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村葱事(短篇小说)

杨村葱事（短篇小说）
■袁方
一
1951年农历三月的那天傍晚，杨村财东袁三老汉照例要到村西的地里转一
转。

正是关中平原上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空气里弥漫着春天的味道，天不冷不热，
绿油油的麦子正在拔节秀穗，套种在麦田中的豌豆秧已偷偷绽开出了紫色的花
朵，菜地旁的庵子前栽着一棵杏树，躲在密密麻麻叶子背后的杏子有大拇指头蛋
大小，菜地里的黄瓜秧扯了一尺多长，龙头上指头粗细的黄瓜清晰可见。

看到这
些，三老汉心情大好，想吼几句秦腔，释放自己的喜悦之情，可刚走到葱苗地头，
已到嘴边的戏文硬生生地给憋了回去：
一畦畦横是横竖是竖长得整整齐齐指头粗的葱苗，分明被人拔去了三根！
这块菜地距离村子很近，一出西城门就到，且临着大路。

杨村有种菜的传统，祖辈传下来的，方圆几十里都知道“红白萝卜数杨村”的说法。

按理说，离村子这
么近，临了大路，一般人就不种菜，因为黄瓜西红柿葱呀蒜呀这些菜蔬难免被糟
蹋，但三老汉偏不:“丑妻近地家中宝！我的地，我想种啥就种啥!”他硬是把村口的
这块地做了菜地。

有一年，有人偷摘了一根黄瓜，他发现后怒火中烧，傍晚时守在
西门口，拦住那些他认为有可能偷黄瓜的怀疑对象，趴在嘴边闻过来闻过去，硬
是闻出了“偷瓜贼”。

然后，他揪着那可怜的孩子，从西头唱扬到东头，又从东头唱
扬到西头，嘴里喊着：“都来看呀，看这个贼娃子呀!贼娃子呀!”打那之后，再也没
人敢去他家的菜地里偷菜了。

今天，看到有三根葱被拔走，三老汉迅速作出判断，
三根指头粗的葱苗，炒菜显然不够，不可能是自家人拔的，也不大可能是大人偷
的，肯定是嘴馋的娃娃偷的。

于是，他依然像上次一样守在了村口，依然像狗一样
闻来闻去。

可这一次他失算了，直到天擦黑要关城门了，也没闻出那个“贼”来。

回到家里，三老汉气呼呼地叫出了两个儿子，确认儿子儿媳没有拔葱，他立
刻跳了起来，说：哪个狗日的翻天了，敢在我的菜地里偷菜？两个儿子劝他说：爸，
不就三根葱么，算了！他立刻瞪圆了双眼：算了？你说算了就算了？今天要是算了，
日后就有人敢偷咱的骡子马了！
于是，袁三老汉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了半辈子、影响了几代人的决定：骂街！
三老汉那时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由于长年的苦做勤扒，像杨村大多数男人一样右腿有点瘸。

天已经黑了，街道上坑洼不平，他就由西头一瘸一拐地骂到东头，又从东头一瘸一拐地骂到西头，骂的
咹
话还特别难听：“谁个狗日的，把我的葱拔了，？谁
咹
把我的葱拔了，我就把他妈日了，！”在袁三老汉骂的过程中，两个儿子出来悄悄地劝了好久，他就连两个儿子一起骂：“你说说，我咋能要下这么两个咹咹
鳖怂，？我咋能要下这么两个杂种，？”然后继续骂那个偷葱贼，一直骂到那个偷葱贼的妈和他能想到的所有的人、家畜、家禽、植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在一个炕上睡觉，发生性关系并生下了那个贼，那顿骂才算渐渐平息下来。

在三老汉骂街的过程中，杨村人一个人没有出来，一来大家正在吃晚饭，二来这阵子出去说不定自己招骂，三来对于袁三老汉的骂街，大家都习惯了。

但有一个外乡人不习惯，当时他正在我家里吃“派饭”。

这外乡人姓宋，原来是陕甘宁边区彬县分区工作队的，1950年5月乾县划归宝鸡专区后，他成了宝鸡专区下派到乾县的土改工作队，县工作队又下派他到了杨村当土改工作队的队长。

