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正常人,你们凭什么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我是一个正常人，你们凭什么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什么是反精神病学？姚灏，精神科医生、电影爱好者
笔者有幸于今年初在伦敦伯利恒皇家医院（Bethlem Royal Hospital，是King's College London 的附属医院，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精神病院，也是目前英国最大的精神病院）实习了一个月时间，也对上世纪发源于英国等国的反精神病学做了一定考察，草草地介绍如下。

《反精神病学反的究竟是什么？》
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学不过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医学。

- 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Virchow）-
伯利恒皇家医院的病房很是特别，不像国内的是一幢幢巨大的病房楼，而是一幢幢小巧独特的villa（乡间别墅），其实在英国有幢villa 是一定要被写进医学史与社会史的，那就是——Shenley 医院的“Villa 21”（第21 号别墅），听起来有点像Catch 22（第22 条军规）。

这两者间有什么联系吗？我们并不太清楚，只不过书是在1961 年出版的，别
墅是在1962 年盖起来的。

直至今日，Villa 21 与Catch 22 的名声各自都流传了下来，只是一个在文书学的世界，一个在医学的世界里罢了。

维也纳的疯人塔，建于1784 年
Villa 21 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改写了一段历史，一段精神病学内部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历史，或者也可以说是一段精神病学的“内斗史”。

这幢别墅的管理者名叫David Cooper，是名出生南非后来去了英国的精神病学家，就是他在1961 年造了一个新词儿，叫“anti-psychiatry”（反精神病学）。

这词儿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就是要打倒精神病学、消灭精神病学似的，但“反文化”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文化，“反革命”的本身也可以是“另一派别的革命家”，所以，反精神病学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精神病学，它要去“反”的不是“精神病学”这个大概念，而只是去“反”的那“传统的精神病学”、“主流的精神病学”而已，而所谓的“传统”与“主流”又是在被不断地改写与颠覆的。

David Cooper (1931-1986)
那么，Cooper 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病学是什么样子？他要去“反”的那个精神病学是什么样子？
在Cooper 出生的那个年代，脑白质切除术正处于它的鼎
盛时期，这一术式的发明人——葡萄牙神经科医生Antón io Egas Moniz 也拿了诺贝尔奖。

那个时代，精神病院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监狱，里面不光关
着精神病人，但凡是对社会有害的或者只是被权贵阶层认
为是对他们的利益有害的，像是穷人、扒手、黑人乃至不
听男人话的女人，通通都被关进精神病院里去，但他们没病，怎么能被关进去呢？于是他们给那些不听男人话的女
人扣了个“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帽子，认为都是女人
的子宫惹的祸；他们给那些从主人家里逃出来的黑人起了
个名字，叫“漂泊狂”（drapetomania）。

于是，这些人便可以有理有据地被那些人送进精神病院里去了，同“偷窥狂”、“杀人狂”、“变态狂”等等住在一起。

Cooper 那个时代的精神病学，在精神科医生与病人之间划着一道明明白白的“三八线”，“三八线”这边是绝对的权威，而那边则是绝对的服从，——黑白分明，除此之外，没有“灰区”可言。

医生便是大判官，他一手里握着一柄执法的法锤，另一手里攥着一杆立法的钢笔，他在制订那些诊断标
准的同时，也在制订着社会里这类人、那类人的命运。

而
对于语无伦次的疯子，那不加思量地就该被投入精神病院
的牢笼里去，反正投进去了，他们也还乐呵呵地在笑。

因
为这些人无法理解那些人，那些人就不该去被理解；在这
些人的“妄想”里，那些人会对世界造成毁灭性的伤害，所以
那些人就不该享受这世界的好。

在那个还未迎来“后现代”的年代，或者可以称作是“前”- 后现代的年代里，人们还未充分地认识到我们语言- 文化里暴露出来的本质主义属性，在我们的语言里，大部分简单词儿都是位于各种spectrum 两端的那些词儿，比如好与坏、胖与瘦、白天与黑夜、东方与西方，而那些用来描述spectrum 两端之间中间地带的词儿却少得可怜，黑与白之间只有灰，我们却无法简单地表述十度灰、二十度灰、五十度灰、七十点零八九五度灰；东方与西方之间无限广阔的中间地带，我们却只有一个“中”去概括它，而要表述这spectrum 上其他的点，我们便只能说中偏西多少多少度、中偏东多少多少度。

