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_王贤彬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以地方官员为主宰，同时，这些地方官员经常会发生变更。
这些变更对经济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因为这些变化往往会对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将着眼于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解决方案。
1. 地方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近年来，许多研究人员探讨了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表明，地方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研究追溯到1990年代末期，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依然丰硕。
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不同省份30年内的GDP增长进行比较研究，结论是地方官员定期更换会对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稳定的政府团队有利于经济发展。
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政策稳定和一致性是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地方官员更替会引入一种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
中国私营企业通常面临着抵抗政策转变和不确定性的压力，而地方官员变更的发生会让他们在实施投资项目时感到更为担忧。
有些研究还表明，地方官员更替还会影响与政府相关的租金收益（rent-seeking）行为。
当地官员不确定的接班人士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权力分配方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争执和分歧，进而诱导官员进行更多的拍马屁和上交“礼金”，以争取利益和保障政绩。
2. 解决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解决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下是一些解决方案的建议：2.1 提高地方官员工作的稳定性地方官员变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必要的绩效管理。
如果官员在自己的领域内表现不佳，则必须被更替。
为了减少地方官员更替对投资产生的不利影响，政府可以制定更为完善的绩效管理流程。
如果一个更合理的绩效管理流程能够让工作表现不佳的官员在更长时间内履行职责，这有望提高投资者的信心。
2.2 透明化决策机构并减少非正式租金收益透明和透明度高的决策机构不仅可以让地方官员之间的分歧和争执减少，还可以帮助政策能够更加系统和连续。
省级_政坛CEO_与地方经济增长_商而优则仕_徐磊
摘要：“商而优则仕”的现象让具有企业高管任职经历的地方官员（本文称“政坛CEO ”）与辖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但之前并未获充分的研究。
通过对1991~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定量分析，本文发现具有市场经济时期企业任职背景的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且在一定范围内，任职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而仅有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任职背景则对此无影响。
而且，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对这种关系更敏感；省长比书记对这种关系更敏感。
本文的另一贡献在于通过探索性案例和计量检验的混合研究方法讨论了以上结果的影响机制，发现市场经济企业背景的官员能通过管理方式、知识能力和社会资本3个途径有益地方经济，促进投资增长和工业发展。
本文结论将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之间领导干部交流提供丰富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地方官员经济增长企业高管干部交流一、引言“商而优则仕”的“旋转门”现象在国际上并不鲜见，在今日中国，近年来藉由“国企—政府领导干部交流”来实现华丽转身的国企高层领导干部也日趋常见。
2013年1月，李小鹏正式当选山西省省长，而在5年前，他是从中国华能总经理、党组书记的国企岗位上调任为中共山西省常委。
这绝非孤例，2011年中国商飞董事长张庆伟调任河北代省长；仅在2010年1年之内，就有潞安集团董事长任润厚、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陈雪峰、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等人调任副省长；更早的还有东风汽车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苗圩担任武汉市委书记，现升至工信部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曾担任中国铝业董事长，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担任中海油总经理等。
此外，还有一些国企高管如肖亚庆、王志刚等进入国务院和中央部委任职。
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此类从大型国有企业选拔高层领导干部进入政府干部的人事序列，尤其是进入省级党政领导序列的现象在近年来已经成为了高级干部调整的常态。
这一批人可称为“政坛CEO ”。
这一点在党内材料中也有体现，2006年《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提出“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由此该做法也在党内文件中获得了制度化确认。
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与经济增长[1]
![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与经济增长[1]](https://img.taocdn.com/s3/m/27c78ccada38376baf1faea8.png)
经济科学·2010年第6期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与经济增长*王贤彬1 徐现祥2（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2.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摘 要：本文重新考察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的存在性及其具有的机制和模式。
基于度量地方官员之间政治竞争的变量，本文发现，地方官员之间的相互政治竞争显著地刺激了地方经济增长,政治激励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推动作用。
在相同的政治竞争和政治激励下，职业前景差异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导致了地方官员经济增长行为的差异，具有较好的职业前景的地方官员有更大的动力推动经济增长；居于中间地区禀赋水平的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效果相对较弱。