杨村人不叫他宋队长，而叫他宋工作。

关于宋工作在我家吃派饭这件事，后来我曾专门问过我爷爷。

爷爷说记得这事，三老汉那晚上确实骂街了。

我又问那时候还没土改，没入组没入社，谁派他到咱家吃饭。

爷爷说：“没入组没入社可有杨庄区有大杨乡，这我知道。

”而且，爷爷说他还知道宋工作是彬县人，个儿不高，说话鼻音较重。

爷爷不知道的是，那一天宋工作去县里开了会，而且在会上县委苏书记和政府谭县长点名批评了宋工作，说：“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作为一个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眼看着土改要结束了，连地主都揪不出来，连一个村的阶级成分都划不出来，如何能跟上革命的步伐？”宋工作小声分辩道：“杨村的几个富户土地都不多，虽说雇‘相公’（关中地区对雇工的称呼）但都参加劳动……”没等宋工作说完，谭县长说：“雇‘相公’就说明有剥削存在！土地不多但差别总是有吧！退一万步讲，就算土地没差别，一个村子恶霸总是有吧？老宋同志，不要再说了。

在杨村，你找不到阎王就找鬼！”
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宋工作无心欣赏路边的景色，而是拧着眉毛把杨村的富户穷汉像梳梳子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想、比，也没比出谁是阎王谁是鬼，眼看着距离土改结束不到二十天了，地主确定不下来，阶级成分就划不了，任务就没有完成。

宋工作想得头都疼了，也没想出个结果，然后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然后就听到了三老汉在骂街，然后就有了下面宋工作和我爷爷的一段对话：
“谁的嘴这么烂？恁霸道，从西头骂到东头？”“西头子三老汉。

”“没人管管他？”“惯了！这么多年了，老汉就是爱骂个街。

”“爱骂街就是恶霸！”“哈！就是，三老汉就是恶霸！”“恶霸就是恶霸地主！”“啥？三老汉是恶霸地主？三老汉咋能是地主呢？他有多少钱多少地么？他那点钱那点地，还不是抠抠掐掐省出来的，他咋能是地主呢？”“那我想问，三老汉为啥就不能是地主呢？”
从此，袁三老汉就成了土改时期杨村唯一的一户地主。

十几年后，葛先生成了村里的漏划地主，当然，那是后话了。

二
打我记事起，袁三老汉的地主分子帽子已戴了十几年，也已被杨村的贫下中农批斗了十几年。

那时候运动多，只要是运动，甭管和三老汉有没有关系，只要一开会，哪怕是宣传新婚姻法的大会，三老汉也要站到台上。

有时候会都开完了，杨村人也弄不明白让老汉站到台上是为了什么。

后来人们一想，杨村就这么一户地主，三老汉不上台子谁上台子？最后人们也就习惯了，三老汉也习惯了，每次开会不等人家招呼自己就去台子上低头弯腰地站着。

不过，村干部们发现，三老汉患有严重的哮喘病，站在那里喉咙里“呼儿—呼儿—”就像拉风箱，声音非
常大，听上去十分难受，弄得在主席台上的领导坐卧不宁，发言的人也心神不宁。

最后，队里开会决定并通知三老汉，以后地主分子的帽子改由三老汉的大儿子袁立行戴着。

我曾经问过爷爷，帽子为什么是他的大儿子戴而不是小儿子戴？爷爷说：“老大脾气拗，老二为人活泛；再说，这事肯定得老大戴么。

”所以，我记事时见到斗地主时斗的并不是三老汉，而是三老汉的大儿子袁立行。

对杨村的“恶霸地主”袁三老汉，我了解得其实并不多。

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三老汉是在我家里。

记得好像还没上小学，有天中午吃饭前，爷爷突然领着三老汉来到我家，说是三老汉想灌一斤菜油。

人民公社后，三老汉和我家虽然住在一条街上却不在一个生产队，那年我们队分的菜油多，三老汉就向我爷爷提出了买菜油的想法，爷爷当即应了下来。

很显然，三老汉的到来让全家人都有点紧张，父亲母亲在客气中透着赶紧打发他走的意思。

灌油时，父亲的手明显在发抖，油就撒到了瓶口外面。

三老汉见状赶紧接过了油瓶，问我母亲要了一根筷子，然后，我就看到了以后再也没看到过的场景：三老汉把自家的空油瓶放在地上，在瓶口斜插上筷子，倒提着我家的油壶，一边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一边慢慢地将油顺着筷子倒进了自家的油瓶，一滴都没有撒。

