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影响

近代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影响以近代史学期刊为视角的考察程文标2013-05-16 15:34:25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内容提要：报刊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报刊创办之初开始，史学研究便在这一新型媒介上初现端倪。

五四运动前后，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雏形，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大量史学类期刊的创办为标志，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得以正式确立，史学研究也由此表现出和传统史学不同的特点：史学研究由“私”向“公”转化，学术讨论与论争成为比较突出的现象；史学研究开始出现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史学思潮不断涌现；分工合作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出版与发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史学研究与社会的关系亦日益密切。

关键词：近代史学公共领域史学期刊作者简介：程文标，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国古代就有“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的观念，涉及一般意识形态的公共讨论并不缺乏，如汉代的清议、宋代的鹅湖之会都是其典型代表，但受制于专制集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形成近代意义上所谓的“公共领域”。

①要形成一定的公共领域，除了需要较为宽松的社会制度环境保障外，学者自身思想观念的转变及拥有一定数量的交流平台也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因素。

就史学而言，中国传统史学中官方修史制度是史学研究话语权被国家掌控的最直接证据。

如果按照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解，封建国家自身并不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国家修史乃帝王家事。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形成公共话语权的有效条件，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自然难以形成。

②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促使了国家与私人之间的权力真空开始出现，使得学术研究由“私”向“公”的方向转变成为了可能。

具体就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而言，其与近代中国报刊业的发展、近代学术机构和学社团体的兴起及知识分子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直接相关。

学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够深入，罗志田就曾指出：要注重学术刊物、特别是史学专业刊物等新的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这些学术建制基本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其本身的发展演化及其(作为一个变量)对史学学人与史学研究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都是大可深入探讨而目前研究尚不足的内容”。

③本文试图就报刊业的发展与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的相互关系做出考察，进而探讨其对近代史学发展之影响，冀图对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中国报刊业的发展起步较晚。

虽然从唐朝开始就有邸报之类的读物，但其发行基本上限于官僚集团内部，读者以分封各地的皇族和各级政府官吏为主，一般民众接触不到邸报。

近代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真正意义上面向大众的报刊开始产生，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这些早期的报刊主要以宣传介绍为主，很少刊登具有学术研究性的文章。

从1815年到19世纪末期，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近200种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

其中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就有76家。

④这些传教士所创办的刊物虽然带有一定文化殖民的成分，但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口味，加强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也多刊载一些介绍西方历史科技文化的文章。

如19世纪中叶以后，《六合丛谈》、《格致汇编》、《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刊物，就开始刊载少量有关西方历史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为外国传教士，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但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史学在报刊领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维新运动时期，中国人自办报刊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约80%是中国人自办的。

⑤维新派所创办的《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学报》、《农学报》、《译书公会报》、《渝报》、《国闻汇编》、《岭学报》、《无锡白话报》等刊物大都载有有关史学方面的文章，其中，带有政论性质的史学文章和介绍西方历史的文章占大多数。

《湘学新报》、《湘学报》和《岭学报》还分别设有“史学书目提要”、⑥“史学”、⑦“史学篇”⑧等专栏，专门介绍有关西方国家的历史书籍，对中国人了解世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戊戌之后至辛亥革命前后清政府虽然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力度，但报刊事业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改良派和革命派纷纷在海外办报，而国内报刊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较多刊载史学类文章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分别为：《清议报》、《译书汇编》、《译林》、《励学译编》、《教育世界》、《杭州白话报》、《普通学报》、《选报》、《外交报》、《新民丛报》、《政艺通报》、《经济丛编》、《新世界学报》、《大陆报》、《湖北学报》、《江苏》、《中国白话报》、《国粹学报》等报刊。

这些刊物大都设有史学专栏定期刊载史学类的文章，从其内容看，还是以译介西方史学著述和介绍世界历史为主，但有关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讨论和研究性论著也开始出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梁启超有关对旧史学的批判和新史学发展等论文的发表⑨及《国粹学报》专栏“史篇”刊载的一系列文章。

辛亥至五四运动前后，因南京临时政府提倡言论自由，报刊业的发展曾经历过短暂的繁荣，其后，由于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舆论控制而进入低潮。

这一时期就史学在报刊中的发展情况来看，逐步表现为对中外历史的双重关注，即一方面介绍西方历史引进西学，另一方面开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其中，国学类报刊的兴起是这一变化的显著表现。

⑩总的看来，通过报刊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及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与继承，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的步伐，同时也使得史学得以通过报刊这种新的形式获得新的生命力。