从阶段差异上看，这种地方官员的相互政治竞争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的阶段。
关键词：地方官员职业竞争政治激励经济增长一、引言关于地方官员政治激励的存在性问题，Li and Zhou（2005）、周黎安等（2005）证实了地方官员在任期间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能够显著提高其晋升和连任的概率。
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验证了地方官员会对政治激励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
尽管这些文献直接或者间接地证实了对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的存在性，但也有对此的质疑（Opper and Brehm，2007）。
①实际上，如果能够证实地方官员相互政治竞争剧烈程度对于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则能够证实政治激励的存在性。
另外是关于地方官员政治激励具有怎样的机制和模式的问题。
其一，政治激励是否依赖于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采用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样本，发现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激励做出致力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是有条件的，会因年龄和任期而异。
尽管该文所采取的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样本使得相对绩效具有更强的可比性，但是这种特定的样本限制了结论的一般性，并没有证据表明所得结论能够推及到所有*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0305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JC790103）、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07JDTDXM79006）、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0年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青年项目的资助。
市级官员晋升,光靠经济不行
市级官员晋升，光靠经济不行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4年第17期□杨其静不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锦标赛当前最流行的说法是，在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存在基于经济增长率的锦标赛或者标尺赛。
不过，我们认为这肯定不符合中国现实情况。
首先，各种相关文件反复强调中国选拔干部的第一原则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这意味着，若某位干部被认为有德有才，则他并不需要经济增长业绩就可获得晋升，甚至破格提升。
其次，“谁高谁升”会从根本上否定上级组织，尤其是中央的权威，从而有悖于中国核心的政治制度。
不仅如此，经济增长率高的市委书记并不一定是德才兼备的、具有治党治国能力的政治家。
正因为此，长期以来组织部门并未明确地把经济增长业绩作为干部提拔的依据，经济增长业绩仅是众多实绩分析项目中的一项。
正是这样的现实原因，我们在2003～2012年的市委书记样本中没有找到支持晋升锦标赛或者标尺赛的证据，即并没有发现那些经济增长率高或者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名靠前的市委书记系统性地享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业绩就完全不重要。
或存在基于经济增长率的资格赛由于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主要是省内的副省部级岗位，因此，对他们的考核选拔自然由中央组织部来负责组织实施。
在这个过程中，市委书记是否能得到晋升，最关键的是，是否能够得到提名。
与省级领导晋升不同，在选拔副省部级干部的过程中，享有实际提名权的人员涉及多个层次。
首先，修订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特别规定“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还应当努力达到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各项要求”，因此，当时那些被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重要国家领导人相中的候选人将在晋升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其次，由于整个选拔和任命工作是由中组部直接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因此，中组部主要领导对副省部级领导的人选也具有重大发言权。
另外，《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因此省委往往会积极地提出自己的选拔对象建议名单，以便在干部选拔活动中掌握主动权。
官员主导发展的得失
China＇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Model：from Perspective of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作者： 王贤彬[1];徐现祥[2]
作者机构： [1]暨南大学经济学院;[2]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出版物刊名：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页码： 69-81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5期
主题词： 官员治理;发展转型;新政治经济学
摘要：近年来,采用官员微观样本分析中国发展问题的文献大量涌现,这些文献为人们理解中
国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见解。
文章基于这些文献,从官员治理的视角切入,提炼官员主导发展的内
在动力,梳理官员主导发展的发展绩效,阐述现有的官员主导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代价和挑战,并指出现有研究有望通过在理论、视角、方法、工具等方面的深化与扩展,为中国的发展转型提供实践
指导。
官员异质性与地方经济增长研究的文献综述
提 出 “晋升锦标赛 ”概 念 （Ｌｉ＆Ｚｈｏｕ， 进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 生不同影响。因
２００５），认 为在相 对政 绩考核机 制下 ， 此 ，分析地方官 员个 人特征对 地区经济
中央政府 以经 济绩效 决定官员晋升 的政 增长 的影响 ，就成为文献的最新进 展。
治激励 ，能够促使地方 官员更有热情发 本文接下来将分 类梳理 官员不同内
政 激 励 （Ｗ ｅｉｎｇａ ｓｔ，１ ９９５：Ｑｉ ａｎ ＆
改 革 开放 以来 ，省长 、省 委 书记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 ９９７，２０１ Ｉ）与地方官员在集权 交流给地区经济 增长 带来了深远影响 ，
框架 下追求政 治晋升 的政治 激励 （周黎 主 要在 于 带动 短 期经 济 增长 波 动 。在
等 ，２０１４）。许多文献从财政 分权角度
