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
什么是编者按
1.要进行概括和提炼。要善于从全局的角度分析问题和认识事物；善于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揭示其实质和内在规律；善于从理论的高度、写法的高度提炼、升华文章的主题；善于寻找不同的切入点和着眼点，使按语别有新意。
2.言简意赅，点到为止。中公教育中公教育专家认为，由于与文章同时刊出，不需要重复文章中所提供的事实和见解，可以省略缘由和论据，直截了当地作出分析、评判和表态，让读者迅速得其要义。因此，编者按语贵在画龙点睛，点到即止，切忌拖沓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长，让人不得要领。
翻译的标准，或者说目标，我们最熟悉的是严复说的“信达雅”。此外还有“等值翻译”（奈达。信息在意义、文体两方面应等值）、“化境”（钱锺书）等说法。这些说法，我觉得都有道理，而在翻译实践中，我念念不忘、孜孜以求的，是尽力找到文字背后的感觉（作者写作时的感觉），并尽力把这种感觉传达给读者。我想，真能这么做到，信达雅等等恐怕也就“虽不中亦不远矣”。其实，这个意思，傅雷先生当初就说过，他的说法是：假定作者是中国人，想想他会怎样说、怎样写。那样说、那样写了，就是好翻译。
【中公解析】
在这道题目当中，根据题意，我们可以得出编者按的主要作用是概括先进人物的精神实质，号召全体人员向先进人物学习。写作的语言上面要注意表达方式，首先应该有一个总领的句子，其次要点明三个人物不同的精神实质，最后提出号召的要求。
二、宣传手册
（一）名词解释
宣传手册是就某一事件进行宣传用的材料，属于基本的应用类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一般要交代清楚宣传的目的，宣传的内容以及倡议和号召。
什么是编者按
篇一：编者按与宣传手册
编者按与宣传手册
申论题目的基本题型多年来维持归纳概括题、综合分析题、提出对策题、应用文写作题和文章论述题五种，其中应用文写作题是近年出现的新题型，并且其形式有愈加灵活的趋势。中公教育列举了近三年来升级和市级国考试卷中出现的新题型，作一总结。
如何应对_未富先老_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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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内需与我们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
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不至 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 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 调整赢得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类，按照购买力平价， 中国日均消费在 2- 20 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为 66%，消费总额占 79.2%。这个特征显示，第一，占总人口比 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与中 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层次，即相对低端的消费 品制造业，是比较适应的。第二，由于他们的消费占总消费的 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的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的未富先老挑战。迄今为止，中国人 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 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我们 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 口的比率）的下降，对 1982- 2000 年期间人均 GDP 的增长作 出了 26.8%的贡献。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和上限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和上限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从预测的角度提出这样一个题目，叫“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和上限”。
总体来说，我们划一个上限划一个下限就意味着国内经济增长应该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内。
这个区间有的是我们希望的范围，同时也会遇到很多客观的约束，所以第一个判断就是国内经济增速的可行区间相对是比较窄的。
下面我给大家划出这个区间来解释一下。
一、经济增长区间的概念“十三五”今年已经是第一年了，到上半年为止实现了6.7%的增速，我们暂时先不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我们就看“十三五”时期今后的四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速度。
下限是这条绿色的线，大家不要看着它太陡，因为我为了把这三条线区分开，这整个范围是比较小的，可以看到这个下限总得来说是在“十三五”时期保持平均6.2%的速度。
那么它是怎么得来的呢？它就是我们当前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即经济体具有的潜在增长能力。
既不会出现通货膨胀，也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就是一个可行的增长速度。
同时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结果，今天既然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进入到了新常态，这个更好的结果就不能说越高越好，因此我们设出的上限是上边紫色的这条线，大概在“十三五”时期应该是6.7%的增长速度，那么它是怎么得来的呢？它是潜在增长率加改革红利，也就是说设想这一系列的改革能够保持下去的话，能够获得额外的潜在增长能力，因此在6.2%的基础上可以达到更高，因此这是上限。
中间这条线，大家看前半部分，蓝色的这部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就是从“十二五”时期的7.8%，2012年以后就逐渐下降，今年上半年是6.7%。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看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原来潜在增长率能力之上会迅速下降，但是我们希望在今年达到了6.7%以后，今后能够保持不要过快下滑，我们设想了一下，如果从今年开始逐渐向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靠拢，到2020年的时候，让两条线并在一起，和上限并在一起的话，今后四年里头应该保持6.5%的增长速度，这和我们原来预期的，在整个“十三五”时期保持6.5%以上，最终达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国日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我国日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带来的挑战及对策作者：崔久平来源：《新经济》 2016年第14期崔久平摘要：我国的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的出生率不断下降，老年人口也随之不断增加，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的人口红利也日渐消失。
面对消失中的人口红利带来的诸多挑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摆在眼前日益突出的问题。
关键词：人口红利未富先老劳动力素质老龄化一、引言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1]。
我国近几十年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速度，成为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国人口红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一国的人口结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正日渐减小，老龄化问题也日益严重。
二、人口红利日渐消失带来的挑战（一）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面对日益消失的人口红利，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要素，我国青壮年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减少，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也不断减弱，这直接导致我国企业劳动力的短缺和竞争力的下降，迫使许多企业不得不迁往更具劳动力价格优势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人口红利贡献巨大，然而这一优势正随着我国劳动力数量的下降而逐渐逝去。