所以，我们的语言是本质主义的。

当我们讨论黑白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更有可能是黑白两色，却忘了在黑白两色之间还有无限种灰色。

而那个时代，认知主义心理学也才刚刚起步，所以也只是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了我们认知上极容易出现的那些偏差，而其中之一便是“非黑即白”（black-and-white thinking）。

所以，在Cooper 那个年代，疯子与正常人之间只有一道泾渭分明的“三八线”，而Cooper 要“反”的也就是这么一根“三八线”而已。

二战以后，英国的医学界经历了许多天翻地覆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英国国家卫生服务（National Health System，简称NHS）体系的建立，这意味着英国的医疗服务正式被纳入了社会福利的范畴，也意味着其医疗体系正式走上了一条公立化的道路。

这些变化还包括在二战中就慢慢兴起的社区医学运动（therapeutic community movement），到了二战后更是燎原一般地在大不列颠岛上发展了起来。

Jean Delay (1907-1987)
1952 年，法兰西学院院士、精神病学家让·德莱（Jean Delay）和他的助手一起发表了有关氯丙嗪的临床试验，证明了氯丙嗪对于精神病性障碍确实有非同寻常的疗效，氯丙嗪也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抗精神病性药物。

自此以后，精神病学也便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前的胰岛素治疗、脑白质切除术也开始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而在文化上，那些年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二战后，以Sartre 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们，高喊着“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oceeds essence）的口号，纷纷打下了各处的文化高地，其中自然也包括精神病学。

一些自称是“存在主
义精神病学家”的医生开始抢占公共知识领域的话语权，这里面就有著名的“反- 精神病学”精神病学家R·D·Laing 和David Cooper。

存在主义者们说，为什么要去讨论活着的意义，活着就是活着，活着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你只有通过活着才能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意义。

他们还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Existence），我们活着，所以我们感受着、思想着、倾听着、书写着、交谈着，并且通过各自的生活体验（experiences）创造出了各自的价值与意义，正因为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所以什么对人的定义（Essence）、贴在人身上的标签、什么活着的本质和其他各种试图对人、对生活进行分类的做法，都是荒谬的。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再往后，到了50 年代末期、60 年代初，存在主义在文化上渐渐开始让位于后结构主义。

1960 年，Foucault 出版了他那本著名的《疯癫与文明》，开始揭开精神病学“逻辑”背后的那套规训话语，精神病学只是所谓的正常人捏造出来的标签，其目的是要去证实自己的正常，并惩治别人的不正常。

而同时，在那些年里，黑人解放运动、女权运动、殖民地解放运动等等在与偏见、压迫、歧视、不平等待遇作斗争
的运动都渐渐到了它们最具革命性的转捩点。

战后，传统价值观分崩离析，人们纷纷开始质疑自己以前所深信不疑的究竟有几分是真的、几分是假的，反文化倒成了文化的主流。

60 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所以，也正是在这样一些思想与社会风尚的影响下，David Cooper 等人开始质疑以往精神病学赖以存在的根基是否依然牢靠。

我们有什么权利把精神病人关起来？即便有这样的权利，那该由谁去执行？权利的界限在哪里？从治疗效果上来讲，究竟是封闭式病房还是开放式病房，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更有好处？在病房里，病人和医生之间究竟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病人在涉及自己的医疗决策上究竟该有多大的自主权？什么情况下该赋予病人以自主权，什么时候又该把这权利收回来？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真的有所谓的界限吗？又究竟什么是人道，什么是非人道？
正如R·D·Laing 说的那样，“如果未来人类还活着的话，那他们看我们这个时代也无非是黑暗时代的延续而已，他们会看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存在着太多的讽刺，同时也看到，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其实是一束光，透过我们封闭心灵上的裂隙，投射进来，照亮了我们。

”
R. D. Laing (1927-1989)
所以到了1962 年，David Cooper 在Shenley 医院建立了Villa 21，作为自己反精神病学实验的实验基地。

正如其他的villa，这间编号是21 的villa 其内部同样是设施齐全的，有客厅、卧室、会议室、洗浴间、厨房、交谊厅等等。

在这间villa 里，病人之间没有阶级之分，更没有所谓的高等病房与普通病房之别，从拾荒者到富家子弟，都住在一起。

而病人与医生、护士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医务工作者纷纷脱下了自己的制服，穿着便装在病房里做事。