第三 。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研究外部
出发 ，解 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Ｑｉａｎ 激励对官 员促进 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ｅｔ ａ１．，１９９７；Ｑｉａｎ ｅｔ ａ１．，１９９８；Ｊｉｎ ｅｔ ａ１．，２００５； 将地方政府和 官员的行为固定在以追求
安 ，２００７）相 结合 ，能够有效解 释中国 中央采取 的相对 经济绩效 考核机制下 ，
的经 济增长 （Ｃａｉ＆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６；Ｌｉ＆ 新上任 的交流官 员有激励迅速开展经济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杨其静等 ，２００８）。但是本 项 目，在任 期 内取 得 优于 上任 官 员的
善
地 方 经 济 增 长 研
员 异质 性 与
陈 琪
究的 文献 综 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ＤＥ ＵＰＤＡＴＥ １ ０１
一 、 引 言
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与经济增长
一、导言
如果能够证实地方官员相互政治竞争剧烈程度对于地 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则能够证实政治激励的存 在性。
4
二、理论假说
假说 1：地方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程度与经济增长之 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政治激励的确能够刺激地方官 员推动地方经济增长。 假说 2：在相同的政治竞争和政治激励环境下，职业前 景差异会导致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的差异。具有较 好的职业前景的地方官员有更大的动力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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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基于全国省区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的政治激励进行了深入考察， 证明我国存在经济增长的政治周期现象。我们通过构造地方官员的政 治竞争环境变量进行考察发现，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于政绩和仕途的追 逐是形成经济增长和波动的重要政治原因，并且这种因素主要体现在 90 年代初之后的阶段。这种政治晋升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地方 官员的晋升预期与地区禀赋不同而不同。
职业竞争环境变量 compe，可分两个步骤来构造。首先，构造一个中间 变量，以刻画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外部政治竞争环境。对于某年某省而言， 如果当年该省地方官员（特指省委书记或者省长）没有被更替，则当年 该省该中间变量赋值为当年全国省级地方官员更替人次；如果当年该省 发生了省级地方官员更替，则当年该省该中间变量赋值为当年全国省级 地方官员更替人次减去其自身当年省级地方官员更替人次。 第二步，将上述构造的中间变量进行标准化。为了消除 1988、1997 年 的省区总数变动造成的干扰，我们将上述构造的中间变量除以当年全国 所有省区应有的省级地方官员人数得到最终的变量。
13
分阶段考察
以 1992 年为分界点进行了分样本考察。 表 1 的（4）-（5）列给出了 1978－1991 年段的回归结果，Compe 变 量的回归系数一概不显著，尽管系数符号和绝对值大小与 1978-2005 年 整个阶段没有大的差异。 这些结果表明 1978-1991 年间的政治竞争变化并未引起经济增长的显著 变化，历史的政治竞争变化信息也并未带来相同的影响。这表明这一阶 段政治竞争在经济发展领域（三）稳健性检验
资源禀赋、官员交流与经济增长
资源禀赋、官员交流与经济增长*□杨海生罗党论陈少凌摘要：政府官员的治理机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
那么，京官跟平行交流的官员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何不同？交换到不同地区官员的表现跟当地资源禀赋的关系如何？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构造了1978~2006年的官员交流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对官员自身禀赋效应和辖区资源禀赋效应进行了区分。
研究表明，官员对其管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受到交流官员自身禀赋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当地资源禀赋的显著约束。
平行交流的官员有助于地方经济增长，而京官交流有碍于地方经济增长；更进一步地，交流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对当地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而交流到不发达地区的官员对当地经济增长则有负面效应。
并且，相对于京官而言，平行交流官员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更大。
研究结果对我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机制有着显著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资源禀赋官员交流经济增长一、引言近年来，我国官员的交叉调整力度很大。
统计表明，2010年将有16个省份市进行省级人事调整；2009年有7个省份的党政一把手出现调整，其中5个书记和3个省长（市长）岗位“换防”，共涉及14名省部级官员。
早在2006年全国就有11个省份调整了省长，比率为35.5％，其中省级之间调任2人，省内晋升7人，中央调任2人。
官员的交流和调整历来都很受人们关注，如同一个公司中领导人对公司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样，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地方官员也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比如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①。
正如周黎安等（2005）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经济以奇迹般速度增长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对当地经济发展所体现出的兴趣和热情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也是不多见的”。
这跟中国政府官员激励问题的独特方式，也就是“晋升锦标赛”有关。
“晋升锦标赛”将关心仕途的地方政府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之下（周黎安，2007）②，从而，“为增长而竞争”也就成为地方官员的必然选择（张军，2005）。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作者： 徐现祥[1];王贤彬[1];舒元[1] 作者机构： [1]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 出版物刊名： 经济研究 页码： 18-31页 主题词： 地方官员;省长交流效应;经济增长