一方面，人口红利的消失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减少了我国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问题成为摆在国家和社会面前重要的问题，社会保障资金压力越来越大，这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二）人口抚养比上升带来的挑战人口抚养比是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其中，人口抚养比又分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我国少儿人口抚养比从2013年的 22.2%提高到2014年的22.5%，老年抚养比从2013年的13.1%上升到2014年的13.7%；总抚养比从2013年的 35.3%上升到2014年的36.2%[2]。
刘易斯拐点将到来中国人口红利期已近尾声
刘易斯拐点将到来中国⼈⼝红利期已近尾声最近⼏年，“民⼯荒”“招⼯难”问题愈发突出。
对此，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长期被抑制的劳动⼒收⼊将迎来抬升的转折。
那么，⼈⼝红利究竟是什么?⽽“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对国民经济和百姓⽣活带来哪些影响呢?⼈⼝红利对中国经济贡献⼏何所谓“⼈⼝红利”指的是在⼀个时期内⽣育率迅速下降，少⼉与⽼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中劳动适龄⼈⼝⽐重上升，从⽽在⽼年⼈⼝⽐例达到较⾼⽔平之前，形成⼀个劳动⼒资源相对⽐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分有利的黄⾦时期。
为了便于分析，⼈们将总抚养⽐⼩于50%(14岁及以下少⼉⼈⼝与65岁及以上⽼年⼈⼝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称为⼈⼝红利时期，进⼊⼈⼝红利时期为⼈⼝机会窗⼝打开，退出⼈⼝红利时期为⼈⼝机会窗⼝关闭。
⽽⼈⼝总抚养⽐超过60%时则为⼈⼝负债时期。
⼈⼝红利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旦步⼊快车道，则⼈⼝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助推剂。
由于年轻⼈⼝数量增多形成⼤量的廉价劳动⼒，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是发展的⼀个重要因素，这⼀点，在我国⽬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中国社科院⼈⼝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保持⾼增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结构所带来的⼈⼝红利。
⼈⼝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的劳动⼒供给。
1983年～2000年，中国的劳动适龄⼈⼝快速上升，总抚养⽐下降对⼈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
也就是说，这⼀时期我国可以获得的⼈⼝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26.8%。
根据这⼀研究结论，蔡昉对社会上流⾏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同步增长的观点提出了⾃⼰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实际上，农村改⾰以来，⼴⼤农民从⼟地上逐渐解放出来，先是转向乡镇企业，接着向⼩城镇转移，再接着⼤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
因此，经济增长的每⼀步都吸纳了⼤量的城乡劳动⼒。
读懂中国经济：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
读懂中国经济：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作者：来源：《新经济导刊》2017年第09期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
一旦将这些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一片光明如何实现L型中高速增长《新经济导刊》：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
所以首先请您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蔡昉：对此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国际国内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是一些人从长期趋势角度分析。
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
201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时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时期开始进入6.2%的阶段。
潜在增长率是供给侧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侧因素只能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偏离。
如果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
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只有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政策才能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到7%，则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使人们认为减速是由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不断提出经济下行何时触底的问题，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个V字形的反转。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不是10%了，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负增长缺口。
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新经济导刊》：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或所谓“三驾马车”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转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
蔡昉：是的。
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现象。
第一是劳动力的持续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
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
在一定时间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摘要】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影响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热点问题。
本文就是依据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且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证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找到了两种之间的内在联系。
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和建议。
强调应该客观的看待人口红利消失过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保障经济的稳步增长。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实证分1.引言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设计，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我国目前已处在劳动力供给丰裕时期的末尾。
对于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其中人口红利的研究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导致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所产生出来的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比较积极的效应，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详细的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的目的。
