命领袖的“个

性化”“私人化”解读。由此可见，“新主流电影”在将

个人生命体验整合到国族叙事、民族记忆的层面取得

了一定成效。

二、类型叙事策略下的现实关照

“新主流电影”与“主旋律电影”的一个重要区别在

于“新主流电影”充分重视电影的市场属性。这类影片

从题材选择到类型创作，都努力寻求最大限度引发观

众的情感共鸣、精神认同，“力争通过‘好看’的故事、

大众的类型来表现主流观众所认同、所接受、所心向

往之、所同仇敌忾的主旋律。”[2]在坚持娱乐性、可视

性、大众性的基础上，这批“北上”影人以敏锐的商业

嗅觉，将反腐倡廉、缉毒撤侨、大国崛起、全民抗疫等

当前民众关心的社会热点事件搬上银幕，传达明确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将类型美学进一步与国内

主流价值观充分对接，成功打造了能在商业化、娱乐性

的叙事模式中彰显中国精神的主流电影新景观。

林超贤执导的《湄公河行动》（2016）和《红海行

动》（2018）都改编自真实发生的事件，并且都将焦点

对准中国军人和警察。两部影片分别从缉毒与撤侨的

角度展现日益强大的中国形象，影片中大量残酷激烈

的战斗场面体现出了导演对战争、军事、动作等类型

电影出色的驾驭能力。电影的主题格局宏大，但故事

情节却落脚在一群有能力、有性格的执法团队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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