摘要：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来国家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 促进省区平衡发展，但国内还没有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地实证分 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结果发现，整体而言， 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 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 于增进对加强干部交流破解省区发展不平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杨良松 庞保庆【摘要】中国的地方领导有能力也有激励去影响当地财政支出，但文献对此尚无系统性证据，也较少注意到官员之间的差别。
论文基于对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分析，试图测量这种影响。
论文首先分析他们影响财政支出的能力和激励，并说明不同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的领导的可能差异。
基于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省级数据，论文研究了领导的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对教育、文化卫生、基本建设支出、城市维护费和行政管理费的影响，发现①书记和省长都能影响财政支出，但省长影响最大，对天津、山西和内蒙古的案例分析也证. All Rights Reserved.明这点。
常务副省长在财力紧张省份具有更强的影响，部分印证了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提出的完全等级制的预算分配体制的存在。
②晋升锦标赛难以解释官员对基本建设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影响，中央政策偏好使得官员重视教育支出而忽视文化卫生支出；③不同支出项目受影响程度有差异，基本建设支出受影响最大，而事业费类项目受到的影响程度较低。
【关键词】地方预算 财政支出 省级官员 政治集权 财政分权【中图分类号】Ｆ８１２ ７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４８６（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７２－４０通讯作者：杨良松（ｌｉａｎｇｓｏｎｇｐｋｕ＠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助理教授；庞保庆，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两位作者特别感谢上海财经大学耿曙教授的详细指导，杨良松特别感谢麻省理工学院ＬｉｌｙＴｓａｉ教授的指导，也感谢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Ｈａｓｋｅｌｌ、任超然、余莎和刘红芹博士的修改意见。
论文曾在２０１３年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方法工作坊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年会汇报过，感谢会议与会者，尤其是张光、宋磊、赵杰、叶静、刘骥、周嘉辰、游怡文和李羚等教授的意见。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一、导言在中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下，地方党政领导对于当地预算过程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按常理而言，地方领导有激励也有能力影响当地财政支出。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隐性激励机制_基于职业生涯考虑模型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隐性激励机制——基于职业生涯考虑模型佟 健 1，宋小宁2 （1.辽宁大学 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辽宁 沈阳 110036；2. 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中山 510275）摘 要：利用职业生涯考虑模型，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在职业生涯的前期会选择努力工作，树立工作能力强的声誉；而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已经被上级政府了解，晋升无望的地方政府官员没有了工作的动力。
领导干部终身制会产生激励不足，而官员的任期制解决了地方政府官员努力不足的问题。
关 键 词：地方政府官员；职业生涯；职业生涯考虑模型；隐性激励机制；干部终身制中 图 分 类 号 ： F 812.2 文 献 标 识 码 ： A 文 章 编 号 ： 1005－0892 (2011) 06－0030－07一、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简述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取得了连续 30 年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中国的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在赞叹中国奇迹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逻 辑。
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从中国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治 理机制上，分析中国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论，特别关注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以及 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
B l a ncha r d 和 S hl e if e r （2000） 探讨了分权制度或联邦制对于转轨国家改革的意义。
[1]他们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后发现，在中国，地方政府鼓励新企业的出现；而在俄罗斯，新企业很少出现，其原因是地 方政府被原有企业俘获，保护原有企业免于竞争，且地方政府官员追逐租金，从而削弱了新企业进入 的激励。
为什么同样的分权体制对增长会有不同的结果？他们认为，分权可以促进增长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是政治权力的集中。
中国处于党的高度控制之下，可以奖惩地方官员，降低地方政府被俘获 的风险，而俄罗斯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
作者： 王贤彬[1];张莉[2];徐现祥[3]
作者机构：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2]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大学经济研究所;[3]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出版物刊名：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页码： 110-122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1期