2.文献综述随着经济的增长，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其中sarah cook （2006）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有非常重要意义。
而在人口红利是否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蔡昉（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持续增长。
他甚至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存在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均gdp。
他还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存在还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近20年的增长空间。
而王德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具有某种默契关系。
经济复苏之路：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策略
经济复苏之路：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策略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复苏之路不仅关乎国家自身发展，更对全球经济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疫情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创新驱动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
1. 疫情后的中国经济挑战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也不例外。
封锁措施、供应链中断以及消费者信心下滑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
然而，面对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财政刺激、货币政策宽松等，以稳定经济基本盘。
2023年，中国经济将开启全面复苏之路，但复苏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仍需面对诸多挑战。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疫情期间，一些传统产业受到了较大冲击，而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则蓬勃发展。
这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了契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等方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3.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疫情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驱动的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政府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领域，中国正加快布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4. 加强国际合作和开放面对疫情，国际合作和开放是应对的关键。
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通过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国可以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促进国内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同时，中国还应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国内产业的竞争力。
5.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内需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
疫情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发放消费券、减税降费等，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蔡昉：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蔡昉 [ 2011-05-23 ]从事金融和宏观经济研究的人主要关心周期现象，时间跨度不是太长，而我们做人口研究的关注的时间跨度很长。
我很乐意与金融和宏观经济界的研究者讨论。
实际上，我做人口研究，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人口政策，我更关心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人口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人口转变”，转变的一个方面是生育率下降。
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一般来说，城市的生育率更低、下降得更快；农村的生育率较高，下降得较慢。
就中国的整体情况来说，生育率下降得非常快。
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在1970年代之前是6，到1980年代初降到了3以下，而独生子女政策却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
198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很快就降到了2.1的替代水平以下。
表1：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迅猛从1990年代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就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8。
到现在已过20年。
20年总和生育率不变，这实在是很奇怪。
实际上，国内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很多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1.5-1.6。
联合国社会发展司人口处也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做中国的人口预测，他们受到了不少指责。
最近我们发现，计生委悄悄改变了说法。
虽然他们没有承认总和生育率不到1.8，但他们接受了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
而无论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中间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或每年都进行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都能算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已经降到了1.5以下。
据说，一个海外人口学家根据六普数据进行了估算，结论是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
联合国也改口了，去年他们出版了一个报告——《世界生育率报告》，其中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4。
图2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发达国家是1.6，而我们只有1.4。
我个人对此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生育率很低。
编者按
编者按篇一：编者按例子例:一名海归大学生村官的感悟2010-05-06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编者按 2004年春，章文琼留学英国研究生毕业归国后，进入上海一家大公司工作。
在回自己家乡浙江省永嘉县巽宅镇小坑村祭祖时，村里18年来不变的村容村貌和落后的生活方式深深触动了这位海外归来的学子。
在家人支持下，他决定用自己在英国打工和回国工作的积蓄100万元为家乡做3件事：修路、引水、建厕所。
在此过程中，他的想法由原来简单的“为村里办点实事”逐步转变为”扎根山村，建设家园”。
2006年7月27日，他高票当选为小坑村村委会主任，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迈出了重要一步。
章文琼撰写的一文，生动记录了他当“村官”4年来认识的变化、能力的增长，展示了他在农村所遇到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及他如何融入农村，运用所学知识改变家乡面貌，促进观念更新的历程。
文章朴实、感人，读后令人深受启发。