在全家人惊奇的眼神中，三老汉把钱塞给我爷爷，提着油瓶一瘸一拐地走了。

二姐看着三老汉的背影，用戏谑的口气说：“没想到，这地主老财还有这一招儿！”爷爷说：“你以为三老汉是怎样过活成财东的？省下的！”
那一次，除了高超的灌油技术，三老汉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古怪的发型：他留的是像女人一样的剪发头，只是前半截是剃掉的。

我不知道别村的地主是怎样过活成地主的，但杨村的三老汉却是节俭成地主的。

节俭到什么程度？节俭到了抠门的程度，抠门到让人不能忍受的程度。

成年之后上大学，我读的是语言文学专业，阅读了中外文学史上不少描写守财奴、吝啬鬼的文学作品，像《威尼斯商人》、《死魂灵》、《悭吝人》、《欧也妮·葛朗台》、《儒林外史》等，三老汉和那些因吝啬而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声的不朽形象相比毫不逊色。

如今，六七十年过去了，还有关于三老汉和他的家人节俭、吝啬的故事在杨村流传着。

第一个故事也和油有关，不过不是菜油而是香油。

大儿子袁立行到了成亲的年龄，常有媒人上门提亲。

三老汉对未来的儿媳妇只有一个要求：会过日子！媒人就按此标准在方圆十几里物色了好几个姑娘，但都没入三老汉的法眼。

有一天，三老汉去王乐镇赶集，在猪羊市场，他背着手检阅着满地的猪羊。

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我那女子会过日子的很！”循声望去，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在和一个同样衣衫褴褛的老者一边抽烟一边闲聊。

于是，三老汉就笑着走过去：说说，你那女子咋会过日子？那老者嘴里叼着烟锅，笑着看着三老汉，说：我女子把一斤香油吃了一年！三老汉笑了，说：这有啥嘛，我婆娘把一斤香油能吃三年！那老者继续笑着说：你听我把话说完么，我女子把一斤香油，吃了一年吃成了二斤！三老汉立时瞪大了眼睛，连忙上前问个究竟。

原来，那老者的女儿每到做饭放香油时，用筷子头在香油瓶里蘸一下，在锅里把筷子头涮涮，然后再把筷子头在锅里蘸一下，滴到香油瓶里；如此反复两次。

这样，一斤香油全家人吃了一年还多出了一斤。

三老汉听了，登时眼睛一亮，心里说：这才是我的儿媳妇！后来，那个女子就真成了三老汉的大儿媳妇。

第二个故事同样和吃有关，不过是发生在三老婆身上。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老婆做姑娘时是否抠门杨村无人知晓，但兴许是一个锅里搅勺把，长期受三老汉的影响，三老婆节俭起来也让人受不了。

有一年年关将近，三老婆难得地去了一趟王乐镇。

女人和男人去镇上最大的不同是：男人去挣钱而女人是去花钱。

三老婆这天也是去镇上花钱的。

到了镇上之后，她踮着小脚在人流中踅摸来踅摸去，从东踅摸到西，又从西踅摸到东，手里的铜钱都攥得出汗了还是没能花出去。

王乐镇的集一般只有半天，眼瞅着集要散了，三老婆心里就有点着急，心里一急就容易冲动，冲动之下她就咬牙花了两个铜钱买了一个冻柿子。

钱刚给出去就后悔
了，要退货，那个卖柿子的火了，说：“看你围着我的摊子转悠老半天了，你要不想买我把钱给你，柿子算我送你的成不？”这么一说三老婆反倒不好意思了，只好把那个冻柿子吃了，但圆圆的柿子柄却捏在手中，走在路上她不断地看着那个柿子柄，想着它如果还是那两个铜钱该多好：两个铜钱买个鸡蛋，春暖花开后孵成小鸡，小鸡长成大鸡，鸡生蛋蛋生鸡，用不了多久就是一群鸡，一群鸡换成羊，羊换成牛……想到最后，三老婆觉得自己把一个家当全给吃了。