主题词： 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现有文献已经证实了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机制的存在，但没有具体分析考核机制在不同类型地方官员中是否存在差异。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31个省区的地方官员数据进行检验，文章发现，在省长和省委书记层面，都存在着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
同时，这种机制的强度在两者之间具有差异，在省长层面显得更加重要，而在省委书记层面则相对较弱。
这个发现可以从我国政治体制安排的需要和特点上得到很好的解释。
我国地方政府间纵向竞争问题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间纵向竞争问题分析内容摘要：当前，各级政府之间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或财政领域，都存在着竞争。
本文认为政府间纵向竞争本质上是政府间不断博弈的过程，为了在横向竞争中取得优势，下级政府积极从上级政府手中争取各种优惠政策与经济利益。
文章结合政府竞争的最新实践，主要从各级政府间纵向竞争的原因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纵向竞争制度创新政府博弈引言当前，政府竞争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从竞争层次上可以将政府间竞争划分为纵向竞争与横向竞争。
纵向竞争是处于垂直方向上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围绕着立法、行政、司法等各种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划分与调整而展开的竞争。
横向竞争是水平方向上同级地方政府间围绕着各种经济利益与经济资源、政治晋升机会等方面而展开的竞争。
地方政府既和上级政府进行竞争，又和与同级别的其他地方政府竞争，并且纵向竞争与横向竞争是高度相关、相互兼容的。
当前理论界对同级政府间竞争的研究比较多，而对上下级之间的纵向政府竞争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主要分析上下级政府间的竞争原因与表现形式。
由于我国政府组织结构间的高度同构性与“自上而下性”，本文所称的地方政府主要是指各个省级政府等，诸如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中央——省级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关系类似。
中央与各个地方政府纵向竞争目的是及时发现地方辖区政治、经济等各种信息，以便纠正地方政府损人利己的、不利于全国统一利益的行为，肯定地方政府先进性的试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先进经验，扩大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鼓励地方政府的正外部性行为等。
政府纵向竞争的诱因分析（一）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制度下拥有独立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拥有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经济性分权使地方政府竞争有了现实的手段与工具，基于业绩考核的辖区间竞争不可避免。
Qian、Roland （1997）等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间经济结构是典型的M型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是水平的，竞争会造成政府利益的冲突，这就是地方政府竞争的内涵。
中国地方官员经济增长轨迹及其机制研究
发现官
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轨迹呈现倒 U 型，同时也发现官员交流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印证了徐现祥等 的发现 。王贤彬 、 徐现祥 （ 2008）
[4] [3]
发现了不同来源和去向类型的省委书记 、 省长的经济增长绩
效显著不同，官员在经济绩效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轨迹呈 现倒 U 型的结论 。王贤彬等 （ 2009） 型的结论 。 可见， 已有文献考察了地方官员经济增长轨迹， 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 。然而， 关于地方官员经 现有文献只是在总体上识别了地 济增长轨迹这一问题， 仍然有一系列问题未能得到较好的回答 。首先， 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轨迹，而对于不同类型或者不同个体的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轨迹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 12 ]
证明了中央在根据经济绩效对地方官员
中央在评价官 进行考核的时候， 更加关注其任期内的整体经济绩效而不仅仅是当年的经济绩效 。因此， 他不 员任期内的整体经济绩效的时候， 会比个体选民更加理性和具有全局观 。地方官员意识到这一点， 是仅关心当前的经济绩效， 而是对未来的某段时期内的经济绩效都予以考虑 。 “职业经理人 ” 地方官员作为一名政府体系中的 ， 出任一个地区的新职位， 需要一定时间来对这一地 区或者职位进行适应， 更加重要的是地方官员往往在任职期间进行学习 、 积累经验和提升能力， 体现出 “干中学” 效应 。王贤彬等 （ 2009） 一种
张军高远2007发现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轨迹呈现倒u型同时也发现官员交流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印证了徐现祥等发现了不同来源和去向类型的省委书记省长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官员在经济绩效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轨迹呈考察了地方官员更替对省区短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增加了人们对我国省区经济短期波动来源的认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支持了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轨迹呈现倒型的结论
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与经济增长_来自中国省委书记_省长的证据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Mar. ， 2010 No．3
【案例研究 】
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与经济增长
— —— 来自中国省委书记 、省长的证据 张尔升
（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 ， 海南 海口
570228）
[ 摘要 ]
在现行体制下 ， 我国地方官员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 他们对于推