本报编辑部特别向广大青年朋友推荐这篇文章，将这位海归大学生村官的经历和感悟与读者分享。
一名大三学生致信本报：为什么我的大学越上越迷茫2012-01-07编者按这是本报编辑部近日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写信的是江西农业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
这名同学在信中坦承地诉说了他目前的迷茫和焦虑：他曾经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但忙忙碌碌之后又觉得失去了自我；他不愿意被动地为了就业去加入考证大军，但又常常担心将来找不到工作；他想按自己的意愿简单生活，可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找不到奋斗目标。
我们认为，这种焦虑和迷茫并不是这名同学独有的状态，而是有一定的共性。
这种焦虑和迷茫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但更多来自于外部环境，比如大学教育和就业压力。
今天，我们刊登这名同学的来信以及本报记者和他的对话，就是希望这一现象能引起更多大学生和教师的关注，大家一起来思考该如何走出迷茫，不再焦虑。
微博年代的困惑2012-01-15编者按：药家鑫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一个曾引起巨大舆论波澜的事件尘埃落定。
我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我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作者：李清源来源：《北方经贸》2012年第08期摘要：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国内学者蔡昉等（1999）根据1982-1997年的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估计了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71%。
我国并没有充分挖掘和消化“人口红利”带来的潜在的优势，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有进一步利用的空间。
第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有效劳动供给；第二是如何使得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在结构上相适应。
关键词：人口红利；有效劳动供给；人力资本中图分类号：F014.3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182-02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底，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创造了一个增长奇迹，而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国内学者根据1982-1997年的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估计了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71%。
进一步的研究又将人口红利的概念拓展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转变阶段为经济发展提供的直接劳动供给增加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指由于人们预期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如生育率降低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等将导致总人口抚养比在将来的大幅上升等）会相应调整个人行为，做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消费-储蓄决策从而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推动经济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61.5%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74.5%，我国经济也进入了高储蓄、高投资、低抚养的“黄金时期”。
但是，有学者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
但这里的“人口负债”是指因为婴儿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加重而导致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
什么是编者按
什么是编者按篇一：编者按与宣传手册编者按与宣传手册申论题目的基本题型多年来维持归纳概括题、综合分析题、提出对策题、应用文写作题和文章论述题五种，其中应用文写作题是近年出现的新题型，并且其形式有愈加灵活的趋势。
中公教育列举了近三年来升级和市级国考试卷中出现的新题型，作一总结。
由上表可以看到，2011年和2012年出现的新题型中属于应用文写作范畴的有编者按和宣传手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面对这两种题型该如何下手。
一、编者按（一）名词解释编者按是编辑人员对一篇文章或一条消息所加的意见、评论等，常常放在文章或消息的前面。
它是应用写作研究的重要文体之一。
就是编者（不是作品的作者）对作品的解释或引申。
编者按可以表明编者的态度和意见，也可以提示要点，还可交待背景；补充材料或借题发挥，一般起强调重点、表明态度的作用。
编者按一般放在报道的文前，有时也放在文章的中间。
（二）写作注意1.要进行概括和提炼。
要善于从全局的角度分析问题和认识事物；善于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揭示其实质和内在规律；善于从理论的高度、写法的高度提炼、升华文章的主题；善于寻找不同的切入点和着眼点，使按语别有新意。
2.言简意赅，点到为止。
中公教育中公教育专家认为，由于与文章同时刊出，不需要重复文章中所提供的事实和见解，可以省略缘由和论据，直截了当地作出分析、评判和表态，让读者迅速得其要义。
因此，编者按语贵在画龙点睛，点到即止，切忌拖沓冗长，让人不得要领。
3.明快犀利，讲究分寸。
编者按语篇幅虽然短小，但应立场鲜明，文风明快犀利，不论是褒扬、提倡，还是针砭、反对，都应有明确的态度和倾向性。
同时，中,公教育中公教育专家提醒考生，还要讲求说理的艺术，把握好分寸。
过分激烈和用词失当的语言，咄咄逼人和盛气凌人的态度，只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收不到应有的效果1另外，从写作的角度看，编者按应做到层次分明、内容精粹；而具体的语言操作应具有切实性、针对性、简明性等特色。
（三）真题链接“给定资料8”介绍了最近社会上涌现出的先进人物事迹，某单位党委决定编印一期，宣传他们的事迹，号召本单位全体人员向先进人物学习。
浅谈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浅谈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摘要】根据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利益将逐渐减少，面对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国应如何面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用工荒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负面影响正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持续9年实现了9%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被称为“中国奇迹”。
对于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其中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和适龄劳动力的大量低成本供给密切相关的，并把这种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人口红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何为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的积极影响过去三十年里，在改革开放的领导下，中国GDP持续高速度增长。
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
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大量的工厂涌现，中国开始快速进入和发展加工制造业，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一段时间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
同时城镇化加剧，城市建设也在快速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硬件设施要不断改善，中国的公路桥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大大的扩大了内需，人们对住房要求要逐步提升导致了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快速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动力。
