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与中西人文精神

外国文学与中西人文精神作者：秦鹏举范慧玲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7年第06期内容摘要：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主要依靠人文教育，而外国文学无疑是人文教育的重心之一。

中西人文精神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和发展内涵，通过追溯二者的历史源流，说明我国全面宏观整体的外国文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关系研究势在必然。

关键词：人文精神外国文学一.人文精神的现状及问题人文素质的核心是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培养主要依靠大学的人文教育，外国文学无疑是人文教育的重心之一。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精神的重视、个性的尊重、人的自由的追求，这是对人的本质的深刻认识。

它的对象和目的都指向人本身，用高尔基的话说就是：“一切在乎人，一切为了人，只有人！”①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和外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发展进程和时代使命，造成了它们对人文精神的不同侧面的理解，但是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追求是它们共同的历史和现实使命。

受20世纪世界科技理性潮流的影响，一种工具理性思维和物欲思维席卷全球。

大学生在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人文滑坡的现象。

中国自不例外。

从社会层面看，面对社会金钱观和功利主义的诱惑，不少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了偏颇，少数人甚至出现人性极端扭曲的现象。

从校园层面看，不少高校的人文教育比例严重失衡，人文课程萎缩，专业的设立越来越注重实用化，量化思维的全部在于追求高就业率。

人文选修课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素质拓展课成为极度放松课，大学生心理健康课成为偶尔的心灵鸡汤，文学类课程成为不思进取的黯然选择。

请假逃课的唯一理由就是实习（当然正常的实习时间段除外）和兼职，一句话就是：教师不安心教，学生不专心学。

若长此以往，大学不再是作为传承人类精神文明薪火的摇篮，不再是博学宏思、厚重深远的教育理念的携带者，不再是具有历史价值和时代责任感的先锋承担者。

它仅仅是一只围绕市场经济指挥棒的跟屁虫。

失落了人文教育的大学教育如此，那么这种言论就绝不是危言耸听。

从部分大学生自身看，颠倒了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造成人生观的迷忙，没有理想和追求，没有动力和危机感，即使有所谓的竞争和追求，那也只是对金钱的过度追求和对包含高价位的职位的追逐。

这确实是一部分大学生的现实写照和人生道路的真实选择。

总之，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滑坡是客观事实。

因此，在当前重拾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的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就显得必需和必要了。

而对于拥有深厚人文传统的西方文化与文学来说，无疑对当前我们的人文精神重建有着无比重要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我国传统文化文学中也同样蕴含着无比丰富的人文精神。

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展开对中外历史中人文精神的搜寻。

二.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从人文素质教育的视角而言，西方的人文素质教育经历了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育和近代化的通识教育三个阶段。

其中，贯穿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人本意识，是不同历史时期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鲜明体现。

而从外国文学的视角来关照西方人文主义，国外则有着悠久的文学创作历史与理论实践。

外国文学的历史发展线索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文精神的发展链条。

而对于外国文化与文学中的人文传统与自由精神的研究，则更是汗牛充栋，我们只能是择其要者论之。

瑞士文化史学家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提出，文艺复兴造成了“个人的觉醒与发现”，是近代化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即资本主义文明的开端。

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形成了对个人精神的重视和对古典文化的重现发现。

因此，文艺复兴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有着重要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

这一时期的文学，毫无疑问都指向个人的觉醒与发现，是个人主义和个性自由的自由表达。

西方近代理性文明的展开，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展开，资本将人无情地抛入一个异化的深渊。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地描绘了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人的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

异化的劳动导致了“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

异化劳动诗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②马克思的异化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西方文学，使一大批作家创作出了形象反应资本主义文明新阶段的人的异化本质。

如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恶心》、加缪的《鼠疫》，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黑色幽默作家海勒的《第22条军规》，等等。

正是在吸收和继承马克思劳动异化观的基础上，这些作品深刻地表露了人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人性荒谬、孤立、悲剧的异化本质。