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数据是 1992 — 2007 年全国 31 个省区市 （ 不包括港澳台 ） 的省委书记省长的资料 ， 其中重庆市的资料是 1997 — 2007 年的 ， 省委书记 、 省长的个人简历和各省市计 ： 在 1992 — 2007 年间有 289 人次出任省 委书记 、 省长 ， 其中 67 人有企业背景 ， 占 23.18% ， 其分布特征如表 2 。 表 2 显示 ： 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具有两大特征 ：① 界限明显 ，20 世纪的 1992 — 1999 年 ， 有企 业背景的地方官员明显增多 ， 最高年份达 29 人次 ， 最低年份也有 21 人次 ， 一半以上的省区市首长 有企业背景 ， 最高时有 74% 的省区市有企业背景的首长 ； 进入新世纪以后 ， 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 明显减少 ， 大多数年份在 20 人次以下 ， 一半以下的省区市首长来自企业 。 其原因可能是建立市场经 济体制之初 ， 具体的经济工作很多很重 ， 需要一批有具体工作经验的人充任 ， 有企业背景的官员具 有一定的优势 ， 进入新世纪后 ， 宏观调控统筹规划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 ， 有企业背景的官员优势不 再明显 ， 来自企业的官员明显减少 。 ②分布相对集中 ， 有企业背景的官员虽然分布广泛 ， 但也表现了
经济增长业绩与地方官员晋升的关联_省略__新理论和基于地级市数据的新证据_罗党论-经济学季刊-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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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学 （ 季 刊）
第１ ４卷
焦点就落在了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机制上 。 早期这方面文献往往借用西方国 家 盛 行 的 “ 财政联邦主义”（ ｉ ｓ ｃ ａ ｌ Ｆ ｅ ｄ Ｆ － 来强调 ２ 税收分权 ” 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 ｅ ｒ ａ ｌ ｉ ｓ ｍ） ０ 世纪 ８ ０—９ ０ 年代 “ ， ， 。但正如 Ｘ （ 指 出，中 国 不 存 在 地 ｉ １ ９ ９ ２；Ｑ ｉ ａ ｎ ａ ｎ ｄ Ｒ ｏ ｌ ａ ｎ ｄ １ ９ ９ ８） ｕ（ ２ ０ １ １） Ｏ 方选举制度 ， 同 时 居 民 自 由 迁 移 受 限 ， 地 方 政 府 不 对 “ 下” 负 责，而 更 多 的 是对 “ 上 ” 负责 ， 因而财政 分 权 理 论 对 解 释 地 方 政 府 激 励 机 制 的 能 力 有 限 。 后期文献开始把地方政 府 和 地 方 政 府 主 政 官 员 区 分 开 来 ， 强 调 地 方 政 府 不 是 抽象存在 ， 其行为模式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驱动 ， 所以要理解地方政 府 行 为 ， ，１ 。这 必须从理解地方 政 府 主 政 官 员 的 动 力 机 制 入 手 （ ｉ ａ ｎ ｄ Ｂ ａ ｃ ｈ ｍ ａ ｎ ９ ８ ９） Ｌ 其中有一派观点受到越 来 越 多 的 重 视 ， 即 认 为 中 国 中 央 政 府 充 分 利 用 中 央 集 权和地方官员自上而 下 的 考 核 任 免 制 度 背 景 ， 基 于 “ 标尺竞争” 原理而设计 — —官 员 执 政 期 内 经 济 工 作 业 绩 越 好、 晋 升 概 率 越 大 的 “ 晋升竞标赛 ” 机 制 — 或者说个人政治职业回 报 越 多 ， 成 为 有 效 激 励 地 方 主 政 官 员 发 展 经 济 的 巨 大
新官上任之“火”会燃及国企高管吗——基于地方官员异质性、高管变更及经济后果的研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No.6 2020 DOI:10.14116/j.nkes.2020.06.00561新官上任之“火”会燃及 国企高管吗 ——基于地方官员异质性、高管变更及经济后果的研究曹 伟 赵 璨 乔 鑫*摘 要：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 股主板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新任地方主政官员个体异质性特征，研究了官员更替对高管变更的影响。
研究发现，新官员会导致地方国有企业高管变更概率增加，并且这种现象仅存在于新官员上任年龄大、预期任期短和政绩压力大的样本组中。
样本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内升官员更倾向于从企业外部选拔继任高管，空降官员更喜欢从企业内部选拔继任高管；官员更替所导致的国有企业高管变更，更有可能发生在经营业绩好、能够承担政府负担的企业中。
新官员干预下的国有企业高管变更，会抑制官员更替中的企业投资效率上升和税负承担下降现象。
同时，地方政府“政绩观”的转变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正向调节官员更替引发高管变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高管变更方面的相关研究，并在理顺政企关系和优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高管变更；官员更替；政府干预；投资效率；税负承担一、引 言高管是企业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高管变更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产经营决策和财务政策的改变。
既有研究认为，除自身原因外，诱发中国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的原因有三：一是业绩考核，二是政治表现，三是“业绩＋政治”综合考量(Kato 和Long ，2005；* 曹 伟，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邮编：266100)，E-mail ：caowei5269 @ ；赵 璨(通讯作者)，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邮编：266100)，E-mail ：*******************；乔 鑫，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邮编：266100)，E-mail ：happyqiaoix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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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卷第4期2009年7月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 ol 18,No 14July,2009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王贤彬 徐现祥 李 郇*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成为一种常态,现有文献忽视了其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在理论上,我们讨论了多种地方官员更替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机制,强调省长、省委书记更替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
在实证上,我们采用1979)2006年间我国29个省区的官员更替样本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因地方官员更替频率、更替的地方官员的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官员更替主要影响辖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趋势。
