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家谱中元代时期的数字人名

探究家谱中元代时期的数字人名在翻阅家谱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所有家谱在宋末到明初（主要集中在元代）这段时期的老祖宗的名字几乎都是数字名字：江西九江庐山区杨家大屋《王杨氏支谱》：省四、念四郎、念五郎、念六郎、念七郎、念十郎、念三郎、念八、念九、千五、千四、千十、千十一、千十六、千九五、万五、万六郎、万七郎、再二郎、再四郎、云一、仲一、仲二、楠二、胡百、小一、百一、百七、宗一秀、宗四秀、福一秀、福二秀、尚二、尚八、贵大、贵二、贵三……同样为元末的始迁祖，江西九江县分水岭杨家大屋始祖兄弟名字是：保一、保二、保三、保四、保五；安徽潜山县的《王杨支谱》始迁祖兄弟名字也是：祖一、祖二、祖三、祖四、祖五……《三沙王氏宗谱》之中沙阳湖礼嘉桥周陈支：第一世（行四四）、第二世（行五十五）、第三世（行九十一）、第四世（行百十五）、第五世（行细二）……《新安琅琊王氏宗谱》思经公支派：第四世（伯五）、第五世（千十三）、第六世（就二）、第八世（祥二）、第九世（奇二）、第十世（万四）、十一世（代三）、十二世（兴四）、十三世（隆一）、十四世（次六）、十五世（大四）……除了《王氏宗谱》有数字人名外，其他姓氏也有数字人名，如江苏省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二年刘世祺所编的《洞庭刘氏族谱》：刘伯亭生3子：刘金、刘石、刘丝。

刘丝考中宣和年间（1119--1125年）进士，官任仆射。

靖康二年（1127年），刘丝奉父随宋高宗南渡，迁居太湖之滨的洞庭东山岱心湾立业，后裔世代居此，形成洞庭刘氏。

刘金、刘石则仍居汴梁。

刘丝娶夫人周氏，生3子：刘巨丞、刘巨相、刘巨卿。

其中，二子刘巨相生子刘昂，刘昂迁居常州县。

刘巨卿生2子：刘吉、刘泰。

刘吉生2子：刘谷、刘足。

刘谷生2子：刘台、刘各。

刘台生子刘承事，刘承事生子刘三九，刘三九生3子：刘十三、刘十四、刘十七。

刘十四生的儿子叫刘四十一。

刘四十一生2子：刘七四、刘七六。

刘七四官任佥判，生2子：刘元一、刘子三。

刘元一生5子：刘贵一、刘贵三、刘贵四、刘贵五、刘贵七。

刘贵一生子刘仁一，刘仁一生子刘谦一，刘谦一生子刘忠一秀。

刘谦一的从兄弟刘敬一秀长子刘升，字伯昂，生子刘旭。

刘旭生子刘瑶，刘瑶生子刘秉文，刘秉文生子刘禄……再如朱元璋家谱：朱五一娶妻刘氏，在盱眙生了朱重一、重二、重三；朱五四呢，娶了陈氏，在盱眙生了朱重四和一个女儿。

到了钟离以后，朱五一的家里又添了一个朱重五。

朱五四又在灵璧生了朱重六，在虹县又生了朱重七和一个女儿，迁到了钟离东乡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朱重八（即朱元璋），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取的，寓意是诛灭元朝。

清朝人俞椒春记载元朝绍兴乡间“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

据老俞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元朝起义军领袖蔡五九等等。

要说这个数字名字，古今都有人喜欢采用，商时，喜用天干“甲乙丙丁……”如太甲、太乙，外丙、武丁，盘庚、帝辛（纣）等；自周开始，“伯仲叔季”就用来表示家里兄弟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如伯夷、叔齐、管仲、夏侯季权等。

而纯以数字为名春秋时就有先例了，如吴王给女儿取名为“二十”。

吴国人为了避讳，就把二十改读为“廿nian”(家谱中的“念”就是“廿”，即二十的意思)。

唐宋时流行行第称呼，行第是指一个家族同辈的人，分男女，依年龄各自排行。

如秦七秦少游、黄八黄庭坚、柳八柳宗元、元九元稹、李十二李白、韩十八韩愈、白二十二白居易、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等，后渐成社会风俗，流风所及一部份人就以排行入名；今人有李谷一、郭一凡、黄一、伊一、李一男、陈一舟等，私下以行第称呼的更多的不得了，但数字风最盛行的还是集中在宋末到明初这段时间，主要原因有两种原因：一、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清朝人俞椒春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元朝规定普通无职权的老百姓只能用排行和父母年龄相加来取名，纵观家谱，虽然各朝各代都有用行第相互称呼，但行第只是代称而已，把这个作为自己名字却很少看到，而在元代，出现以纯数字为名的现象却很普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事实摆在这儿，为什么《元史》、《元典章》还有《大元通志条格》等正史却查不到任何信息呢？先看看满清文字狱，其禁止民间记录和编修前朝历史，为此还引出两大案子：1、庄廷鑨《明史》案：浙江乌程南浔镇富户庄廷鑨，买得明朝大学士朱国祯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加以编辑。

康熙二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书店老板王云蛟、陆德儒也惨遭屠戮。

庄廷鑨之弟庄廷钺被凌迟处死，全族获罪；李令皙及其子李礽焘等四人、朱佑明及其子朱念绍、朱彦绍、朱克绍和侄子朱绎先后被斩杀，妻子徐氏吞金自尽，李令皙的幼子十六岁，法司命他减供一岁，得免死充军。