于是，她手里捏着柿子柄难过得快哭了。

多年以后，她还经常对别人说，当年为啥嘴馋，非得要吃那个柿子呢？饭馍不吃不行，吃个冻柿子能吃出花儿来？
第三个故事则和粪有关。

这个粪包括大粪在内的各种粪：牲口粪、狗屎狼粪、鸡屎鸭屎鹅粪，还有天上飞的大雁粪。

袁三老汉这一辈子啊，把几样东西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这几样东西分别是土地、金钱、粮食，还有就是粪。

在他看来，土地和金钱、粮食得来都不易，但粪就不一样了，无论是人、牲口、家禽甚至飞鸟走兽，要活命就得吃，而吃了就要拉，人知道拉在自家的茅房里或自家地里，但其他东西则没有这个意识。

所以，无论是田野、路上、集市上都有“野粪”，就是无主的粪，谁捡到了就是谁的。

所以，三老汉手里永远都提着粪筐，里面还放着粪叉，随时准备做那些“野粪”的主人。

去地里干活自然不用说，就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赶集，粪筐也从不离手。

可以说，那个粪筐已成为袁三老汉身体的组成部分。

如果你在外边遇到没有提粪筐的他，你很可能不相信那就是袁三老汉。

为了能够检到粪，三老汉总结了很多经验，比如说一定要起早，虽然杨村人常说“起得早不一定拾到粪”，但他则认为你起得晚绝对拾不到粪；比如说王乐镇逢集日，逛集的人内急了会去哪里拉屎；比如说狼啊狗啊晚上会去哪里拉屎，白天会去哪里拉屎；比如说在外面疯玩的娃娃会去哪里拉屎；比如说南来的北飞的大雁会去哪里拉屎，等等，这些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你掌握了那些规律，你自然就能拾到粪，而粪运到自家地里就能变成粮食，粮食能够变成金钱，金钱能够买到土地。

就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你就能成为财东。

袁三老汉认为天下的财东人家都是这样来的，所以他一辈子也就是这么做的，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他成了杨村的财东。

当然，在被宋工作划定为“地主”之前，他不知道财东就是“地主”，“地主”就是财东。

当然，袁三老汉更不知道，宋工作给他戴的这顶“地主”的帽子，会给他的后半辈子和他的后人带来无穷的噩运。

三
第一次在杨村看到“斗地主”大概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

那时候，距离袁三老汉被划成地主成分已经好十几年了，宋工作也早就不知所踪，袁三老汉的“地主分子”帽子已经由他的大儿子继承了下来，每次都是袁立行上台挨斗。

三老汉的大儿子袁立行的年龄和我父亲相当，行四。

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四爷，但私下里我们一群孩子都直呼其名。

那时候我虽然很小，但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杨村有一户人家和其他人不一样，而且我也看到那户人家确实和其他人不一样：那户人家的大门似乎永远紧闭着；上工时，袁立行和家人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放工时，却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别人都有说有笑，只有他和家人落落寡合；别人扛的铁锨都高扬着，而袁立行扛的铁锨却总是耷拉着；生产队开会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总是一言不发。

袁立行的个儿挺高，光头，瘦，眼睛明亮，看上去比袁三老汉要精神得多，但这却丝毫没有改变笼罩在他家里的黯然气氛。

我看到的第一次“斗地主”起因是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可能是那时候想斗就斗，或者是什么运动来了，有需要就斗，反正那时候运动多，隔三岔五来一个。

所以，隔三岔五袁立行就要被斗一回。

那次斗地主是在学校的操场进行的，我是第一次看见有“熟人”被作为“阶级敌人”押上了主席台，所以心情很紧张，也有些兴奋。

可能是因为经历得多了，被押上台的地主分子袁立行看上去却很平静，尽管他
深弯着腰。

印象中那次被批斗的有好几个人，袁立行似乎并不是主角，但享受的“待遇”却是相同的：被押上台之后，先是戴上白底黑字的高梢梢帽子，然后，几个人都慢慢爬到面前摆放的课桌上，低头站直，但高帽子不许掉。