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对如何现实省区经济平稳增长的理解。
关键词 地方官员更替,经济增长,政治晋升激励*王贤彬、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研究所;李郇,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通信作者及地址:徐现祥,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E 2mail:ln sxuxx @m ail.sys 。
感谢舒元、聂海峰、连玉君、詹新宇、张莉和两位匿名审稿人的评论和建议。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一、引 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改善地方基础设施、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黎安等(2005)也强调,/在中国经济以奇迹般速度增长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对当地经济发展所体现出的兴趣和热情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也是不多见的0。
基于上述经验认知,实证文献从官员治理的某个维度证实了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徐现祥等(2007)从地方官员跨省交流的视角考察了省长、省委书记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存在正的官员交流效应。
张军和高远(2007)从省长、省委书记交流和任期的角度考察了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发现官员交流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同时发现了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绩效在任期内呈现倒U 形。
随后,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1302经济学(季刊)第8卷从省长、省委书记来源、去向、任期等维度系统地考察了地方官员治理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省区经济变量和省长、省委书记的自身特征后,不同类型的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
为什么处于同一个中央之下,面临着相同的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不同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却不同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把激励搞对0固然重要,但官员是异质的,不同类型的地方官员发展辖区经济的偏好、能力等都不尽相同,从而同类级别的地方官员尽管面临着几乎相同的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但他们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未必相同。
如果地方官员是异质的,我们自然就有理由相信,官员更替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尝试回答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是官员更替是否影响辖区经济增长?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导致这种影响的可能机制是什么?比如这种影响是否与政治晋升激励相关,是由离任官员导致还是由新任官员引起的,抑或是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差异的结果?同时,这种影响具有什么特征?比如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趋势还是短期经济波动?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可以验证地方官员异质性假说,而且可以为考察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一个新的维度:官员更替。
至少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到目前为止,还鲜有涉及官员更替这方面的文献。
11在中国,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和过程,涉及地方官员的发现、培养、选拔、使用、考核、监督等各个环节。
中央在地方官员的治理上具有绝对的权威,能够决定地方官员的任免。
1980年,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要实现/四化0(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2年,中央规定省部级干部任职不能超过65岁,制定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制度,同时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这些政策奠定了近三十年来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使得地方官员更替成为一种常态。
基于此,本文从省长、省委书记更替的角度,考察在1979)2006年间省长、省委书记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官员更替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因地方官员更替频率、更替的地方官员的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官员更替主要影响辖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而不是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即官员更替效应是短期的。
其实,本文的工作并非仅局限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案。
Jones and Olken (2005)基于全球130个经济体在1945)2000年间的国家领导人样本,从国家领导人更替的视角考察了国家领导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与Jones and Olk2 en(2005)的发现相比,本文的发现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本文的发现可能第4期王贤彬等: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1303比Jones and Olken(2005)的发现更精细些。
Jones and Olken(2005)发现国家领导人更替前后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但并没有细化到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本文发现中国地方官员更替当年的经济增长显著下降,进而考察了这种影响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当然,Jones and Olken(2005)采用的是国家领导人在位自然或意外死亡样本,至少部分地规避了国家领导人更替的内生性问题;而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地方官员更替样本不具有严格的外生性,但本文通过采用工具变量回归的做法得到可信的结论。
