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9月29日《名人面对面》文字实录

阎连科：我想可能还是你内心的那种卑微的那种，对自己那种卑微的认识，你会觉得你谁都不能代表，你确实什么都做不成，你能做成的就这么一点事情，你能代表的就是你，确实我这一代作家，我不是特立独行。我经常说，我们经常说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写作我们说的那个真实两个字是一个非常基准的要求，就像我们见人要有礼貌，做了错事要说声对不起，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到了中国作家或者今天在我看来，对于中国作家来说，那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表达真实、写作真实。那我想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这在西方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不要去谈的，就像我们今天会说孩子要诚实不能讲谎言，不能讲谎话，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但是在中国，我们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却几乎无法做到。
许戈辉：想逃离土地。
阎连科：或者说特别渴望有很多很多的钱，那我说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年龄，写作到今天的时候，已经完全没必要再为名利点头哈腰了，不要为金钱再去每天低着头了。就我的上一代作家，比如在北京，他们都会年龄大住院的时候，因为熟悉，你都要到医院去看他，我几乎就看过好多好多这样一些老作家，在病床上的时候都是告诉我说，连科我真正想写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呢，那当然离开病床的时候你在想，那你年轻时候没写出来你干什么了，当官了、喝酒了、挣钱去了，为什么该写的时候没有写出来。那后来我就说，我唯一的要努力的事情就是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们一样躺在病床上的是时候，要告诉去看我的人说，我想写的东西都已经写出来了，不能说眼含热泪对大家说，我想写的东西还没有写出来，是什么让你没写出来，是金钱还是权力或者是权力给你带来的恐惧，那种种原因你没有写，会留到你的一生的悔恨和后悔中间去，我想是这种东西让你有那么一段感慨的发言。
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那一时期他似乎又变成了一位维权斗士。前不久，阎连科在马来西亚捧得了世界华文文学奖，我也因此与他再度面对面，谈及强拆，阎连科不愿意多说，他说对于人的一生来讲，那只是很小的一个经历，所有的事情还是应该回到正规，回到文学。
这一次见面，阎连科更愿意谈起他自己的最新长篇小说《炸裂志》，谈及此书的写作初衷、过程、情节的构思以及最终的出版，阎连科有很多话要说，我也能够深深地感觉到他对于这个社会，对于当今的现实，以及近年来自己经历的感受和观点都融到了这本新作当中。
凤凰卫视9月29日《名人面对面》，以下为文字实录：
许戈辉：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观众一定对“阎连科”这个名字耳熟能详，1958年出生的他，与莫言、贾平凹一道被公认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家，他的作品比如《受活》、《丁庄梦》、《四书》等等，也已经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文字，在多个国家出版。
许戈辉：其实您当年这个711号院遭到强拆的时候就有很多记者已经在问您这个问题说，会不会由这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把它变成小说的题材，您当时好像就说不会直接写。
阎连科：我是不会，那过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件事情还是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大，就对一生来说，那还是很小的一个经历，很小的一个过程。只是在那半年，在那一年，是你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但过去之后你仍然是要回归到文学嘛。那我想那些东西其实不影响你的协作，而且你会觉得你的想象力，事实上拆迁存在的问题远比你所经过的事情大得多。就比如说我说这整个，很多楼，整个一个城市都需要拆迁，那就需要怎么办呢？那叫我们正常去写，就写今天的拆迁了。那在这个小说中全都不是这样。
阎连科：当然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你可能也有点玩笑，也有点幽默，当然也有几分真诚，最重要的一点，像我这一代人，几乎我们写作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逃离土地，就像莫言说我要吃一顿饺子，贾平凹说我要进城，所有的人几乎协作都是带有功利性的，几乎都没有那么纯粹。那我想其实这一代作家，我们其实在最主，我刚才讲到，因为你出身贫寒。
许戈辉：但是这一您获得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文学奖，叫花踪文学奖对吧，为什么您又如此重视，而且在获奖的致词里边表达了对它的，就是深深的谢意和一种敬意，这又是为什么？
阎连科：我想这个奖在评选的过程中作家是不知道的，而我们在国内的任何的评奖的过程，这个评奖的过程你入围了，你可能拿奖，你或者不可能拿奖，有可能你本人是知道的，那仅此一点你归觉得，任何奖无大无小，只要它是公正的，你都是值得尊敬的。
记得几年前，以艾滋病为主题的小说《丁庄梦》出版不久，我和阎连科有过一次对谈，那次采访当中他的语言非常真诚，他对现实的真切关注，以及他真实的生活态度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曾想，时间到了2011年，“阎连科”这个名字再次见诸报端，这一次却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他在北京的居所将被强书的出版，然后有意的要去删减一些您本来特别想表达的一些内容？
阎连科：那写作的时候，我想可能最重要，我经常说要警惕的是自己不要审查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写作之后的出版过程你是要做一点妥协的，比如这次大家甚至于，这个要不要一个字一个词，我看出版社人家就在那坐下商量商量，那我就觉得，哎呀，多一个字多一个，少一个词都无所谓，你们能出就行了，但是出版的过程确实是，越来越难，越来越难，我想这不光是我，我估计其他作家也会面临这么多问题，无非对我来说严重一点。