然后，一群穿黄衣服戴红袖筒的年轻人，抬来了几块木制大黑板，看样子有几十斤重，用铁丝拴着，挂在袁立行们弯着的脖子上，很快我就看见袁立行的脸憋得通红，眼珠子比平时鼓出了很多。

在群情激昂的大喇叭声中，有一个被批斗的人实在受不了，就悄悄在课桌上稍微退了一步，将黑板的下沿搁在课桌上，刚想长长地喘一口气，就见有戴着红袖筒的年轻人冲上去一通乱打，把他的头压得更低，以便最大负荷地承受黑板的重量。

在打的过程中，那个人的帽子掉了，我看到扣着头的高帽子，原来是农村常见的牛笼嘴，用细铁丝扎好，固定在头上。

多年之后，我在各种资料上陆续看到过，那时候比杨村斗地主惨烈很多倍的批斗会，有的甚至当场致人死命。

但是，印象最深的仍是我亲眼见到的这场批斗会。

我一直在想，那么重的黑板，就那样用铁丝吊在脖子上，脖子该有多疼！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个我该叫他四爷的袁立行站在主席台上的课桌上，台下的我看着台上的他，台上的他看着台下的我，我们的眼神曾有过瞬间的交流。

随后，是他先将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专注地瞅着自己的脚面。

我不知道他当时看到我时心里作何感想，但他的眼神却让我对这个地主分子充满了很复杂的感情。

印象中，第二次对袁立行的批斗，是在我快上初中的时候，那应该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那时，袁三老汉已经谢世，不知道他在告别人世的时候，会不会想到那三根葱？袁三老汉的孙子，也就是袁立行的二儿子名叫德玉，和我在同一个班上学。

德玉的学习很好，各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尤其是字写得异常漂亮，但因为他爷爷和他父亲的缘故，他在学校没有也不可能享受到任何荣誉。

那次批斗会的起因十分简单：地主分子袁立行贼心不死，侵占集体土地。

袁立行家的大门原来和大家一样都是冲着街道开着，后来，可能觉得自己是“另类”，就把前门封了改走了后门，冲着庄稼地，门前有一条路，平时少有人行走，左邻右舍都将自家的庄基延伸了几米，唯独他家缩了回去，留下了一个“凹”字型，看上去很不整齐。

后来，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想和大家一样，也向前延了几米。

那一次的批斗会，我印象中要温和许多，虽然随着大队张书记一声“把地主分子袁立行押上来”，两个背着枪的基干民兵，一人一只胳膊押着他上了台，但袁立行始终只是站在台上，没有戴高梢梢帽子，脖子上也没有挂黑板。

在大队张书记的追问下，他表态马上将侵占集体的土地交还给集体。

那一次，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二儿子德玉也参加了批斗会，而且就坐在距我不远的地方。

我注意到，在整个批斗会的过程中，袁德玉一直低着头，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

从头至尾，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抬过一次头。

我最后一次见到“摘帽地主”袁立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那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国家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年过春节的时候，母亲对我说：去看看你立行四爷吧，老汉挺可怜的，得了癌症！此前，我就听说过他的二儿子，也是我的同学袁德玉为了救自己的大哥，二十出头就死于一场交通事故，现在他自己又得了癌症，所以年三十晚上我就去了他家。

在那间给他招来批斗的异常狭小房间里，我看到已瘦得没了人样的袁立行四爷，他的眼睛因为消瘦显得更大，在昏暗的灯光下也显得更亮。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还未从丧子的悲痛中走出来，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尽管他笑着，但我觉得那一天他的眼神中，有着一种让我感到很可怕的东西，那似乎是一种对全世界的仇恨，感觉瘆
十分人。

那一天我们并没有谈多久，他和他的老伴，就是那个把一斤香油吃成二斤的“地主婆”再三地向我的到来表示感谢，我让他们把心放宽，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日子还长着哩。