以上比较意味着,尽管世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与中国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但在对辖区经济增长影响上却具有类似之处,都反映了个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是数据;第四、五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一)文献综述探索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揭示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另一类是实证分析地方官员本身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目前,人们倾向于把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归因于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
财政激励主要是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假说,强调财政分权对维护市场改革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Qian and Weingast,1997)。
考虑到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对此做了很好的评述,本文将重点考察政治激励。
关于政治激励,目前有三种表述,周黎安(2004,2007)称之为政治锦标赛;张军(2005,2007)称之为为增长而竞争;徐现祥(2005,2007, 2008)则称之为经济增长市场论。
其实,这三种表述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开始致力于经济建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0,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需求。
几乎与此同时,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标准由过去的以政治表现为主转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形成了至今流行的政绩观。
在这种政绩观下,地方官员为了得到政治晋升等收益,2致力于辖区经济增长,向中央提供经济增长。
因此,中央对经济增长有需求,支付的是政治晋升等,地方官员供给的是辖区经济增长,得到的是政治晋升等,从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出现了经济增长市场。
在这个经济增长市场上,需求方只有1304经济学(季刊)第8卷中央一家,而供给方是各个省区等地方行政区,显然是很多家,即经济增长市场是一个买方垄断的市场。
在这个买方垄断的市场上,地方官员自然为经济增长而竞争,而且是锦标赛式的竞争。
3最近,周黎安(2007)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及其得失;张军和王世磊(2008)分析了中国转型经济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机制,以及在此激励机制作用下的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表现。
其实,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已有文献强调,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经济成绩差异不是财政分权上的差异而是政府治理上的差异造成的(Zhur avskaya,2000;Bardhan,2006)。
当然,这两种解释是互补的,财政分权与中国特色的官员治理结合能更好地解释地方政府官员的作为及其经济绩效(Zhuravskaya,2000;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
这种政治激励不仅解决了地方官员发展辖区经济的动力问题,而且也影响到地方官员在区际关系上的行为。
周黎安(2004)强调,在这种政绩观下,地方官员在区际关系上合作困难,会选择市场分割,/地方官员合作困难的根源并不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财税激励及其他们所处的经济竞争性质,而是在于嵌入在经济竞争当中的政治晋升博弈的性质0。
尽管这种政治激励可能会带来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等问题,但是区域之间的/贸易0联系却是不断加强的(张军,2005),而且中国的一些地区(比如长三角、泛珠三角地区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强的市场整合趋势。
这意味着,面临相同的政治激励,有些地方官员会选择区域市场整合,而有些却选择市场分割。
徐现祥等(2007)和皮建才(2008)证明了,为了实现晋升最大化,理性的地方官员是选择市场整合还是分割,因外部溢出效应正负而异。
既然我国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和财政体制安排形成了地方官员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激励基础,那么在此基础上系统而严谨地定量分析地方官员在地区的经济行为及其绩效上的影响,就成为文献的新进展。
徐现祥等(2007)从地方官员交流的角度考察了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
张军和高远(2007)发现地方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轨迹呈现倒U形变动,同时也发现官员交流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从而印证了徐现祥等(2007)的发现。
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发现了不同来源和去向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官员在经济绩效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接着,徐现祥和王贤彬(2008)着重考察了京官的经济绩效,结果发现,从中央部委调任到地方省区担任省长、省委书记的京官,第4期王贤彬等: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1305平均而言,其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记录显著地低,再次揭示了地方官员在经济绩效上的异质性。
4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致力于在官员层面上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从官员治理的各个维度,比如交流、任期、来源、去向等角度考察了地方官员对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还没有直接从地方官员更替角度考察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
(二)理论假说由以上文献综述可知,我国现有财政体制和人事制度为地方官员致力于发展辖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激励;从实证的角度看,省长、省委书记确实能够影响到辖区经济增长,而且这种影响是异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