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机制及启示

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机制及启示卢莹*【内容摘要】为避免和减少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进入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各国及地区普遍采取司法转处措施，在控前或审前将少年犯转出。

香港承袭英国做法，在侦查阶段赋予警方一定的裁量权，对犯有轻微罪行的认罪少年施以警诫，以替代提出刑事指控。

对这些控前转处的认罪少年，警方会结合个案少年需要将其转介至不同部门，并引入家庭、社会力量，合力协作防止少年再犯、帮助少年重返社会。

在内地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考察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的有益经验，结合香港当地改革呼声，为内地处理认罪少年案件、完善少年司法审前转处机制提供可兹借鉴之处。

【关键词】认罪少年警司警诫控前转处跨部门转介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未成年人在生理年龄、思想意识、心理发展等方面都有别于成年人，这些特殊性使各国通过独立或半独立的立法模式对少年司法予以规定，以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发展为目标制定刑事法律政策、设计有针对性的少年司法制度及程序。

自20世纪80年代起，联合国在吸取各国少年司法制度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一系列国际性文件，为少年司法设定了国际标准和规范，对联合国各成员国在少年司法方面的政策制订、规划执行和评估等事宜具有指引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单独的法律体系处理未成年人犯罪。

在《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儿童权利公约》的推动下，结合日益增长的未成年人犯罪率现实背景及司法实践中部分行之有效的经验，2012年3月14日修订的刑诉法采取半独立立法模式，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就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原则以及各个诉讼环节的特别程序作了规定，此举填补了大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空白。

本章特别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审前转处（Pre－Trail Diversion）的裁量权。

相较之下，欧美国家在少年司法的侦查阶段就建立了转处机制，侦查机关有权将少年刑事案件转处到社区、学校等其他机构。

香港承袭了英国做法，赋予警司或以上职级的警务人员对符合条件的认罪少年作出警诫的裁量权，以代替提起刑事指控。

这一举措可以使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早期阶段得到非刑事化处遇，避免正式的司法程序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并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一以贯之。

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考察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Pre－Charge Diversion）机制，分析其实施目的、考量因素、辅助支援机制等，可以为内地处理认罪少年刑事案件、完善少年司法审前转处机制提供借鉴之处。

一、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措施概述转处（diversion），是欧美国家对那些罪行比较轻微的行为人尤其是青少年犯广泛使用的处遇方法，目的是为了避免和减少在刑事司法执行体系中的违法犯罪者正式地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因而最大限度本文系2017年度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项目“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程序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7HZK016）的研究成果。

*卢莹，华东政法大学讲师，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29地减少和避免正式的刑事程序对这些轻微的犯罪人特别是少年犯造成伤害。

①欧美国家少年司法中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设有转处机制，分别由侦查、检察与审判机关将少年刑事案件转处到学校、社区等其他机构。

②在香港，如果警方发现一名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比较轻微，且该名未成年人承认所犯罪行，则警司级别以上的警务人员有权对其提出口头警诫，以代替对其提出正式的刑事指控。

这一转处措施也被称为“警司警诫计划”（Police Superintendent ’s Discretion Scheme ，简称PSDS ），香港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被捕少年接受警司警诫。

（一）警司警诫计划的确立20世纪50年代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 ）在美国兴起并迅速在全球传播，根据该理论，一旦行为人因违反社会规范被公开贴上越轨者的标签，周遭的人会开始根据这一标签对该人作出种种反应，而该人也会受标签影响做出相应的行为，继而有可能会经常违反社会规范，走上不归路。

③如果一名少年因违法行为被贴上“罪犯”标签，不仅令该名少年永久留下污点，对其身心发展、融入社会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更会加剧其再犯甚至终身犯罪的风险。

有学者指出负面标签是延续青少年“罪犯身份”的重要一步，会导致少年自尊受损，青少年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会向一些感同身受的朋友或同学找寻共鸣，与有行为问题的青少年进一步往来，久而久之会对社会认可的价值进一步远离。

④在标签理论影响下，香港当局于1963年推出警司警诫计划，目的是以非刑事的方式来处理轻微的少年刑事案件，将未成年犯从刑事指控程序中分流出来，避免正式刑事程序对未成年人的伤害。

只有当警方经过调查后认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性质比较严重时，才会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对该未成年人提起刑事指控。

当时的律政司司长授权警司及以上职级的警务人员可以向14岁以下的少年犯作出警诫（口头警告），代替提起正式的刑事指控。

该名接受警诫的少年须接受警方监管控制，为期两年或直至其年满18岁为止（两者中以时间较短的期限为准），期间须定期报告其所居住的地点及活动情况等。

该项计划曾在1966年、1987年和1995年分别将符合接受警诫的少年年龄上限提高至16、17和18岁以下的罪犯，使该计划能适用于更多未成年人。

随着《少年犯（修订）条例》（2003年第6号条例）的通过，香港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从原来的7岁提高至10岁，现时接受警诫的少年犯年龄界限为年满10岁但不满18岁。

