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_蛙_的叙事伦理

若借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可将姑姑不
同身份所代表的生育态度视作四种符号素，并组成一 个意义矩阵④。矩阵上边是国家意志与民间道德，一个 主张少生，一个主张多生，处于明显对立地位，但二者 均以功利眼光看待生育— ——前者着眼整体民族利益， 后者看重个体的传宗接代。与之相对的是矩阵下边的 精英意识和诗意世界，强调生育是人性而非功利之 事，应从人性角度予以尊重。但精英意识除了从人性 角度看待生育之外，也常常从理性角度看待生育，这 使它与强调理性控制人口的国家意志具有相通之处， 因而共同组成矩阵的左边。矩阵右边，则是主张从自 然角度看待生育的民间道德和诗意世界—— —在诗意 世界中，生育和生命都是自然现象，不必刻意追求；至 于民间道德，它对国家意志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 以说是对一种自然化生育权利的争取和维护。这样， 姑姑身上所具有的四种生育态度，就形成了两根伦理 轴线：纵向是功利／人性轴，是功利伦理向人性伦理的 过渡；横向是理性／自然轴，是理性伦理往自然伦理的 转变。具体图示如下：
这样，通过姑姑历时性的身份变更和其他人物共 时性的关系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简单的国家意 志与民间道德的二元对立，而是个体人生在功利伦理 和人性伦理、理性伦理和自然伦理之间矛盾徘徊并不 断被撕裂的状态，这使得小说的故事伦理显然远远超 越了单纯生育政治的探讨，而具有了关怀整体存在及 其困境的哲学高度。因为理性伦理和自然伦理的激烈 冲突、功利伦理和人性伦理的互为纠缠，也正是当代 中国乃至整个当下人类的共同处境。
关键词：《蛙》 生育政治 罪感 困境 叙事伦理
长篇新作《蛙》再一次证明，莫言，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坛上创造 力最旺盛、想象力最丰富、对形式创新保持最大热情的作家之一。 仍然是高密东北乡，故事的题材却指向从未有人问津的生育领域。 仍然是大跨度的历史巨制，叙述的形式却采用了似乎早已没落的 书信体框架。故事题材的拓荒性开掘，叙述形式的复古式实验，都 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而是蕴含着深广的叙事伦理内涵，表现出一 个有良知的作家对当代中国伦理问题复杂性的深刻体认和对现代 性伦理困境及其救赎可能的独到思考。叙事伦理是近年来非常热 门的理论术语和批评范式，关于其具体内涵和理论意义，不同的角 度有不同的看法。①本人主要从叙事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将 叙事伦理切分成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两个层面，对《蛙》展开分析。
莫言小说《蛙》的叙事伦理
刘郁琪 陶海霞
内容摘要：莫言小说《蛙》在故事题材上的拓荒性开掘和叙述形式上的复古式实验，都不是简单的标新立 异，而是蕴含着深广的叙事伦理内涵。小说通过姑姑历时性的身份变更和其他人物共时性的关系结构所呈现出 来的故事伦理，远远超越了单纯生育政治的探讨，而具有了关怀整体存在及其道德困境的哲学高度。在叙述伦 理上则通过书信体叙事和在小说中揉进戏剧的跨文体方式，巧妙表达出了罪感、忏悔及其救赎的内在关系，表 现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当代中国伦理问题复杂性的深刻体认和对现代性伦理困境及其救赎可能的独到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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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篇探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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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
２０ 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这是计生政策尚未实行的时代， 民间道德要求多生，国家意志也鼓励多生，因此二者 相安无事甚至显得其乐融融；第二、三部分为６０年代 中期之后，重心是８０年代，这是计生政策由倡导到强 制执行的时代，国家意志与民间道德之间发生激烈对 抗 ，因 而 出 现 了 耿 秀 莲 、王 仁 美 、王 胆 之 死 的 人 间 悲 剧；第四、五部分的故事属于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经济的 繁荣和民间财富的聚集，从内部掏空或者说松弛了国 家意志与民间道德的紧张关系。正如小说中那位年轻 的筏工扁头所说，这是一个“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 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的时代。就在这种暧昧不明的 状态下，国家意志与传统道德坚持着各自的立场并和 平共存。