蔡昉-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不现实 靠增长解决未富先老
蔡昉: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不现实靠增长解决未富先老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同时，中国也面临第一次人口红利过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困难和养老资源不足等挑战，如何解决中国人口“未富先老”问题，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靠增长解决“未富先老”问：如何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蔡昉：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是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
人口转变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迅速降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就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也一直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下一步，随着2015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
应对老龄化面临诸多挑战问：中国在应对老龄化上面临什么挑战？蔡昉：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得之间，需要避免出现一个人口红利的真空时期。
而“未富先老”的特点，的确在两次人口红利的良好衔接上，给中国带来特殊的困难。
如果通过在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的同时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中国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用的手段，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
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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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拐点” 中国进入 了吗1
—— — 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
! 孙自铎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安徽 合肥 !"##$%）
近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两大现象，引起人们的普 遍关注。一是在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短缺， 二是经济为什 么能长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 对此有不同的议论和解释。 “创新 ” 其中有些 的观点， 虽然语出惊人， 但并非正确， 由此 而产生误导，影响到学术界甚至是当局者的决策，有必要 加以讨论， 澄清是非。 一、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多吗？ 最近， 蔡昉同志连续撰文， 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 认为 “打破中国农村 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不符合事实。他要 ‘民工荒 ’ 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 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 ” ， 要 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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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等生产，既要应用先进技术，也要大量使用劳动力。还 有，第三产业无论是传统服务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需要 大量劳动力， 当然这些产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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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homakorabea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 这样由于社会有大量劳动力供 另一方面每个劳动力赡养人口系数降 给、 创造的 012 多； 影响的是人的 低， 人均占有 012 多了。后者是分配问题， 生活水平问题， 显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增长问题。在这里不 作进一步分析。而前者本质是人手论， 仅仅是推动经济发 展的一种条件， 不是充分条件， 更不是现实的结论。试想， 如果这么多劳动力不与生产资料结合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能促使经济增长吗？ 再设想， 如果没有高速工业化， 大量劳 动力仍滞留在农业， 我国经济能有这么高速增长吗？有种 说法，我国 (% 年代初是人口出生高峰期，#% 年代大量劳 动力进入就业期， 促进了经济增长。 但我国 (% 年代末也不 乏大量劳动力，仅城市就有成千上万知青无法就业，大批 下放农村，其实农村并不需要，也未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 动力。 又如目前印度经济增长达 #- #. ， 属高速发展。 难道 也是由于该国 (% 年代人口出生高峰吗？即使有人口方面 的现象， 也未必是推动经济的主要因素。 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 用， 旨在说明， 改革中的经济增长动因， 人口红利说不是主 要原因， 更不是唯一原因。 真理多走出一步， 就成为谬误。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 关于改革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因素中， 为什么在相关模型计算中技术进步 的作用很小。其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理论分析的结果与现 实直观感觉的不同。任何一个不怀偏见者都知道， 现在企 业的生产设备、 管理水平、 信息化程度、 技术水平等决定劳 动生产率高低的要素与改革之初有天壤之别，先进了许 多。 另外， 企业改革、 裁减冗员、 分流辅业也有较大进展。 还 有，国家的科技创新和对外引进也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 步。 这一切都会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 早在 &% 世纪 ,% 年代初， 香港南洋银行的一份关于珠三角 地区三来一补企业的技术及设备的调研结果， 认为比初期 有很大提高， 且是比较先进的。 * ( + 但统计计算上这种贡献 率却很小，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二是究竟如 何看待我国 $% 年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的贡献，更重要 的是如何把握未来趋势与走向。 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处在城市化加快时期，要有大量 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换句话说， 资本投入中有很 大部分是用于路、 电、 水、 气等项目建设， 而这部分投入对 社会生产率提高和技术改进的推动作用难以直接显示出 来。技术进步的贡献主要是反映在工商业生产部门， 而这 些部分只是社会资本总投入的一部分。因此， 资本总量与
中国人口红利最大化应对措施论文
论中国人口红利最大化及应对措施摘要：中国的人口问题关乎中国未来发展，人口红利的获得至关重要。
人口机会窗口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一直持续到2017年左右。
为了能够实现人口红利的最大化，中国需要大力促进就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变。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政策制度中国1978年以后，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堪称“中国奇迹”。
同时，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可称为“人口奇迹”（车士义，2011）。