他连说：“好！好！好！”我看他似乎没有再谈下去的意愿，就告辞了。

过完年不久，到了农历三月，就听说他去世了。

因为几十年的不断折腾，这个当年的杨村财东家境很不好，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再加上家里祸事不断，大儿子草草地葬埋了他。

（下转第117页）
（上接第49页）
就在那个年三十的晚上，走出他家的家门，我看着满天的星星，想：这个被批斗了大半辈子的地主的儿子，是他们那个年龄段里少有的识文断字的人，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算盘，人又很精干。

假如袁三老汉那个傍晚没有发现自家的菜地里有三根葱被人拔走；或者，即使发现了却没有骂街；又或者，骂街时宋工作刚好没有听到，那么，三老汉和他的儿子、孙子们，在日后的岁月里不知道会走出怎样的人生轨迹？想了许久都没有答案，我就又想：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没有了“假如”，我们个人除了接受命运的安排，似乎也就再没有别的路可走。

责任编辑：王婷
作者简介：袁方（1962—），男，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教授，文传院院长。

试一下哪些人会来关心自己……
廖局长拍了几张身在医院的照片，写了这样一段微信发朋友圈：没想到患上不治之症，一切都晚了完了！
消息刚发出，就收到老婆回复：死鬼，请赶紧把我七姑和八姨的转正事宜办好，不然一切都晚了完了！
接着收到儿子回复：爸爸，请赶紧把单位工程发包给我，不然一切都晚了完了！
然后收到二奶回复：亲爱的，请赶紧兑现你承诺的那笔青春费，不然一切都晚了完了！
然然后收到秘书小叶回复：廖局长，我孝敬您的礼物早送到您府上了，关于提拔我做办公室副主任的事，请您赶紧下发文件，不然一切都晚了完了！
然然然后收到……没人关心廖局长的不治之症，廖局长很生气、很愤怒，但也非常后悔不该开这么大的玩笑，不该发这条愚人节的微信！
廖局长很纳闷：今天是愚人节呀，大家都不知道吗，大家怎么都当真了呢？昨天3月30日，今天不是4月1日愚人节吗？……哎呀不对！1月大，2月小，3月大，今天才3月31日，还没到愚人节！想到这里，廖局长一屁股跌坐在地……
我想当厨师
扬子十岁生日那天，在大酒店吃得满嘴油。

爸爸妈妈问，小寿星的理想是什么？扬子大声回答，我长大了想当厨师，给爸爸妈妈做很多好吃的！客人们听了都哈哈大笑。

这小馋鬼，真没出息！爸爸妈妈责怪道。

扬子长大了，却真想当厨师，这下爸爸妈妈慌了。

爸爸说，你看你姑父、大叔、舅舅、表哥，哪个不是国家干部，光宗耀祖，你就这点出息？
在爸爸妈妈轮番劝导下，扬子只得选读了行政管理专业，并最终考取了国家公务员，做了一名机关干部。

扬子刚成家时，与妻子过得很幸福。

但随着时光流逝，妻子的抱怨越来越多。

妻子说，你看你身边的同事、同学、邻居、亲戚，哪个不是局长副局长，至少也是个科长所长，就你还是个普通老百姓，你就这点出息？
在妻子的百般劝导下，扬子只得频频给领导送礼，从副科长做起，先后担任科长、副局长、常务副局长，最终当上了一把手。

扬子刚当局长时，与儿子过得很幸福。

但随着时光流逝，儿子的抱怨越来越多。

儿子说，爸，儿子的公司都快倒闭了，你就忍心不帮帮？亏你还是大局长！
在儿子的一再恳求下，扬子只得亲自出面，给下属单位打招呼，给有关部门搞协调，让儿子的公司起死回生。

几年后，扬子进了监狱。

扬子耷拉着脑袋，头发一下子白了。

当狱警要他选择劳动改造项目时，扬子的眼睛亮了一下，脸上焕发出一丝神采。

他大声说，我想当厨师！
责任编辑：丁永杰
作者简介：殷贤华，男，已在《北京文学》《四川文学》《短篇小说》《小说月刊》《故事会》等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上千件，曾经被《小说选刊》转载作品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