少年不肯，最后一并处斩；董二酉当时已死，尸体被从棺材中挖出，肢解成36块，子董与沂，也被诛杀。

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本是告发者之一，亦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斩。

苏州浒墅关主事李继白因买书被杀。

学政胡尚衡、松江提督梁化凤、守道张武烈等人以重金行贿得免。

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因吴三桂手下红人吴六奇之助，无罪开释。

告发者吴之荣得到庄允城、朱佑明两家大量财产。

康熙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庄廷鑨明史案正式结案，此案先后因此狱牵连千余人，所有被羁押的犯人在杭州虎林军营被集中宣判执行，囚犯集中在弼教坊广场上等候发落。

被杀者共七十余人，其中庄廷钺、李令皙、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十四人凌迟处死；杭州将军松奎，浙江巡抚朱昌祚以下所有官员，革职查办，撺掇松奎收贿的程维藩被诛。

归安，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

湖州原任知府陈永命于康熙元年罢官，至山东台儿庄，自缢于旅馆。

棺材被运回杭州，开棺磔尸。

其弟江甯县知县陈永赖，也同时被斩。

归安县学新任训导王兆祯、推官李焕、湖州新任知府谭希闵（到任只半月）等人处绞。

妻子被发配东北沈阳附近的宁古塔者几百人。

顾炎武在山西汾阳闻知惨事，悲愤万状，作《书潘吴二子事》及《祭吴潘二节士诗》。

2、戴名世《南山集》案：康熙朝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由此可见，满清政府对明间编写明史的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的是残酷的刑法和镇压，目的就是严禁汉人自己编写自己的史料。

而当今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满清从顺治二年开始到乾隆四年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完成的满清版《明史》。

元修《宋史》用两年，明修《元史》用两年，满清修《明史》用了近百年，如果说前朝修史都草率，满清用百年时间修《明史》是出于严谨，那么乾隆皇帝让全国各地进献图书来修完《四库全书》后，为什么要禁毁原始文献？当时禁毁的原始文献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

这些书都是《四库全书》的原始资料，如今因为被禁毁，导致很多资料无法查找来源和考证。

这难道就是满清的严谨修史的态度？对满清这种做法唯一的解释就是满清篡改前朝历史，并以修《四库全书》的手段来辅助篡改明史的目的。

那些书目和法律一样，环环相扣，单纯篡改明史肯定是达不到效果的，所以其他配套的书目也跟着遭殃。

现如今，每当讨论到满蒙与汉人的历史，凡涉及到元清两朝负面信息时，满蒙民族群众均以没有正史记载为由极力否认这些历史，让汉人拿出正史依据出来反驳，可满清禁毁关于前朝的任何记载几乎是全面的彻底的，数目数都数不过来，凡是对于像满旗、蒙古这样少数民族统治不利的资料全部删改，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从正史里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近现代的南京大屠杀都被日本人否认，那些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又能如何？再说有些事情政府做过了的并不一定非要明令记载，比如现今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游行示威等集会的自由，但又有多少人能申请到呢？你说申请不到吗，但像各地什么反日游行都公开进行，若干年后，后人是不是可以透过法律条文和游行照片认为我们时代的游行集会是非常自由的呢？虽然部分满蒙后人极力否认他们对汉族的屠杀、剃发易服等各种行为，但还是可以从地方志和民间野史记录中看出，虽然国家强调民族融合，说这话并不是搞民族主义，为的只是探求历史的真实性。

言归正传，关于元朝数字人名，也有人在《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里找到元代至正年间的一张契约，契约最后留下的两个人的姓名一个叫谢和甫，还有个叫谢德羽。

认为这个就可以推翻俞椒春的说法，但我觉得，能写契约的，且通过字迹行间，那字也写得非常漂亮，可以看出他们是读书人，不说是举人什么的，至少也是邑庠生秀才等，俞椒春说的“庶人无职者”，这个职并不全是官职，他的“庶人无职者”是指没有手艺和技能的普通老百姓，相似现在卖力气的农民工群体，因中国是农业大国，在广大百姓眼里，种田是很普遍的事情，人人都会，不算职业，只有那些做官的、经商的、教书授业、文艺杂技等才算体面的职业，像田园诗人陶渊明都是在家种田的。

因此，契约上名字不能证明元朝普通百姓能取名。

也有说元朝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在其对待科举上确实能体现这点），使得元朝教育相对落后，从而导致文盲率较高，加之元代是典型的等级社会、政治制度十分严酷，族分四等，人分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样的后果就是老百姓的名字随意化。

我也相信文化程度低下会造成名字随意，古人常说“贱名好养”，但为什么家谱上不出现“牛”、“狗”、“猫”、“桌子”、“椅子”？也不会像日本出现“田中”、“河边”、“上井”？而非得用数字呢？如果说数字笔画少，但也不全是现在的简体写法，有的在数字前还加了“保”、“祖”、“省”、“福”等，可见并不是因为笔画少的缘故，一定是有规定要求必须数字。

如果说这个规定来自宗族，那么除了王氏宗谱有，人家姓朱的、姓刘的、姓汤的等也有？那只能说明这个规定来自国家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