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光迪以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为核心的文艺思想

论梅光迪以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为核心的文艺思想
冯能锋
【期刊名称】《《宜宾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9(019)011
【总页数】11页(P56-66)
【关键词】梅光迪; 传统文化; 现代转化; 学衡; 文艺思想
【作者】冯能锋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作为中国近代留美学生的主要代表，梅光迪是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思想家。

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欧文·白璧德先生致力于新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研究，与占据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孔孟儒学颇有相似之处，因此留学时期的梅光迪主动求教于白璧德，并且后来受其学术思想影响颇大。

针对目前国内学界对梅光迪的研究片面性、不成系统，有必要对他进行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

从他反对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这一大批学人的新文化观点，并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与之论争这一主要行为来看，当今的研究者倾向于把他划入“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一列。

但是随着百家争鸣、学术研究的逐渐推进与个人观点的不同，我们发现梅光迪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捍卫传统文化，其“真面目”正一步一步被揭开。

梅光
迪先生博古通今、中西皆有所涉猎，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对中西文化思想研究具有独立见解的一位前辈。

只是先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轻易动笔，不急于出版，因此一生所留笔墨不多，有一部分著述已经收入在早期的《梅光迪文录》书中，最新出版的《梅光迪文存》一书，为我们研究梅先生之生平事迹、文艺思想提供了更加珍贵、更加丰富的史料。

依据梅光迪创办《学衡》杂志这一基本事实，结合《梅光迪文存》中收入的文章、书信、日记等篇章，探讨他为捍卫传统文化而与胡适有关文学革命之间的种种论争，为争夺话语权而联合一众好友创办杂志，就他言论中的各种变化发掘其纷繁复杂的文艺思想。

一、与胡适论战：捍卫传统文化
当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倡导者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走上中国近现代文坛时，随之而来的是声名赫赫、大放光彩，他们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

然而就在此时，有一批被后世学人称之为新保守主义者、以留学欧美为主的青年人，他们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了一个叫作《学衡》的杂志。

梅光迪、吴宓二人便是《学衡》得以问世的两位主要人物，其中梅光迪更是核心人物。

他联合诸多好友创立《学衡》杂志的原因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一方面是他与胡适进行文学论争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他在哈佛读书时，曾受欧文·白璧德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的影响颇深。

因此，我们在研究梅光迪、探讨《学衡》的过程中，追溯杂志的出现以及“学衡派”的形成，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了解梅光迪与胡适二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进行的文学革命论争，并且这场论争还涉及其他相关学者。

作为“庚子赔款”最初的那几批留美青年，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之外，“西方”这个词对于梅光迪、胡适、吴宓、赵元任等人而言，不再仅仅只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对晚清政府、中华民族的一种压迫、剥削；“西方”已经成为他们这一批又一批留美知识分子自我发展、开眼看世界的重要资
源了。

比起“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那老一辈知识分子，梅光迪、胡适、吴宓等人更加深入的接触到了西方文化的内部，他们对于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与精髓，也比康有为、梁启超前辈更有发言权。

这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应该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首批真正具有世界目光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他们从西方文化中吸取经验教训、去粗存精、去伪存真，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启发，大大开拓了自己的文化修养。

现在看来，他们是最早以世界文学的眼光、思维、格局来思考、研究、阐释中国文学。

而中国文学在真正意义上有质的飞越，正是靠着以梅光迪、胡适等为代表的这一批早期留美、留欧学生的积极推动，他们拉开了量变到质变的帷幕。

梅光迪、胡适、吴宓、赵元任等人最初在讨论中国文学改革的诸多问题时，便已经开始注意到在14-16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欧美文学史中，英、法、德、意
等欧洲各国纷纷打破拉丁文传统，开始探索具有本国意识形态、富含鲜明特色的民族语言，于是他们开始意识到需要通过文字、语言上的革新来开创中国文学的崭新局面。

因此胡适、梅光迪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学要想进行现代新发展，便很有必要展开一场涵盖全国范围的、甚至是具有全世界影响的文学革命。

同是安徽老乡、又是留美同学，这两位交情深厚的多年好友，在有关文学革命的通信中，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以梅光迪、胡适二人为代表，他们最初讨论的是有关文字改革的问题，他们考虑的重点是如何改革文言，推广一种可行的适应社会需要的新语言。

梅光迪在如何改革文言的问题上一直比较保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从来不赞同要废除文言，然而又拿不出一个合理的、具有可行性的改革方案。

因此刚开始的时候梅光迪是赞同、并且也支持文学革命的，并且也意识到了要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获得资源，用来支持自己的文学革命。