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是否相关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bloom，蔡昉等）进行研究，两者关系关乎中国如何制定未来人口政策以及如何继续保持经济持久增长。
因此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把握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原理，对于中国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人口红利概念首先界定人口红利概念。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
一般来讲，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换过程中，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扩大，引来劳动力供给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此基础上，mason 和 lee（2004）将人口红利又细分为两种：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指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和劳动供给增加，从而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又称“成分效应”；第二人口红利指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理性人”会重新安排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人口转变阶段，这种理性行为的结果表现为高水平国民储蓄率和资本供给，因而推动经济增长，又称“行为效应”。
《读懂中国经济》读后感
《读懂中国经济》读后感《读懂中国经济》是我近期读过的一本非常有启发性的书籍。
作者蔡昉通过回顾和审视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向读者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并探讨了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在书中，蔡昉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海外对中国经济的认知误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首先，蔡昉在书中提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劳动力转变和人口红利消失，这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
蔡昉认为，中国需要将人口红利转变为改革红利，并提出了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新一轮增长的思路。
这一观点引发了我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关注。
其次，蔡昉在书中对海外对中国经济的认知误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他认为，海外观察者通常将中国经济仅仅看作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国，忽视了中国在科技发展、创新能力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巨大优势。
这种误区导致了对中国经济的片面理解和评价，蔡昉的观点帮助我更全面地认识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此外，蔡昉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他认为，中国应该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并通过加强法治和市场机制的建设来提高经济效率。
这些建议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指导。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通过阅读《读懂中国经济》，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蔡昉的观点犀利而深入，他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让我在书中找到了很多共鸣。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总而言之，《读懂中国经济》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籍。
它不仅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和现在，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展望。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和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如何打破减速魔咒？
作者： 蔡昉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中国人口年鉴
页码： 157-167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1期
主题词： 人口红利;中国;减速;流行观点;学术界;观察者;最低点;抚养比
摘要：一、引言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人口红利逐渐成为热门的话题,但是,围绕这个问题,特别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可以持续多久,争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个最新的流行观点,是认为人口红利将长期存在.例如,有的观察者反对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口红利可以在人P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后再持续20年以上（周婷玉,2010）.。
蔡肪用”穷人经济学”践行党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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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SPECIAL COVERAGE
中国 共 产 党十 七 大代 表 等 身 份， 为国家发展出策出力。
中国 共 产 党十八大 党代会 即 将召开之际，蔡昉回顾了自己作为 十七大代表的职责：“现在党代表 实 行任期制，在 五年的任期内一 直要履行代表职责，虽然不开会， 但是作为党代会代表在发挥我的 专业优势时，也要 有意 识 地 在 政 治上与中央 保持一致，在 此前 提 下献计献策。”
——蔡昉
从农业是否需要保护的讨 论，到就 业增 长与经济增 长哪 个 更 重要。再至 近几 年讨论得沸反 盈 天的人口红利问题与刘易斯拐 点，每 一 次，蔡 昉 的 观 点出 来，总 会有反对的声音。
“人口红利”即将消褪，以及 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这一观点，
仿佛围剿的声音更甚。蔡昉认为， 中国经济之 所以能持续保持高增 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所 带 来 的“人口红 利”。人口结 构 转 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人口 的增 长 速 度和人口总量，而是取 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 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 给。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近年 来 我 国 劳 动 年 龄人口开始出 现 迅 速下 降 以 及社 会总 抚 养 比 上 升 的 情况，过去上 述两大因素带来的 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资 本 积累的现状将不复存在。蔡昉 据 此 预 计，“人口红 利 ”即 将 耗 竭 可能在2013年就会体现出来。“人 口红利”如果消失，将意味着劳动 力供给不会像原来那样源源不断 而且 那 么 廉 价。因此，若 没有 其 他措施，过去那种用投 入 来刺激 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 尽头，迫切需要转移到依 靠生 产 力提高及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 长。这是一个必然过程。
蔡昉简介
出版物刊名： 人口与社会
页码： F0002-F0002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1期
主题词： 国家发展规划;劳动经济学;收入分配;改革红利;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孙冶方
摘要：蔡昉,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以及“三农”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等。