如此说来，姑姑就并非故事表层所显示的那样， 仅承受着来自国家意志和民间道德两种力量的拉扯， 而是经受着纵横两根轴线中四个方向伦理观念的撕 裂。当然，姑姑在小说中所承受的拉扯和撕裂，主要表 现为一种历时性的自我否定而非共时的心理存在：早 年是民间道德和精英意识的自觉承担者，但成为计生 干部后则站到了民间道德的对立面，自觉地充当起国 家意志的代言人，晚年又对自己过往的身份产生怀 疑，因而皈依了自然、人性的诗意世界。这种处理多少 削弱了姑姑这个形象本来所可能具有的心理深度和 感人力量，因为某一阶段单一观念的主导使得姑姑的 个性自始至终都显得非常单纯。但也正是这种处理， 使得姑姑的形象带上了某种挥之不去的悲剧和哲学 意味：一个以追求进步而不断自我否定的人，到头来 却陷入了无尽的价值迷惘和困惑之中，这不能不让人 感到生命的无奈和悲哀。
这种生命的无奈和悲哀，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共 时性关系上有着更为清晰和完整的呈现。故事中那些 出没于高密东北乡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其实都是姑姑 身上某一伦理观念的形象体现。如小狮子在与“我”结 婚之前作为姑姑的助手，显然是功利理性主义国家意 志的化身。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参与者的“我”，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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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姑姑，作为乡村妇产科医生，一辈子都在跟生 育打交道，她的历史，就是一部半个世纪的中国生育 史；而杉谷义人正是对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身 上所牵连到的生育故事感兴趣，因此才让我收集有关 她的材料给他，而这正是通信故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 因；至于“我”以及“我”的同辈们则是生育政策的当事 人，一辈子的命运起伏与生育问题息息相关。
这得从故事的主人公姑姑说起。与６０年来中国生 育政治的变迁相应，姑姑一生的命运遭际和心路历程 也曾发生多次变化。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姑姑作为英雄 的后代接受了新法接生的培训，变成了一个现代妇产 科医生，并因精湛的接生技术，受到民间的广泛欢迎。 计生政策推行之后，姑姑成为计生部门的负责人，在 抓捕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等人流产的过程中，姑姑以 国家意志代言人的身份自居，并体现出国家意志不容 挑战的威严、霸道乃至野蛮和冷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 期以后，姑姑退休并嫁给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终日 沉浸在对过往激烈行为的价值迷惘之中，变成一个被 罪感纠缠并试图自我救赎的人。姑姑的不同身份和形 象，表征着不同的生育和生命态度：民间英雄身份，意 味着她身上具有民间道德的眼光；现代妇产科医生， 象征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立场；计生部门负 责人，则是国家意志的形象体现；嫁给泥塑艺人郝大 手，表明她对诗意世界充满向往。
形象勾勒和展示６０年来中国生育政治中国家和 民间这两种道德观念的博弈，及其从和谐共处到激烈 对抗、再到暧昧共存的历史变迁，确实是小说《蛙》的 一大贡献，因为它填补了当代小说创作的一大空白。 但这仅仅只是小说故事伦理的表层部分。莫言曾说， 一个作家，“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一个作家，如果把自 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 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 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 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 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 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历史学家是根据历史事 件来思想，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 ③那么，具体到《蛙》来说，它所要达到的“哲学高度”究 竟是什么？它关注了哪些“人类感情的变异和类理性 的迷失”？它又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 史事件的呢？
