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文献综述

交易成本文献综述一、交易成本的含义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

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由于“使用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这一代价就是交易成本。

在1960 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明确使用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指出，“为了执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订契约、实施监督以保证契约条款得以履行等等。

这些工作通常是要花费成本的”。

在科斯看来，交易成本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项目：（1）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

价格是不确定的，要将其转化为已知，进行市场交易的当事人必须付出代价。

（2）谈判和签约的成本。

因为交易人之间常会发生纠纷、冲突，这就需要讨价还价，签订和履行合约。

这些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3）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或成本）。

例如签订长期契约时面临的更大不确定性，在以后解决交易细节问题时需要花费的成本。

在科斯之后，众多学者对交易成本的概念进行了自己的理解。

肯尼斯•阿罗最先使用“交易成本”这一术语，他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它包括信息成本和排他性成本；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成本。

奥利佛•威廉姆森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

他认为交易成本就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

威廉姆森将合同方法作为分析交易最基本的方法，把交易成本划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前”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事后”交易成本。

事前的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倘若为了纠正事后的偏离而做出双边努力，由此而引起讨价还价成本；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带来的成本；确保各种承诺得以实施的保证成本。

同时威廉姆森还对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他特别强调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这三种因素。

按照威廉姆森的见解，倘若上述三个因素不是同时存在的话，交易成本就不会存在。

张五常从一般意义上定义交易成本，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他还将交易成本的概念扩展至“制度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订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

从而，在张五常的交易成本理论里，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

诺斯从组织生产的角度来说明交易成本。

他将交易成本界定为：“交易成本是规定和实施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因而包含了那些从贸易中获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

在他看来，交易成本不仅与组织生产的制度结构有关，还与生产的技术条件有关。

汪丁丁从博弈均衡的角度对交易成本进行理解，并从机会成本角度对交易成本进行定义的尝试。

他认为，交易成本只能通过制度选择的多人博弈过程的均衡状态来确定。

埃格特森与巴泽尔定义角度类似，明确将交易成本概念与产权概念联系起来，前者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费用”。

后者则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

杨小凯则将交易成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生交易成本，一类是内生交易成本。

前者是指交易双方在决策前就知道其水平的交易成本，它包括运输费用、贮藏时商品腐化造成的费用，交货不及时造成的费用，执行交易时的各种费用，甚至税收等。

而内生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所谓广义交易成本是该种交易成本水平要在决策的交互作用之后才能得到的，它由交易次数和每个交易的成本之积决定。

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则是指“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它是能够利用博弈工具加以刻画的。

这些解释通过与最优状态的比较突现了交易成本的效率损失性质，但由于最优状态的难以确定性，使得这类定义更加具有理论意义而少了一些操作性。

虽然上述交易成本概念的表达各有不同，但究其实质却是一致的——市场并不能自动、无成本地调整，市场交易者存在了解市场信息的困难，经济运行不是平滑无摩擦的。

因此，交易成本是经济运行的摩擦力，它不但包括市场运行的费用，也包括企业组织内除生产成本外的管理成本、制度成本等。

经济学家们对交易成本的表述尽管不一致，他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理解。

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思想，仅局限于对市场定价机制的解释，注意到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转存在代价，企业替代市场的原因就在于企业内部的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并未对交易成本的具体构成和形成机制进行详细描述。

阿罗、威廉姆森和汪丁丁对交易成本的理解则推广到微观比较经济制度分析上，使一些问题更明朗化，交易成本作为一种制度选择的分析工具。

只是汪丁丁更明确地指出交易成本的一种机会成本性质。

杨小凯的解释则将交易成本从制度比较分析推广到了对制度最优化的分析，从效率损失的角度对交易成本进行刻画，但其理论性强于实际操作。

张五常从产权的角度将交易成本扩展到对整个人类制度分析，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就会耗费交易成本，但未对交易成本的具体内容进行具体阐述。

诺斯从人类分工所执行的功能入手，进一步细化了交易成本的内涵，在考虑制度对交易成本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技术因素。

埃格特森与巴泽尔则从产权的角度明确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

埃里克.弗鲁博顿和鲁道夫.芮切特以及厉以宁的表述使交易成本内容更具体化，明确指出交易成本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费用表现形式。

交易成本作为新制度经济学重要的基础性概念，尚缺乏一致性的理解。

在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同经济学家基本已达成共识，即市场活动存在成本，只是对这样的成本发生原因、表现形式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

在关于农产品交易的实际研究中应用广泛的是Williamson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解，他将交易成本分为三类：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监测）成本，这种观点。

