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激励思想的现代意义

xx古代激励思想的现代意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许多学者在发达国家面对许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惑时，把目光投向了东方，热衷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些管理学家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孔子、墨子、孟子、孙子等人和中国古籍中的有关管理论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激励的论述极为丰富，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即有“欲以激励应审”之说，意即激发使其振作。西方学者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論、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和强化理论、公平理论和挫折理论等激励理论都可以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影子。本文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采撷有关激励文化的花絮，它对建立现代企业的激励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通过教育调动积极性的激励思想

儒家主张通过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相应措施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孔子提出，为政首先就是要考虑施恩惠于人民，使人民过着安逸的富裕生活，否则就是“不仁、不义”。治理国家的目标，首先在于安民。民贫则怨，民富则安。孟子提出要爱民、要富民、要教民。爱民，就是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要教民，就是指“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获得民心。儒家强调使命感、责任感、道德感的激励作用。

儒家所阐述的以人为本的仁学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求企业领导人要有一颗真诚的爱心。他必须热爱企业，热爱全体员工，热爱所从事的事业。这种爱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利他主义，而不是用小恩小惠作为笼络人的手段。要办好企业，就必须“得民心”，而要得民心，就必须“以仁心买人心”。企业经营者要以爱心对待员工，进行“感情投资”，它对于企业内部化解矛盾，增进企业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都起着显著的作用。

xx说：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在企业管理中，领导人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管理者不能仅仅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教人的”，而是首先要管好自己。“正己”是管理者管好企业的重要前提。儒家思想的另一个目标是“安人”。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即是要在追求企业兴旺发达的基础上，进一步造福于社会，给社会带来祥和与幸福，回报社会，为社会大众服务。

儒家激励思想用于企业管理工作中就是对企业进行人本主义的伦理管理，其特点是企业管理工作以做好人的工作为核心，通过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们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人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企业和谐有序发展的目标。

日本民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许多企业家具有追求卓越、自强不息、效忠国家的精神。日本企业具有强烈的报效国家的信念，松下公司就倡导“产业报国”；许多企业家把忠诚国家、报效国家当作一种义务，以此激励职工提高工作动机的境界，积极努力地认真工作。

二、因人而异的激励方法

兵家提倡以心治心，因人而异，奖罚分明，赏罚及时的激励方法。

兵家提出，管理者要注重下属的心向、态度，“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不同的部下，心态、个性各不相同，管理者要因人而异地进行管理、激励。姜尚提出了一些原则：

“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杀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脱之。”

《孙子兵法》中指出奖励时要论功行赏，使奖励具有差别性；奖励要做到公平合理。孙膑认识到有的人贪生，有的人爱财，指出奖励要与受奖人的需要相结合。中国古代兵家还主张根据作战情况的不同，破格奖励，以达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效果：

“施无法之赏，悬无法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

兵家的激励理论对企业管理中激励方式的选择具有实用价值。企业中员工有个体差异，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类型的企业员工需求也不同，因此必须因人而异选择不同的激励方式。随着人们整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只用物质激励已经不能很好地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了，物质激励必须与员工渴望的情感、荣誉、目标、行为激励等精神激励相结合，使员工得到感情上的慰藉、安全感和归属感，才能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实现企业目标。三、功利主义的激励措施

管子、韩非子都认识到人的行为的根本动力是追名逐利，因此直言不讳地提倡功利主义的赏罚理论。管子认为一般的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所有的人，不分贵贱都是“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民予则喜，夺则怒”。

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要以利作为杠杆，激励人民的积极性，“得人之道，莫如利之”，“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为此，作为统治者必须善于给人以利益，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一旦人的利益或需要得到了必要的满足，必将激发更大的积极性，产生更大效益。但管子也不主张无限制地满足个人的私利，而要使个人利益的欲望有所节制，否则国家就不好治理，而且对个人私利无所限制，则利益也就失去激励因素的作用。因为利益给予多，人们就不当回事了，即“万物轻则士偷幸”。意思是物价低，谋事易，则士人就苟且偷生。

法家激励理论同样适用于企业管理中。能否正确运用利益原则的激励作用，处理好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在激励中起着重要作用。人的求利思想是行赏有效的思想基础，也是企业家应该重视和运用的客观规律，并且要在实践中用好“利”这根魔棒，发挥人的潜能与创造力，与员工一起追求企业的最大利益，创造辉煌的业绩。如在企业的管理中，将工资、奖金与个人业绩挂钩，就可以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在某些行业，对于脏、累、苦、险的第一线岗位，采取工资福利的倾斜政策，给予各种奖励，也能起到激励的效果。只要充分利用了利益的激励作用，就能激发起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智慧与创造力。

四、赏罚分明的激励约束机制

xx把赏罚作为君主的二柄：

“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主张赏罚分明、赏罚公正、赏罚必信、赏罚及时、赏罚有度、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只要激励得当，用好赏罚二柄，管理工作便比较容易开展了：

“政之大纲有二。二者何也？赏罚之谓也。人君明乎赏罚之道，则治不难矣”。

中国古代的管理者善于利用法家的赏罚学说进行名利等方面的赏罚：

好名者则赐爵赐号，喜官者则升官，贪利者则赐物；根据被管理者的过失或犯罪，进行不同的惩罚。

现代社会中激励约束机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引导人们思想及行为的有力武器。赏与罚是激励原则的法律化、规范化。结合企业管理来说，要制定好企业的各项工作考核指标和奖惩细则。工业企业的产品质量、原材料消耗、工时和成本定额都需要拟定科学的指标，作为考核和奖惩的根据。使各项措施成为人人可以遵循、人人必须遵循的圭臬，这样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五、多种方法综合应用的激励手段

墨家的管理文化是融法、理、情为一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严之以法，多种激励方法综合使用，效果显著。

一是赏罚激励。墨子认为，用惩罚和奖励的强化方法取得的效果比较明显。墨子从管理者的角度分析说：

“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责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二是榜样激励。墨子认为，榜样激励是用管理者自身的良好行为激励下属。他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上行下效的作用。在《墨子·七患》篇中讲到灾荒年为了节约开支，共度难关，管理者自减俸禄，灾情越重，俸禄越少。三是情感激励。墨子主张通过管理者的关怀和厚爱去感动下属，激励下属。四是荣誉激励，用荣誉调动将士的积极性。墨子通过各种激励方式，使墨家学派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