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中国聋人群体中遗传性耳聋筛查和预防工作.kdh

１０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２００８第３期耳聋是困扰人类的常见疾病之一。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２．５亿人患中度以上听力损失。

据各国统计，每１０００个新生儿中就有１～３名聋儿［１］，其中约６０％的新生聋儿可能由遗传因素所致［２］。

另外许多迟发性听力下降也与基因缺陷有关，或因基因缺陷和多态性造成患者对致聋因素易感而致病［３］。

耳聋基因筛查可以明确耳聋的部分遗传学病因。

由ＧＪＢ２基因编码的连接蛋白２６（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２６，Ｃｘ２６）异常被公认为最常见的病因。

在国外，约有５０％的先天性耳聋、２０％的儿童语前聋与ＧＪＢ２基因突变有关［４，５］。

各国由ＳＬＣ２６Ａ４基因突变导致的非综合征性耳聋患者的比例分别是：东亚至少５％的语前聋病人携带ＳＬＣ２６Ａ４基因突变，南亚约５％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耳聋病人携带ＳＬＣ２６Ａ４基因突变［６］，高加索约４％，英国３．５％［７］。

解放军总医院聋病分子诊断中心筛查了包含各地区和各民族的３５６４例耳聋患者，发现近４０％的患者携带有耳聋基因突变［８，９］，其中绝大部分为ＧＪＢ２、ＳＬＣ２６Ａ４和线粒体基因突变，这一结果给耳聋的预防带来了希望，指明了方向［１０］。

显然中国耳聋人群具有高密度的遗传性致病因子，没有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指导，这一人群则具有高度的耳聋遗传风险，而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遗传病检测和干预技术的完善，这一结果又带来了规模化预防耳聋的机遇，即发现准确的遗传性耳聋病因，引入耳聋预防和阻断措施，使明确病因的耳聋家庭不再出现新的耳聋病例成为可能。

聋病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聋人群体中３．８％的个体携带线粒体ＤＮＡ　Ａ１５５５Ｇ突变，约０．６％的个体携带Ｃ１４９４Ｔ突变。

携带Ａ１５５５Ｇ或Ｃ１４９４Ｔ突变的个体均对氨基糖甙类抗生素极为敏感，经过详细的家系调查，发现每个携带Ａ１５５５Ｇ突变的耳聋家庭平均有３个已发病成员，发病成员绝大部分有氨基糖甙类抗生素用药史。

初步估计全国聋哑人总数超过８００万，按照４．４％的频率计算，约有３５万聋哑人携带线粒体ＤＮＡ　Ａ１５５５Ｇ或Ｃ１４９４Ｔ突变，按照每个携带者有１４个母系成员计算，估计全国共有４９０万人携带这一突变，对氨基糖甙类抗生素极为敏感。

通过对聋人群体筛查这一突变，可以极为有效地发现大量同属于敏感个体的正常听力亲属，通过宣教避免使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达到预防药物性耳聋发生的目的［１１］。

这一筛查手段应用在耳聋群体中具有极高的投入产出比，例如，迄今我们通过突变检测试剂盒进行快速筛查已发现２０２名个体携带上述突变［１２，１３］，成本约８０万元人民币，而通过这２０２个家系调查为至少２０２０名母系亲属成员提供了用药指南，预防了药物性耳聋的继续发生。

根据上海市新生儿听力筛查项目组研究结果计算，每预防一例药物性耳聋为社会家庭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研究 所聋病分子诊断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８５３作者简介：戴　朴　博士 主任医师　教授；研究方向：耳神经显微外科、耳 聋基因诊断重视中国聋人群体中遗传性耳聋筛查和预防工作Screening and prevention of hereditary deafness among the deaf population in China■戴 朴 ＤＡＩ　Ｐｕ【中图分类号】Ｒ７６４．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４９３３（２００８）０３－００１０－０２１１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总第２８期节约４０万～８０万元计算，２０２０例敏感个体的认识和预防所能达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巨大的。

聋人群体中隐性遗传重度和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的发生比例非常高，全国聋病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聋人群体中２１％的患者携带ＧＪＢ２基因突变，１５％左右的患者携带ＳＬＣ２６Ａ４基因突变。