许戈辉：我试着在网上去找您发表获奖感言的视频，但是我没有找到，我只是从一些文字的这个报道里边看到说您很简短的一段发言中间，中间被掌声还打断了好几次，您特别强调，您说以前曾经为了追逐名啊利啊，也曾经是卑躬屈膝过，是文学帮助您找到了做人的自我，您说如今您只有在低头写作思考的时候才会低头，那是对文学的一种敬意，我想听听这背后，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心路历程的变化，您能稍微详细一点给讲讲吗？
比如说这里从来不写死亡，你写死亡的时候会写的某一个人他家里的座钟突然停止走动了，这个人的生命就停下来，如果这个人的座钟突然从墙上掉下来，那这个人就彻底，生命就消失了，无可挽救了。
那小说的奇妙是非常，比如即便你经过了拆迁，你在这丝毫，丝毫不会去写拆迁，你就写了。
许戈辉：您能不能举书中的某一个。
阎连科：情节。
许戈辉：情节，故事，能给我更具像地让我感受一下。
阎连科：比如说我所谓的神实主义也好，比如说不存在的真实也好，比如说不存在的不真实这个问题，你在中国，在全世界你可能找不到一个，一个村庄它从三十年、三十年变成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新的民族，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发达的北京上海这样，这是肯定是一个不存在的真实了，但是在这个小中它是存在，比如说，我说的这种看不见的真实，你比如说这里的人，只要大家共同，共同去想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就成了，对吧，最重要是大家有没有去想它。比如说小说的开头就是什么也不管，就写整个一个村庄同时都做了一个梦，梦都一模一样，都是说到晚上12点，这一个小村庄，你们都出门，顺着一个方向走，你碰到的第一间事情，或者捡到的第一个东西，这就是你一生的一个命运。所以这12点当中，一个村庄人都出来走走，当然两个男女主人公碰到一块，它后边一串的这样的故事，其他的可能是捡到了一枚公章，那他可能最后就沿着势头，从村长一下当到所谓市委书记，所谓超级大都市的市长之类的。然后比如说他碰到一列军车，那他从此就不光是当兵，后来还居然是有成千上万的军队，可以带着所有的军队直奔美国去，当然去美国去也非常荒诞。
许戈辉：那这样一部奇妙的小说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有了创作想法，受到什么启发？
阎连科：那我想其实是，就是住在711号院，那还是非常有意思，在那个地方确实给我的写作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中间就写过，就写我说没有出版的《四书》之后，《四书》中间其实你就意识到，忽然觉得我们中国的现实其实不是魔幻的，也不是荒诞的，就是一个神实，神灵的神，精神的神，它的真实不在于我们表面的真实，而在于灵魂的真实，精神的真实，那种看不见的一个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任何人都看，尤其西方人完全无法明白，比如无法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些猪不吃掉，或者死掉就扔到黄浦江去，这在西方的逻辑完全无法讲通，但在中国，它就跟内在的逻辑是合理的。中国今天发生的任何千奇百怪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
许戈辉：您觉得这个究其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阎连科：如果讲根本的原因，我们也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除了我们这个文化原因以外，我想中国这么多年的政治动荡、政治风云、政治运动等等等等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文化上、人格上很多虚伪的方面，当然还有一点，我们的文化传统上，我并不认为有我们说的那么，我们的文化传统有那么灿烂，有那么辉煌，我们的文化传统劣根性是非常非常多的，也包括虚伪，也包括人际关系。几天之前我见了一个朋友的孩子才十岁左右，在说起李白的时候，我说李白和杜甫你喜欢谁？他告诉我李白是最不值得喜欢的，我说为什么？他居然可以在那个朝廷中间让他写一首诗，他敢让大臣把他靴子脱掉，这不是找死吗？但是这才十岁的孩子，而且我说那应该怎么办，他说你对大臣好一点，叫你写就写，将来不就很好吗？那我说这个十岁的孩子毫无，当然任何错是没有的，但是谁教会让他明白这些东西，一定也不是父亲母亲，也一定不是单纯的说是老师、哪一本书，它一定是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那我确实非常震惊，觉得十岁的孩子就懂这些事情。
那尽管这本书呢，您自己都说仍然是充满着魔幻色彩，但是似乎那里边的每一处地点，每一个这个情节啊什么的，都会找到它可以对号入座的原型对吗？
阎连科：那我想这本书其实是，我说是叫神实主义，神灵的神，精神的神，神实主义，它也不是魔幻的，它也不是荒诞的，它是绝对今天特别中国的，它绝对是中国的，当然这是中国的，你会觉得我们生活中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生活中不发生在文学中发生，你又觉得处处就是我们今天中国这个样子，因为今天中国的现实，我经常说已不太琢磨了。
许戈辉：我发现您讲真话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不是叫有所保留，但是您会跟大家说，您特别强调说不是我们，而是我，您似乎，我不知道啊，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心态，是作为作家总是喜欢特立独行，不愿意把我这个同流于我们。还是说您内心里边怕别人指责说，说你阎连科你能代表得了作家吗？你能够代表得了你们这一代人吗？到底是一种清高，还是一种内心的不够自信？
许戈辉：之前几年的一个焦点话题，是作家的诺贝尔奖焦虑症，然后我看到那个莫言获奖之后您对此也有过一个评说，您说是莫言的获奖是焦虑症的一个解药是吧。
阎连科：那我也讲莫言的获奖是实至名归，也是一个焦虑症的解药，那首先讲一点，我想其实每一个作家，包括我在内，其实都从名利场上走过来了，我们也都曾经想过要有很多的读者，卖很多的书，拿很多的奖，我们任何人都不是一个高尚的人，都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但只是因为你的年龄一天一天大，一步一步走过来，你对名利看得相对的可以淡一点，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可以淡一点，在这个时候你会额觉得最终还是要靠文学，还是要靠你对文学发生了多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