（二）警司警诫的考量因素当一名未成年人因实施刑事罪行被警方拘捕后，警方会在其父母或监护人的陪同下讯问该名未成年人。

如果警方认为警司警诫是一个可行的处理方式，警方便会运用警方保释来释放该名未成年人。

⑤为避免警方在处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出现歧视或滥权等不当行为，律政司司长会对“警司警诫计划”的适用予以指引，现时警方作出警诫必须符合的先决条件有：首先，少年在接受警诫时必须未满18岁。

因此如果一名少年在犯案时未满18岁，但在警司欲作出警诫前已经年满18岁，警方就不可适用警司警诫计划。

此时，在征询律政司司长的意见后，警方可对该名少年提起刑事指控将其送至成人法庭，或将其无条件释放；其次，警方所掌握的证据足以对该名少年提起正式的刑事指控。

即如果警方不作出警诫，提起刑事指控将是对该名少年犯的唯一且不可避免的处理方式；再次，少年自愿而明确地承认控罪；最后，39①②③④⑤富兰克林·E．齐姆林：《共同的思路：少年法院法学中的转处制度》，载［美］玛格丽特·K．罗森海姆、富兰克林·E．齐姆林、戴维·S．坦嫩豪斯、伯纳德·多恩编：《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8页。

参见吴啟铮：《少年司法模式的第三条道路———恢复性少年司法在中国的兴起》，载《刑事法评论》2015年第1期，第556页。

See Edwin M．Lemert．Social Pathology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ociopathic Behavior．McGraw －HillBook Company ，INC．1951．黄成荣：《综论香港青少年犯罪行为对策及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载《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版，第117页。

庄伟基：《香港警方保护青少年组的工作———探访被警诫的青少年罪犯》，载《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版，第179页。

少年及其家长或监护人同意接受警诫。

除上述先决条件外，警方在决定是否行使裁量权时还会考虑与个案有关的情况，包括：首先，罪行的性质、严重性和猖獗程度。

只有当少年实施的罪行性质较轻微时，警方才能行使裁量权向有关未成年人作出警诫；其次，受害人在身体或其他方面受到伤害的程度、被盗财物的价值或财物的受损程度、少年作出犯罪行为是出于一时冲动还是带有一定程度的预谋；再次，未成年人的刑事纪录。

通常情况下，警方一般不会考虑对曾经被定罪的少年犯罪嫌疑人作出警诫；①复次，投诉人或受害人的态度；最后，该名未成年犯的父母或监护人有积极态度、表示支持。

1997年警方将警诫计划适用范围扩展至轻微鸦片类药物罪行，并拟定额外的酌情考虑因素，包括：首先，该名未成年人系第一次犯罪；其次，少年积极配合警方作调查；再次，药物的使用情况或数量尚不构成贩毒行为；最后，该名少年对鸦片类药物并未上瘾，且愿意接受康复治疗。

2007年10月起，警方对因涉嫌毒品犯罪而被拘捕的未成年人作出警司警诫前，须在少年家长同意下对其进行尿液测试，以确定少年是否有吸毒习惯。

此外，案件主管会在调查中填写“少年犯背景报告”，记录该名少年的个人、教育、工作、家庭、社交生活等资料，供警司考虑应否以警诫代替刑事指控。

（三）警司警诫的作出警司在考虑上述因素后，应向该名少年表示是否愿意作出警诫。

如果决定进行警诫，警司须指定一个少年有空的时间作面对面警诫。

在警诫当日，警司应重新考虑是否作出警诫的决定。

为体现警诫的庄严性，警司须身着制服，在面见少年犯时警司应以成熟、有建设性和顾及少年犯利益的态度去警诫及劝告该名少年犯，尽力协助少年了解自身的错处，但警司不应使少年对权力产生反感。

②警司应明确告知该少年，如果再犯将会面临严厉的惩处措施。

警诫通常会在少年被拘捕后一个月内作出，警诫过程中须由至少一位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少年，且该人须是少年的最主要管教者。

香港《警队条例》（《香港法例》第232章）第59条规定，当一名18岁以下的少年犯不被检控，而改为按警司警诫计划接受警诫，警方可保留该名少年犯的鉴别资料（identifying particulars），③至其接受警诫满两年（自警诫作出当日起计算）或年满18岁为止（两者中以时间较长者为准）。

保留期内该少年犯不再犯罪的，则届满后其接受警诫的纪录及鉴别资料会被销毁或寄回给该少年。

若在保留期内少年因犯罪再次被捕的，警方可依先前纪录对少年背景作更准确的评估。

通常情况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只能获得一次警司警诫，只有在特别情有可原的情况下，才会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第二次警诫的机会，此时警方须考虑的因素包括：该名少年曾经所犯罪行的性质、是次犯罪与上一次犯罪相隔的时间、是次罪行与过往罪行的严重性、上一次所作警诫对该少年的影响、少年对警方、教育局、社会福利署或其他机构所提供的支援及协助的态度，以及少年及父母对再次警诫的态度。

若警方认为不予二次警诫，则这些曾接受过警诫的少年必须被带至法庭前并被提起刑事指控，少年曾接受警诫的纪录也会被呈交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