由于聋人社会流行同证婚配（聋－聋婚配）模式［１４］，聋人配偶同为一个耳聋基因突变致聋的可能性非常大，据测算在１０％～２０％之间。

所以，在青少年聋人中进行相应的基因筛查和诊断，使他们了解自己的致病原因，能够有效地避免同为一个耳聋基因突变致聋的聋人异性结合，从而前瞻性地预防聋－聋的传递现象。

耳聋基因诊断结合产前诊断为最终达到防聋和治聋奠定了基础，这项技术对于有生育耳聋患儿风险的夫妇意义特别重大［１５］。

解放军总医院聋病分子诊断中心系统地进行了针对耳聋家庭的优生优育实践，共对３０个育有一个聋儿且确诊为ＧＪＢ２和ＳＬＣ２６Ａ４耳聋的家庭再孕进行了产前诊断。

７个家庭证实胎儿仍将患遗传性耳聋，父母均自愿选择终止妊娠；另外２３个胎儿均证实未同时携带两个突变的耳聋基因，已有１７名胎儿出生，听力学检查和随诊结果均表明听力完全正常；另６名尚在母腹中的胎儿预期出生后不会发生和先证者一样的遗传性聋。

这一过程是主动预防遗传性耳聋的较为系统的实践，在全国聋人家庭大范围推广后有望使每年的遗传性耳聋出生率下降，有效地阻断遗传性耳聋在聋人家庭中的传递。

据测算在１０００个育有聋儿的家庭进行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花费为１５０万元，可以预防约６２个遗传性耳聋患儿出生，产生的社会效益为２４００万～４８００万元，而对经过指导顺利生育正常听力孩子的家庭其意义更是不可估量。

婚育前筛查１０００对聋人青年需要经费约１００万元（２０００人×５００元／人），可以预测和阻止约６０对相同致聋基因型男女青年结合或生育后代（按照１０００名男性配偶可能有２１０名携带ＧＪＢ２基因突变，这２１０名携带ＧＪＢ２突变基因的男性在寻找女性耳聋配偶时有２１％的可能性会遇到一个同样携带ＧＪＢ２突变基因的对象，即有约４０个家庭会存在夫妻双方同时携带ＧＪＢ２突变基因的情况；同样按照１０００名男性配偶可能有１５０名携带ＳＬＣ２６Ａ４突变基因，这１５０名携带ＳＬＣ２６Ａ４突变基因的男性在寻找女性耳聋配偶时有１５％的可能性会遇到一个同样携带ＳＬＣ２６Ａ４突变基因的对象，即有约２０个家庭会存在夫妻双方同时携带ＳＬＣ２６Ａ４突变基因的情况）。

每阻止一个聋儿出生，可为国家和家庭节约４０万～８０万元资源，产生的效益可能达到２４００万～４８００万元。

同时对这１０００对聋人的筛查可能会发现８８个遗传性药物性耳聋敏感个体，追寻其家系可能发现８８０个听力正常的药物性耳聋敏感个体，使得前瞻性耳聋预防效应倍增。

因此针对聋人群体的耳聋基因筛查和产前诊断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具有低投入、高产出的特点。