其中，信息成本产生于预期的一项交易，是指获得价格和产品信息的成本以及识别合适交易对象的成本，获得价格信息的成本取决于市场价格信息容易获得的程度和价格的不确定性；谈判成本是实际达成一项交易的成本，可能包括委托成本、一项交易条款实际达成的成本和正式起草合约的成本；执行（监测）成本是确保交易另一方遵守交易条款所耗费的成本。

二、交易成本的测量方法在交易成本的测量方面，一般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1.宏观层面――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在宏观层次的交易成本的测量上，Wallis和 North的工作颇富开创性。

他们对交易成本的计量的基本思路如下：（1）划分经济活动。

将整体经济活动划分为交易活动和生产转换活动。

转换活动是直接把投入转为产出的活动，交易活动是协调、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

交易成本就是与进行交换相关的、执行交易功能的成本；转换成本就是把投入转换为产出、执行转换功能的成本。

(2)界定测量内容。

并非所有的交易成本都能在市场上通过定价反应，所以仅计量可以通过市场定价反应出来的各种交易成本。

(3)明确交易活动类型。

交易活动包括交易产业的交易服务和非交易产业的交易服务。

交易产业是指在公开市场上为产权交换而提供交易服务的各种部门。

非交易产业的交易服务是指为内部提供交易服务的职业活动，这些职业人员包括业主、经理、主管等。

（4）测量方式。

加总交易产业的价值和非交易产业的交易服务人员的薪酬。

他们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即经济越发达，交易部门的规模也越大，交易成本占 GNP 的比重也越大。

Wallis和North关于交易成本的测量方法被其他学者仿效。

Ghertman以比较视角研究了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在 1960－1990 年间交易成本的变动趋势，通过国际比较提出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和相关的政策问题。

他运用交易成本——收入曲线作为分析工具，解释了经济绩效差异相对较小的国家诸如美、日、德、法之间的宏观经济效率差异。

Ghertman发现，收入——交易成本曲线斜率越大的国家，其交易成本越节约。

Dagnino和Farina结合Ghertman 的研究对上述四国和阿根廷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做了比较研究。

得出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政府通过“坏”的法律可能人为地制造交易成本，在这种状况下，交易成本占 GDP 的比重会上升，而人均 GDP 可能减少，这也是对阿根廷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解释。

运用Wallis和North关于交易成本的测量方法，Dollery 和 Leong 对澳大利亚的交易成本也进行了计量，他们发现澳大利亚的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从1911年的32％上升至1998年的60％，从而证实了 Wallis 和 North 的结论。

Aleksander Sulejewicz 对 1996-2002年波兰经济体中的交易成本进行的计量，结果发现在短短6年内交易成本占GDP的比重从49.70％上升到67.25％。

张五常将全部第三产业的产值以及第一、二产业的量度和监管费用作为总的交易成本，计算出香港的交易成本占其GNP的80％。

我国学者缪仁炳和陈志昂基于Wallis和North对经济活动的划分，采取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核算方法，按职业划分交易人员与非交易人员，对我国1978-2000年的交易成本测度结果表明，交易成本与经济增长(GDP)之间高度显著。

金玉国借鉴North等人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转换部门和交易部门，借助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对我国外在性交易成本——交易部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进行了计量。

研究得出结论，计算期内交易成本的绝对规模是扩大的。

但从相对规模来看，交易成本占GDP的比重似乎没有变化。

交易成本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所以他认为，从交易成本节约角度看，近十几年我国体制转型的绩效是十分显著的。

劳泰艳比照上述Wallis等人的方法对我国1990－2003年的不同行业的宏观交易成本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私人交易成本是总交易成本的主要部分，大概占75％左右。

公共交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更明显，变化幅度较大。

总交易成本的比重从在1990年开始上升1993年到达顶峰后开始下降，在1996年到达谷底然后又开始上升。

从1993年到2003的走势像一个较平缓的U字。

2.微观层面――比较研究威廉姆森对微观企业层面上交易成本的研究莫定了方法论基础。

在威廉姆森看来，“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是相互依存的”，尽管直接计量“事前”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很困难，但可以通过对制度的比较来对交易成本做出测量。

例如，如果要用G1、G2表示一组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G*是被选中的安排，C1和C2是制度安排方案所对应的交易成本，则可以得到如下式子：若 C1< C2，G* = G1若 C1> C2，G* = G2(1)威廉姆森指出，首先要揭示各类组织(制度)安排有所区别的组织属性如何影响与组织相关的成本，然后以差别化方式将上述成本的发生与交易的各个可观察维度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