如上而言，梅光迪、胡适都注意到了欧洲各国在建立自己民族文学时积累了丰富经验，这就为他们进行文学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当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前辈力图改变中国落后局面，希望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而发起“戊戌变法”时，他们只是比较简单地依葫芦画瓢，事实
证明“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如绚丽多彩的烟火那般南柯一梦空荒年。

与康梁等人不同，梅光迪、胡适、吴宓、赵元任这一代留美青年，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使用比较文学的眼光，希望从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有益的元素，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既然已经决定了要进行一场文学革命，梅光迪、胡适便开始了早期的探索。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最初载《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第4卷第1期，第1-14页；后载《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期，第26-26页)中提出的“八事”，梅光迪也在给胡适的信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

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如上所言。

三曰添入新名词，如科学、法律法政诸新名字，为旧文学中所无者。

四曰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

[1]545
从“有美术之价值者”这一建议便可以看出，梅光迪提倡的文学革命方法是以精英知识分子为对象，建立一套新的适应上层社会的文化特权，这么看来他们二人的改革一开始便面向了不同的受众——胡适主要是以平民百姓为主，梅光迪则选择了
知识精英。

梅光迪认为胡适提倡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会失去文言固有的艺术标准，因此他不赞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诸多观点。

胡适认为文言在当下社会的
局限性已经非常明显了，因此文言改革势在必行。

只是梅光迪认为文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本体地位，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若是改革文言，尤其是废除文言，那么文言的审美势必不复存在。

如此一来梅光迪、胡适二人有关文学革命的分歧便产生了，并且在日后越发常见、越演越烈。

梅光迪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今之美国之‘通行’小说、杂志、戏曲，乃其最著者。

而足下乃欲推波助澜，将以此种文学输入祖国，诚愚陋如弟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1]541。

梅
光迪质疑胡适提倡的平民大众的文学欣赏水品、艺术审美能力，认为文言所具有的“阳春白雪”审美风格会随白话文的推广而变成“下里巴人”。

从一开始双方观点不一致引发的讨论、争议，到后来逐渐互相指责、以致针锋相对，再到后来基本上划地绝交、割袍断义的程度，多年老乡身份、同窗情谊就那么逐渐地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了。

看似合情却又有诸多的可惜，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二人的决裂。

就梅光迪这方面看来，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追随胡适等人提倡文学革命、白话代替文言的主张，想要自己提出一套可行的文学革命方案；因此从一开始的不赞同，便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激烈反对。

就胡适这方面来看，君子风度的他当然并不那么在意多年好友的攻击、讦难，并且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最初留美之时他就已经萌发了推广白话文的思想；再到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他便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文学立场。

梅光迪与胡适有关文学革命的争论多半是通过书信往来，亦包括他在《学衡》上发表的对胡适攻击的言论。

然而胡适对梅光迪以及《学衡》上的攻击从未做过任何正面的回复，不过我们依旧可以在胡适的日记发现有这样一首白话文打油诗：
老梅说：
“《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笛生问叔永如此)
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
只看见了一本《学骂》！[2]260
如此看来，胡适对梅光迪等人的攻讦确实不放在心上。

然而现在看来，或许正是在文学论争的过程中，由于多年好友梅光迪的激励批判、极尽反对态度，促使胡适坚定了以白话创作新诗的文学实践，也正是从胡适开始，“新诗受到报刊杂志的追捧，渐趋风靡”[3]49。

因此当那篇《文学改良刍议》、那本《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九年三月初版)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在当时的
文学背景下，也就显得那么的轰轰烈烈。

当然在胡适进行白话创作的尝试过程中，作为梅光迪的好友、后来也是《学衡》的重要撰稿人的陈衡哲、任叔永、杨杏佛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胡适认为最重要、最直接的动力还是来自梅光迪的反对。

胡适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这篇文章中回忆当年有关文学革命争论的基本情况：
这时候，我已承认白话文时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

那个夏天，任永叔、梅觐庄、杨杏佛、唐孽黄都在绮色过夏，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代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

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

以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想过我的立场。

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激烈了。

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4]17
并且后来胡适把他在1916年留美期间“决心试验白话诗”的原因归结为“一半是朋友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这里，胡适提及的“朋友们”中便是《逼上梁山》一文中提到的“任永叔、梅觐庄、杨杏佛、唐孽黄”等人，而最主要的“朋友”便是来自安徽的老乡梅光迪。