综上所述，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技术的发展是规模化预防中国遗传性耳聋患儿出生和药物性耳聋发生的关键，而中国聋人群体庞大、群体中遗传性耳聋致病因子密度很高等因素使得耳聋基因筛查和诊断在聋人群体的应用具有很高的投入产出比，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必将改变中国的耳聋预防格局，所以聋人群体的遗传性耳聋筛查和预防工作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１］　Ｂｉｔｎｅｒ　ＧＭ．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ｄｅａ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Ｂｒ　ＭｅｄＢｕｌｌ，　２００２，　６３：７３－９４．［２］Ｃｏｈｅｎ　ＭＭ，　Ｇｏｒｌｉｎ　Ｒ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　Ｇｏｒｌｉｎ　ＲＪ，　Ｔｏｒｉｅｌｌｏ　ＨＶ，　Ｃｏｈｅｎ　ＭＭ，　ｅｄｓ．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ｓｎｙｄｒｏｍ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９－２１．［３］Ｐｒｅｚａｎｔ　ＴＲ，　Ａｇａｐｉａｎ　ＪＶ，　Ｂｏｈｌｍａｎ　ＭＣ，　ｅｔ　ａｌ．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ＲＮＡ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ｉｃｄｅａｆｎｅｓｓ．　Ｎａｔ　Ｇｅｎｅｔ，　１９９３，　４（３）：２８９－２９４．［４］Ｒａｂｉｏｎｅｔ　Ｒ，Ｇａｓｐａｒｉｎｉ　Ｐ，Ｅｓｔｉｖｉｌｌ　Ｘ．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ｄｕｅ　ｔｏ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ａｐ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ｓ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ｂｅｔａ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ｓ．Ｈｕｍ－Ｍｕｔａｔ，２０００，１６：１９０－２０２．［５］Ｋｅｌｓｅｌｌ　ＤＰ，Ｄｕｎｌｏｐ　Ｊ，Ｓｔｅｖｅｎｓ　ＨＰ，ｅｔ　ａｌ．Ｃｏｎｎｅｘｉｎ　２６　ｉｎ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ｎ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ｉｃ　ｓｅｎｓｏｒｉｎｅｕｒａｌ　ｄｅａｆｎｅｓｓ．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７７，３８７：８０－８３．［６］Ｐａｒｋ　ＨＪ，Ｓｈａｕｋａｔ　Ｓ，Ｌｉｕ　ＸＺ，ｅｔ　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ＬＣ２６Ａ４（ＰＤ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ｓ：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　ｄｅａｆｎ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０３，４０：２４２－２４８．［７］Ｈｕｔｃｈｉｎ　Ｔ，Ｃｏｙ　ＮＮ，Ｃｏｎｌｏｎ　Ｈ，ｅｔ　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ｎ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ｉｃ　ｄｅａｆ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ｉｎｇ．Ｃｌｉｎ　Ｇｅｎｅｔ，２００５，６８：５０６－５１２．［８］Ｄａｉ　Ｐ，Ｙｕ　Ｆ，　Ｈａｎ　Ｂ，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３５ｄｅｌＣ　ＧＪＢ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ａ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７，　９：　２８３－２８９．［９］戴朴，刘新，于飞，等．１８个省市聋校学生非综合征性聋病分子流行病学研究（Ⅰ）－ＧＪＢ２　２３５ｄｅｌＣ和线粒体ＤＮＡ　１２ＳｒＲＮＡ　Ａ１５５５Ｇ突变筛查报告．　中华耳科学杂志，　２００６，４：１－５．［１０］戴朴，韩冰，袁永一，等．基于基因诊断的耳聋遗传咨询、指导作用的初步观察．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０７，　８７：　１０８８－１０９２．［１１］刘新，戴朴，黄德亮，等．　线粒体ＤＮＡＡ１５５５Ｇ突变大规模筛查及其预防意义探讨．　中华医学杂志，　２００６，８６：１３１８－１３２２．［１２］戴朴，杨伟炎，韩东一，等．　Ｐｒｅｖ－ＤＡＦ试剂盒分析线粒体基因１５５５Ａ－Ｇ突变．　中华耳科学杂志，　２００４，２：３７－４１．［１３］Ｌｉｕ　Ｘ，　Ｄａｉ　Ｐ，　Ｈｕａｎｇ　ＤＬ，　ｅｔ　ａｌ．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ＮＡ　Ａ１５５５Ｇ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ａ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ｋｉ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ａｍｉｎｏ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ｌｏ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１：　６１－６４．［１４］韩冰，戴朴，王国建，　等．　相同表型不同基因型耳聋夫妇家庭的遗传咨询与指导．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２００７，４２：４９９－５０３．［１５］韩冰，戴朴，戚庆伟，等．　缝隙连接蛋白相关性耳聋和大前庭水管耳聋家庭的产前诊断和生育指导．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２００７，　４２（９）：　６６０－６６３．收稿日期　２００７－０１－１８责任编辑　李 原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