三个序列的故事之间，设若仅仅只是因为题材的 关联而组接在一起，那这并非一部高明的小说。一部 好的小说，各个故事之间除了题材的相关之外，更应 该有主题精神上的联系与呼应。那么，《蛙》中是否有 这种主题精神上的联系呢？显然是存在的。一个不能 忽略的细节是，这五封信的收信对象是日本人，一个 侵华军官的儿子。跳出小说文本从更大的社会历史语 境来看，围绕二战中日本人的侵华行为而展开的道德 博弈，自二战结束至今从未停止过。许多侵华战争的 当事人及其后裔迄今拒绝承认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 性质并进行相应的反省。但小说中的杉谷义人，却为 父亲当年的行为谢罪。这点让写信者“我”表示非常感 佩。“您的这种担当精神虽然让我们感到心疼，但我们 知道这种精神非常可贵……如果人人能清醒地反思 历史，反省自我，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 为。”笔者认为，这个在通信故事中无意间提到的有关 罪感及其忏悔的故事，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它是 理解其他两个故事的指南，也是照亮整个小说叙述伦 理的一盏灯。
一．故事伦理：生育政治背后的存在困境 莫言说，小说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②他选择生育问题为 题材，无疑是击中了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软肋。试问有哪一个当 代中国人，没有受到过生育政治的困扰？１９４９年之前，养儿防老、多 子多福的民间生育道德始终处于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此后的十 多年间，由于百废待兴和经济困难，劳动力需求相对旺盛，这种传 统的民间生育道德得以延续甚至还受到某种程度的鼓励。但６０年 代中期以后，国家开始意识到人口增长过快的严重后果，于是转而 倡导一种有计划有节制的生育伦理。“文革”结束后，这种倡导被定 为基本国策并加以强制推行。由于与多子多福的民间道德反差巨 大，国家意志在推行中受到了来自民间的强烈质疑和激烈反抗，而 民间的质疑与反抗又逼使国家意志不得不采取更为激烈和强硬的 手段。这种你死我活的冲突与博弈，几十年来造成不少人间悲剧， 构成当代中国惊心动魄甚至不无惨烈的生育政治景观。 《蛙》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它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半个多 世纪以来中国生育政治的历史变迁及其所夹杂的血泪和伤痛。小 说由五部分构成，反映了中国生育政治的三个时代：第一部分为
二．叙述伦理：罪感、忏悔与救赎 从叙述角度来看，《蛙》最明显的特点无疑是采用 了书信体形式。小说五个部分，其实也就是叙述者 “我”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书信体小说的 黄金时代是１８世纪的欧洲，英国作家理查森的几乎全 部小说都是用书信体完成的，法国卢梭的《新爱洛伊 丝》和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书信体。但 到１９ 世纪，这种体式便衰落了，“五四”后曾在中国有 所发展，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莫言曾经说：“我不愿四 平八稳地讲一个故事，当然有也不愿搞一些过分前 卫、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找到巧妙的、 精致的、自然的结构……结构与叙事视角有关，人称 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实 际上制造出来一个新的叙述天地。”⑤一个叙述意识如 此清醒和自觉的作家，选择书信体这种似乎早已没落 的方式，肯定有他的用意。 小说中的五封信，是“我”应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 要求而写的。他要“我”将“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 生的故事收集起来寄给他。每一封信开头，在有关姑 姑的故事展开之前都有一段“我”如何收集姑姑的材 料以及对杉谷义人回信内容的一些评论。而在讲述姑 姑故事的过程中，“我”不仅自始至终是姑姑故事的叙 述者，而且也是姑姑故事的参与者。这种叙述安排，使 得整个小说至少包含了三个序列的故事。核心序列当 然是“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但除此之 外，还有另外两个序列：一是通信的故事，也就是“我” 或者说剧作家蝌蚪给日本人杉木写信的事；二是作为 姑姑故事见证者的“我”以及“我”同辈们的故事。连接 这三个故事序列的直接因素自然是生育：核心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