著有《读懂中国经济》《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四十不惑: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等,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数百篇。
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华人口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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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作者:蔡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讲演核心观点中国在丧失其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保持长期增长。
在成为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之前，或者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中国将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或者说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十分关心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也热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如果直截了当回答这些关注，我认为可以从中国进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之后期间出现的两个显著变化谈起。
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不再保持甚至显著低于过去多年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变化则是，中国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已经加快并将继续加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早在1990年中期“九五”计划就提出来了，虽然具体的表达随后发生多次变化。
但是，在“九五”时期乃至“十五”时期，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并不明显，在“十一五”时期传统的发展方式甚至有所加强，形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痼疾。
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应对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规模高达四万亿元的刺激措施，强化了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客观上延误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这在特殊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稳定，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性质。
然而，在国际经济界颇为中国经济的减速而担忧的时候，我们却应该看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越来越臻于成熟了。
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含三项任务：从供给方来讲，是指从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需求方来讲，是指从过度依赖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产业结构角度，则是指从制造业比重过高转向服务业更快发展的增长模式。
这几个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但是，实现根本转变仍然任重道远。
我的这个演讲将集中于阐述三个与此相关的问题：第一，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即发展阶段变化如何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条件趋于成熟；第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主要的表现和最重要的后果是什么；第三，面对变化了的发展阶段及其带来的新的挑战，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什么在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后，很长时间里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在人口红利仍然存在的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源泉仍然强劲，尚能够支撑较高的增长速度，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还不是性命攸关的。
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得益于优越的人口条件，获得了所谓的“人口红利”。
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再加上中国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等办法提高了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人力资本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这固然是人口红利的表现，但还不是全部。
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达60%至70%。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因素也为物质资本积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过去中国通过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依赖两点：第一，能否实现高储蓄率并把经济增长中的剩余积累起来变成投资，变成真正的资本形成。
如果社会负担重，上养老下抚小，这部分资本剩余比率就会很低。
反之，中国长期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负担轻，所以成就了中国几十年来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
第二，投资能否带来回报决定了高储蓄率能否转化为实际资本投资。
西方国家资本富余，但为什么没有保持高速增长？因为虽然资本充裕，但如果劳动力短缺，即使不断投入资本，报酬还是递减的，不会带来高回报率。
所以它们的经济增长都只能靠技术进步、靠生产率的提高。
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积累了多少资本都会有对应的劳动力投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合理，不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所以中国过去一直资本回报率非常高。
此外，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要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生产率提高有很大一部分是把劳动力的存量进行重新配置。
最典型的是把农村人口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即劳动力大规模的地区转移和产业转移，从而得到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可见，几乎整个经济增长过程都与人口密切相关，上述因素相加，就是人口红利。
然而，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这种人口红利终究要式微乃至消失。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经历的人口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
至少在过去的20年，中国生育率一直处在2.1的替代水平之下。
最近这几年更低，一般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4。
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低于剔除最不发达国家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5），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6）。
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即使考虑到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充其量也只能提高到1.6左右。