梅光迪、胡适二人关于文言改革、白话新诗实践的讨论、争议，及胡适以《尝试集》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歌创作实践，如今已稳稳当当地成为20世纪初期白话文运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一桩文学事件，亦是重要的、重大的文学事件。

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争论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是属于文人之间的正常交往。

只是现在看来，当梅光迪、胡适二人有关文言问题的讨论意见开始相左之际，一颗分道扬镳的种子也就已经埋下了，只是他们二人并未察觉，他们身边的同学朋友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两位学者之间的争论，导致了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重大的文学革命，实在是值得大家关注。

二、创办《学衡》：争夺话语权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松江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出第二卷时将
此刊物更名为《新青年》[5]，这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新文化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其声势之浩大、响应者之多、追随者之众，在时隔一个世纪的今天看来，依旧是那么的震撼人心。

胡适、陈独秀先后发表极具分量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期，第6-9页)两篇雄文，提倡废除文言文、推广白话文，摒弃旧文学、创造新文学，这些主张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当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积极推广白话文运动，并且《尝试集》作为其白话文学实践的集大成而声名大振之际，以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梅光迪为了捍卫自己的话语权，联合了吴宓等一众好友，于1922年1月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创办了《学衡》，“学衡派”也就顺理成章地登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舞台。

《学衡》创办的时间正值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文化激烈变革之际。

当此之时，以梅光迪为主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针对胡适、陈独秀的文学主张，提倡国人要坚守中华传统文化阵地，积极维护、捍卫文言文，批评胡适等人的新文学。

然而这一批被我们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声小势弱，对于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尤其是在1920年的时候，胡适出版了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之后胡先骕先生撰文《评〈尝试集〉》，投遍中国大陆南北杂志竟没有一个刊物愿意发表，于是胡先骕便找到梅光迪等人，商量自行办一个刊物。

早在1920年秋天，当时正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梅光迪等人便与中华书局商定，他们编辑好的杂志命名为《学衡》，由中华书局每月出一期。

第二年5月，梅光迪写
信给在美国留学的吴宓，希望能由吴宓来担任《学衡》杂志的主编。

在接到梅光迪的来信并获知梅的用意后，吴宓便和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徽、刘伯明等人筹办《学衡》。

在主编吴宓以及其他诸位学人的共同努力下，11月《学衡》杂志第一
期全部稿件都编辑好后，交由中华书局于1921年1月正式创刊出版。

除去上述的发起人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柳诒徽、刘伯明等人作为该杂志的核心撰稿人外，
还有王国维、汤用彤、缪凤林、张荫鳞等主要来稿者。

这些学人大都受过正式的西方教育，而其中留学英、法、美、德的便超过三分之一。

《学衡》一共出版了79期，到1933年7月停刊。

杂志简章阐明了其办刊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

无偏无党，不激不
随。

”[6]1杂志封面采用中英文(英文题名为the critical review)双题名，标有出
版日期，开设了辩言、通论、述学、书评、文苑、杂缀6个常用固定栏目，内容
涉及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宗教、时事、伦理等多个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创刊号配有两幅浅绿色插图，正背面为分别是孔子像、苏格拉底像，这表示中西结合，颇有内涵。

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是梅光迪与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关于文学革命论争处于下风之后，多方努力的产物，它的出现一开始便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而诞生的。

以吴宓为首任主编的《学衡》坚守中华传统文化，批评新文化、新文学、白话文运动，是一份综合了文化批判以及介绍中西文化的学术性刊物。

作为《学衡》杂志、“学衡派”的主将梅光迪，此时依旧延续着他在留美期间的文学主张：“将于文学中稍得人生哲学(Philosophy of life)，以为救世之具耳”[1]537。

从梅光迪的文学主张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片面地强调了文学改造社会与救世的功用，没有意识到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因此也就很难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性了。

《学衡》对新文化运动本身抨击的并不严厉，其批评主要还是集中在对胡适白话文创作实践方面，如此一来梅光迪于胡适等人有关文学革命的论争也就随着《学衡》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大陆来了。

此时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已经不再只是当年那个小有名气的胡适，其文学主张、白话新诗实践，已经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新潮流、新方向，在国内已经登高望远，大有振臂一呼百家追随之势了。

在这样的声望之下，胡适当然对攻击他的《学衡》不屑一顾，完全没有发在心上，从他的日记中将之称为《学骂》便再清楚不过了。

因此尽管《学衡》严厉抨击以胡适为
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然而终究没能对它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默默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前所述，梅光迪最初是赞同胡适有关新文化建设的主张，不过在这个基础前提下，以他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的批判，便可以理解为是有关哪一批人更有资格引领文学革命，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了。

