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公民

亚⾥⼠多德《政治学》：公民
初⼀时候的政治课本即《公民》，厚厚的⼀本，早已忘了内容是什么。

亚⾥⼠多德在他的《政治学》开始研究各种政体之前，先考察了公民究竟是什么。

古希腊的主要研究的是城邦政治。

城邦和公民是紧密相连的，要理解城邦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必须先理解公民。

亚⾥⼠多德指出在当时城邦和公民的涵义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没有形成⼤家公认的定义。

对公民的很多定义不具有普遍性，就是说只适合某种政体，平民制下的公民到了寡头制下就不见的仍然是公民了。

亚⾥⼠多德认为要给公民⼀个“严格⽽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定义。

⽽这样的定义在他看来是指：“凡是参加司法事务和⾏政管理的⼈”。

这⾥并不指的是官员，⽽是对这些事物有参与权的所有⼈，⽐如公民⼤会和公众审判的参与者。

这种定义最适合民主
第⼀，“凡有权参与议事和审判事物政体，对别的不经常召开公民⼤会等的不够全⾯。

亚⾥⼠多德认为可以进⼀步完善为：第⼀，
的⼈，不论期限，⽆论是有固定期限还是没有固定期限的⼈都可以获得该城邦的公民⾝份”；第⼆，“⽤最简约的话来说，所谓城邦就是⾜以维持⾃⾜⽣活的公民组合体”。

显然，在古希腊公民⾝份是⼀种特权，不是⼈⼈都有的，那么如何决定⼀个⼈是否拥有公民权呢？当时的通常做法是看出⾝，⽐如⽗母双⽅都是公民，则他们的后代也是公民。

这⾥有⼀个疑问，往上追溯的话，祖先的公民权是怎么来得？亚⾥⼠多德认为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对每⼀代⼈只要符合以上定义的就是公民，⽽⼀直追溯到城邦的最早居民时，显然，“⽗母决定公民⾝份”这个规则是不适⽤的。

当政体发⽣变更的时候往往会带来公民权的变化，⽐如寡头制变为民主制必然有很多原来不是公民的⼈成为公民。

有⼈质疑新公民⾝份，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公民”。

“不应当成为正当公民的⼈是否可以成为⼀个真正的公民，⽽凡是不应该的事物是否就算是虚假的事物？”亚⾥⼠多德认为要⾯对现实，即是他们不合适⾃⼰⾝份，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是公民了。

这引申到城邦的同⼀性问题，政体变⾰之后，城邦还是原来那个城邦么？亚⾥⼠多德认为城邦本⾝的同⼀性是发⽣了变化的。

城邦的同⼀性在于政体⽽不在于国⼟和⼈⼝。

接下来的问题很有意思，“好公民的品德是否于善⼈的品德相同？”⾸先要弄明⽩的是公民的德⾏问题。

这⾥⽤⽔⼿来做⽐
喻：“⽔⼿是⼀个共同体的⼀员，每⼀名⽔⼿所具有的德⾏的最准确内涵就应当根据他所司的职责的不同⽽各不相同。

除此之外，必须有⼀个适合于全部⽔⼿的共同的德⾏的普遍定义，⽽确保航⾏安全是全体⽔⼿们齐⼼协⼒的⼀个共同⽬标”。

类⽐得出的结论是：“公民的德⾏必须符合这个政治体系”。

因此公民的德⾏是和政体相关的，不同政体有不同的第⼀个。

⽽善良的⼈在于他只有⼀种⾄善的德⾏。

因此：“⼀个良好公民⽽不具有善良之⼈的品质，这是极有可能的事”。

城邦之中所有公民都应该具有良好的公民德⾏，但不可能要求所有⼈都是良善之⼈。

亚⾥⼠多德很好的区分了“公德和私德”，没有⽤道德来混淆政治规则，在我看来是⾮常现代的思想。

⽽良好公民的德⾏和善良之⼈的德⾏间是否有共同点？亚⾥⼠多德没有直接回答，⽽是⾸先对统治和被统治所需要的德⾏做了区分。

他区分了⾃由⼈对奴⾪的统治和⾃由⼈对⾃由⼈的统治，在后者的情况下，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统治和被统治两⽅⾯的德⾏。

善良之⼈跟公民⼀样需要两⽅⾯的知识。

只有“明智”是唯⼀属于统治者的德⾏，⽽被统治者只有“真实的意见”。

结论似乎是⼆者都需要两⽅⾯的德⾏。

说实话这⾥有点乱没看明⽩。

最后讨论了⼯匠是否能划⼊公民对问题，亚⾥⼠多德是反对的。

⼯匠已经雇⼯在古希腊似乎⽐较特殊，他们不是奴⾪，但是可能没有⾜够对经济实⼒⽆所事事，必须靠劳动来⽣存。

在古代，某些城邦的⼯匠都是奴⾪和外来⼈，⽽当时应该已经有很多这种个体户，⾃由的劳动者。

在亚⾥⼠多德看来他们不具备公民应有的德⾏，是不应该被归⼊公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