病人们是完全自主的，他们想住在这儿就住在这儿，想走人就走人；但实际上，大部分病人都留了下来，因为David Cooper 是把这里当做一个社区中心在建设，这里是养病的空间，也是交谊的空间。

在这里，没有任何限制性的规约，除了两条，——就是不能在公共场合手淫和裸体。

护士的责任只是管理药房的钥匙。

吃药的目的完全是从病人角度出发的，医务人员也不会出于私人目的，比如想要病人安静点，就给病人吃药。

在这里，提倡的是一种团体治疗，要病人在一个自治自主的社群里疗愈，而非把他们孤立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当年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David
Cooper 本人也是名马克思主义者，而在Villa 21 的建设方针里，显然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的某些影子。

《飞越疯人院》，著名的反精神病学影视作品
但Villa 21 终究只是一场实验，它的衰落也是迅速的。

这场实验一共坚持了4 年，到了实验末期，一方面David Cooper 自己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不甘于再在这么个小地方做临床医生了；另一方面，在病房里，也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

比如，因为医务工作者和病人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所以时间长了，医务工作者也开始慢慢变得怠慢起来，职业作风在一点点丢失。

又比如，由于Villa 21 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所以卫生、治安上都出了问题，甚至有次，病人们还联合起来把一名护士从病房里扔了出去。

而且就治疗上，由于缺乏正规的长期随访数据，所以也很难对其所提倡的治疗方案给出一个明确的评价。

所以，这场实验与其说是科学的，还不说是人文的；更多的只是一场倾注了David Cooper 等人政治理想的医学实验，而它本身也是那个时代政治- 文化- 社会潮流中的一道风浪而已。

David Cooper 在Villa 21 里所提倡的那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管理方针，毋宁说是他自己政治理想的影射与实验而已。

《自由的辩证法》，David Cooper 编辑
四年后，David Cooper 借着在这四年里打起的名声离开了，去往了更大的舞台。

Villa 21 自此也转手给了一名保守派的精神科医生，于是这场实验终究还是没有继续下去。

但这里的实验虽是结束了，但它也仅仅只是开端而已。

在更大范围里，反精神病学运动却还在如火如荼地发酵着。

那几年里，R·D·Laing 在伦敦东区也建起了自己的实验性精神科病房——Kensley Hall；后来，Laing 和Cooper 等人又在伦敦联合创立了一家治疗与培训机构——Philadelphia Association，到现在仍在运营着两家社区服务中心（community house）；而在英国以外，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神经病学家Franco Basaglia 则走得更远，他动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在1978 年一举颁布了Law 180 或者也称作Basaglia Law，根据这一法案，意大利的所有精神病医院会在后面几十年里逐步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服务机构。

Franco Basaglia (1924-1980)
当然，上世纪的60 年代在哪里都是激进的、浪漫的、革命的，正如其他所有运动一样，在酒神的狂欢过后，是难捱的宿醉与宿醉后的片刻沉思。

钟摆终究只在它摆动的两个极端处停留很短暂的时间，而在摆到了一个极端之后，
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要把它扯往另一个方向的巨大的扭力。

但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学科的发展又终究不是线性摆动的钟摆，它同时也在时间的维度上往远处延伸着，所以才在这个四维空间里，划出了一条螺旋式的曲线。

实验没有成功与失败，我们只谈遗产。

反精神病学真的“反”成功了精神病学没有？难道世事的结局真的能简单地用成或者败来概括吗？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非黑即白”的认知错误吗？
我们只看到，到现在，经过二十多年努力，意大利确实已全面解散了精神病院；
我们看到，在欧美大部分精神病院里，医务工作者都不再穿着白大褂；
我们看到，回归社区的治疗方针已基本成了全世界的共识与各国为之努力的方向；
我们看到，在英国的精神卫生法案下，医生已不再是决定精神病人要否入院的绝对判决官，他的权力受到法律、法庭、病人等各方面的制约；
我们也看到，主流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不再认为精神疾病就是所谓正常的“相反一面”，它们也是人性、意识、性格这些spectrum 上的某些“点”。

我们在生活里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无非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非疾病。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法去理解彼此，只是太多人不愿意去理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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