围绕杂志“昌明国粹”这一办刊宗旨，《学衡》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哲学、传统文化的论著，如缪凤林的《哲学通论》(1924年第28期，第27-43页)，如
德国雷赫完(A.Reichwein)著、吴宓译《孔子老子学说对于德国青年之影响》(1926年第54期，第17-29页)，如柳诒徽的《中国文化史》(1928年第63期，第61-123页；1929年第67期，第52-92页；1929第70期，第49-96页)等。

其他有关文学创作、道德伦理、教师教育的论著也不少，并且刊发了许多有关西方文学、史学、哲学的相关论著，如《柏拉图语录之一：苏格拉底自辩篇(Apology)》(1922年第3期，第65-89页)等。

还有一点便是发表了大量有关欧文·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论著，如《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1922年第3期，第9-21页)等。

由此看来，《学衡》从不同角度、分不同国别向中国大众介绍了许多西方
文学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读者们的视野，为西方文化在国内的流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如此种种，《学衡》给大家创造的这些价值，确实是我们应该肯定的。

然而《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更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地方。

在《学衡》杂志创刊之后，以欧文·白璧德提倡的古典主义文学标准便成为“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已论争的有力依据，只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古文
盛行的情况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然而回归历史发展的潮流，以古典主义这个标准去评价中国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运动，“学衡派”的诸位便只能走向新文学的对立面了。

现在看来，梅光迪反对胡适白话新诗实践的一个主要依据，是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没有先例，毫无经验可循，理因批判。

于是梅光迪便在《学衡》
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1922年第1期，第16-23页)一文，对主张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进行批判否定；而创办《学衡》的另一位参与者刘伯明《再论学者之精神》(1922年第2期，第11-14页)一文，严厉批评了新文化引导者“于新知之来不加别择，贸然信之”的做法。

我们可以看到，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中，梅光迪义正言辞地、严厉地抨击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
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7]16
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7]18
三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7]19
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7]21
随着《学衡》创刊号的发表，这篇极具讽刺的文章一经世人的阅读，便在社会上掀起了轰然大波。

其中便有一位署名为“风声”的学者在1922年2月9日的《晨
报副镌》“杂感”一栏发表了《估〈学衡〉》一文：
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是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

所以，决用不着校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8]
这位署名为“风声”的学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

从这篇《估〈学衡〉》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学衡》杂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全面地否定了《学衡》杂志的文章及其“学衡派”“诸公”的相关言论。

正是因为这样，《学衡》一出版便遭到了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许多新文化运动者的全面批判。

其他诸如周作人、茅盾等人也纷纷效仿鲁迅，著文指责《学衡》及“学衡派”思想之谬、文论之误，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或许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把精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上，他们很快便不再理会《学衡》文章、“学衡派”言论；不过我们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倡导者、支持者们看来，《学衡》诸文、“学衡派”众语，实在是不值得他们反驳了。

到《学衡》创刊的第二年，这个杂志已经无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声势浩大的学界主流意识形态对抗了，梅光迪失败了，《学衡》失败了，“学衡派”失败了。

而梅光迪在《学衡》上也仅仅只发表了5篇文章，可以分为两类：(一)攻击新文化运动，有《评提倡新文化者》(1922年第1期，第16-23页)、《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1922年第2期，第16-24页)、《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1922年第4期，第12-18页)；(二)介绍西方人文主义，有《现今西洋人文主义》(1922年第8期，第58-64页)、《安诺德之文化论》(1923年第14期，第8-18页)。

在这5篇论文中，梅光迪把自己当作了欧文·白璧德的代言人，以西方古典主义、人文主义的文学标准衡量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将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倡导者、引领者批判为“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

此时此刻的梅光迪，带着无限的失望离开了，以后《学衡》再也没有发出梅光迪的声音。

然而“文化的消失不表明人的价值的消失，它仅仅意味着这种价值得到表述”[9]9。

在我们看来，作为伟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可以替那些为了自身信念而努力抗争的“失败者”做一个非常合理的注解。

在中国现代文学短暂的三十余年历史中，梅光迪这个名字是与《学衡》杂志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学衡》又是以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反对面登上了历史舞台。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尽管鲁迅《估〈学衡〉》一文连人带杂志地否定了梅光迪，然而其复杂多样的文艺思想，依旧值得我们努力探寻。

三、以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为核心的文艺思想
一般而言，学界基本上认为梅光迪是新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我们应该立足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进行文学革命时应该采取改良的方式，并且要注意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同时要避免全盘西化。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切认同
一般而言，学界基本上认为梅光迪是新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我们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