舒芜曾对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作过如下评述：“文学期刊杂志的出现，是文学传播上的大事，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大事。

先前，诗文写成，达到读者，只靠口耳传诵，笔墨传抄，又慢，又费时，又零散；从而，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者与作者，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背景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效果的关系等等，都是松散的，迟缓的，辽远的，朦胧不明的，难以预计的……而清末始有文学期刊，民国二十年代始有新文学期刊以来，情形大为不同了。

一篇之出，短则以周计长亦不过年计，可以克期印成千万份，与千万读者相见。

而且还有同时别的作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以同一体裁品种或不同体裁品质的作品，同时在一本期刊上与读者相见。

而且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刊物杂志在那里定期出版，作者甚至可以每期都有作品在那上面与读者相见，读者也可以期待常在上面见到哪些作者哪些作品，这样，作者就会相当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作品写给哪一类读者看，大致有多少读者看，知道读者大致会怎样接受。

”(11)将之用以类比史学期刊，也恰能说明现代史学专业刊物的出现，在缩短文章发表周期、传播和扩大史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和普及等方面的作用。

应该说通过报刊这一媒介，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在五四运动前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雏形，但这些刊物并非专门性质的学术专业性刊物，不可能完全刊载史学文章，史学文章在其中只能占据一小部分内容(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标准)，而史学的发展需要有专业性的史学期刊来作为史学研究的阵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史学期刊的创办与兴起正是这种需求的反映，“廿年代与卅年代之学术期刊中，以史学刊物为最多”。

(12)其中，最早的史学期刊为史地类期刊，以北京高师创办的《史地丛刊》和南京高师创办的《史地学报》为代表。

至1920年代末期，历史语言类期刊出现，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创办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为代表。

至1929年以燕京大学创办的《史学年报》为开端，专门刊载史学论文的期刊开始出现，史学期刊在1930年代得到了大力发展，至1937年止，共计创办史学期刊15种，纯史学期刊的发展最终导致了1930年代中期以《禹贡》半月刊和《食货》半月刊为代表的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

这一发展历程充分表明了史学期刊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史学期刊由1920年代初期的草创，发展至1930年代逐步成熟。

专业性的史学期刊与以往报刊和同时期的各种刊物具有不同的特点，其关注的重点是史学，以力图反映和宣传历史学研究的成果为目的，以促进历史学科的建设为宗旨。

因此，史学期刊进一步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热烈的学术讨论开始出现，学术研究成果也不再“藏之名山”，努力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得以真正确立，也使得史学研究具备了可靠的机制性表达。

二、史学公共领域确立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使得史学研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

首先，史学研究由私向公转化，学术讨论与论争成为比较突出的现象。

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报刊业的蓬勃发展，有关学术讨论和论争也此起彼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及有关整理国故的争论。

(13)而专业性史学期刊的兴起，更是使得在史学领域的论争具备了可以发挥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和与之相关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许多学者可以借此对诸多问题进行相互的交流和集中的讨论。

如有关古史辨的争论，最初是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等人有关古史讨论的九篇文章，但不久《史地学报》也同样刊发了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等人的文章，而且还刊登了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和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的文章。

其后，《史学年报》对此同样有所关注，发表了《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Arthur. Hummel 著，郑德坤译)一文对此作了系统的总结。

学者之间这种交流论争的形式对古史讨论的推进有很大的宣传和促进作用。

对于这种学者之间通过学术期刊发表不同的看法，对有关问题进行理性的探讨，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一书中有过清楚的记载。

(14)燕京大学史学会创办的《史学年报》也在“发刊辞”中说：“近鉴于现今学术，非闭户独学之所可及也，乃忘其铜蔽，刊其师生所得，以与同好一商榷之，冀收他山之助。

”(15)这些都表明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确立后，史学研究出现较为健康的发展迹象。

其次，史学研究的取向开始出现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史学思潮不断涌现。

史学期刊的兴办、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不仅有利于学者之间的论争，促进史学研究的深化和问题的解决。

同时，也为史学研究成果的刊载提供了一定的平台，从而形成诸多不同的研究取向，史学研究表现出了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这一方面表现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相对于以往报刊仅专注于西方史学的介绍有了较大的扩展，史学期刊不仅登载有关介绍西方史学和历史的文章，一些刊物将关注重点更多的转移到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等问题上来。

涉及的内容从时间上来看上至远古传说下至近代，从内容上来看涉及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边疆、外交、战争、民族、宗教、民俗及对史书的考订、史学理论方法的讨论、历史教学问题的商榷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