这最终必然导致人口结构的变化。
2010年我国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一出来，我们就开始分析，结果发现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之后就下降了，2011年绝对减少，2012年一下子减少了345万，因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今后将继续减少下去。
人口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几个重要的影响。
首先看到的是劳动力短缺现象。
自2004年从珠江三角州地区发生民工荒以来，劳动力短缺现象愈演愈烈，至今已经形成挥之不去的一个企业经营难题，即招工难。
官方调查显示，岗位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到2013年第四季度已经达到1.10，即岗位数超过求职人数。
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必然导致工资上涨。
不仅农民工工资在2004年以后每年以12%的实际水平提高，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农业中工资都迅速提高。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定义，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关于我最初做出的这个判断，在中国内外一直都有争论，现在赞成我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因为证据越来越明显，而且因为其政策涵义也日益凸显。
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既然以往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当人口因素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就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
不过，这个经济增长减速，靠传统的外推法是估计不出来的。
以往预测经济增长速度时，通常是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把过去的数据和可能发生的情况（主要是短期需求因素的冲击）输入模型中进行模拟，得出对预测年份增长率的判断。
这个方法未能考虑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从而把必然发生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变化遗漏在外。
所以，判断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需要估计潜在增长率。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将此称作趋势增长率，因为在那些成熟的经济体，不再发生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了。
而对中国来说，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所以，我们不用趋势代替潜力，而需要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判断进行增长能力测算。
我和同事实际测算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即中国过去和将来在各种资源得到最充分配置条件下，即按照可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趋势，所能达到的合理经济增长率。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速度要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
根据我们的测算，1978年到1994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是每年9.66%，跟实际增长率差不多；1995年到2010年，潜在增长率是10.3%。
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十二五”期间，只有7.6%。
再往后还会降，也就是说到“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要降到6.2%，这个变化幅度是相当大的。
不过，我们应该相信这个结果，是因为它与人口年龄结构恰好经历的剧烈转折是一致的。
知道了潜在增长率的这个估计结果后，不仅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正确判断，还有助于认识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过去两年中国GDP实际增长率皆为7.7%，并不是遭受需求冲击的结果，而是供给方因素变化导致的自然减速。
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因此也没有造成周期性失业现象。
由于潜在增长率具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例如，如果其他条件不变，2014年的GDP潜在增长率预计比2013年降低0.4个百分点，2015年比2014年降低0.34个百分点，而“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将比“十二五”期间下降1.4个百分点，所以，只要在这个幅度内，实际增长率的下降并不是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而是结构性减速的结果。
怎样认识中国经济减速，或者说怎样判断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决定了政策选择的恰当与否，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的命运。
很多关心经济形势的人会问：“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是不是很危险？”不一定。
看经济形势要分长期视角和短期视角。
长期就是看潜在增长率：经济的增长能力，劳动力有多少，土地有多少，资本积累可以达到多少，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可以达到多少，这些是相对稳定的，是长期的趋势。
短期是看需求形势，因为需求可以短期波动。
比如，美国突然发生次贷危机，出现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增长就掉下来了，众多产品没有需求了，这时候我国有多大的潜在供给能力都没有用，因为别人不买你的产品，因此需求是短期的，是周期性的。
那么长期和短期因素结合起来就可以分别形成四种情形：强供给和强需求结合成为第一种情形，强供给和弱需求结合成为第二种情形；弱供给和弱需求结合成为第三种情形，弱供给和强需求结合成为第四种情形。
先看第一种情形。
所谓强供给，就是潜在增长率很高。
与此同时，需求也很高。
总体来说，2010年中国经济就是强供给和强需求的结合。
潜在增长率就是这个水平，实际增长率也是这个水平。
因为那个时候，我国有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提高了消费内需，要建设基础设施，要增进城镇化，需要大量的投资。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产品走向全世界。
这些加起来就形成了非常强劲的需求，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
因此合起来，就形成了9.8%的平均增长率，这就是2010年之前的常态。
再看第二种情形。
在201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常态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形。
那就是，每当实际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就是受到了短期需求的冲击，虽然经济的增长能力还在那，但是需求受到影响了。
例如1990年代初中国宏观经济的不景气，1990年代末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下岗现象；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农民工大规模返乡。
这几个时期都受到需求短期的因素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潜在增长率比较高，而实际增长率下降了，结果大量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
资本的利用不足就是资本过剩，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就是失业下岗。
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人口红利消失了，潜在增长率降下来了。
恰好需求因素也不强，实际的增长率也就降下来了，但这时需求因素不是导致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只是与供给方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恰好相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