人的异化作为一种与人之外的对立本质力量，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了。

但是，作为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异化状态的严重性和虚伪性，这是独属19世纪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这一表露人的生存和存在情状的异化本质。

马克思认为，要消灭这种异化观，就必须消灭人剥削人的阶级制度，建立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共产主义社会。

尽管我们不能论证这种社会历史发展观的现实性，但是马克思对人异化的关注和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展望却饱含了对人性的关怀，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

马克思同样也是一个深刻的人文主义者，这是他继承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表征。

德国批评家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里提出了对机械式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和语言的造反与革命。

他极为认同波德莱尔笔下那些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这些“波西米亚式的流浪汉”、“游荡者”、“拾垃圾者”是这个透露机械工业味道的城市的革命者与造反者，因为这些人把自己同这个被包装的现代城市隔离出来，在社会边缘的缝隙处，本雅明与波德莱尔一样发现了人的一种诗意的存在。

本雅明一方面是一个马克思式的现实观察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个体式的生存体验家，从社会的破碎处发现诗意的存在，在文本的整体复杂思考中透露诗意的寓言，这是本雅明的复杂之处和奇特存在。

他赞同普鲁斯特对逝去的经验的重拾，这种经验无疑是与传统保持联系的最好方式。

这使他成为一个“收藏家”，这不仅在于心灵的收藏，本雅明更是赋予这个现实行为一种诗意的意味：“‘收藏’是现代世界的生存者的抗争和慰藉”。

收藏者“构筑一道界限，把自己同虚无和混乱隔开，把自己在回忆的碎片中重建起来。

”“使事物从一个实用计划中摆脱出来，恢复其原有的初始性、独特性，并把这种新鲜直接带入思想的行文中是本雅明在作品里处心积虑要达到的效果。

”③然而，本雅明还是一个现实的革命家，他以语言和思想的革命家姿态去革新人们眼中的这个扭曲变形的社会：“即在一个四散的物的世界里聚合起一个精神的整体，在一个缺乏意义和表达的方式的条件下说出话来，保持思想的活力。

”④因此，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本雅明是一个造反者和批判者，在一种深层意义上，本雅明其实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联系在了一起，注重人的精神独立和自由，注重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这也是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文人”的原因所在。

英国历史学家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详细梳理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历史。

他认为：“人文主义不是一个哲学体系或者信条，而是一场曾经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而且现在仍在提出非常不同的看法的持续的辩论。

”⑤这就表明了人文主义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文主义如同传统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会体现出不同的面貌。

但是，对人性的尊重，对个性的追求，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重视，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憧憬不会变，也不可能变，因为这是符合人性和人的生命本质的需求。

布洛克认为，发端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是一个发现了“人”的时代，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的欲望的合理要求，对人的自由的吁求，成为西方后来人文主义发展一以贯之的探求。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到20世纪，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践踏，对人性的践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布洛克看到，“一方面是人类经验的令人丧气的普遍情况，另一方面却又是人类在自信心、承受力、高尚、爱情、同情、勇气方面能够达到非凡的高度，这两者的对比一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

”⑥人性具有两重性，这是布洛克对人文主义的辩证态度。

人类的20世纪，尽管有战争、有创伤、有痛苦、有忧郁，但是，保持了开放姿态的人文主义必然走向科技的极端之后返归心灵，即人文主义与科技和宗教的融合，只有全面融合开放的人文主义，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从而在物欲文明的进程中保持心灵的适度与平衡。

不得不说，布洛克的观点是深刻的。

他既看到了人文主义在20世纪失落的现实，同时也对这个现实给予了自己的展望和憧憬，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没有人文主义。

三.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中国传统文明源远流长，人文传统博大精深。

在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中，以各种官方和民间的方式阐释着关于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安贫乐道和释家的明心见性。

这种人文主义在以儒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脉络中总是参杂着不同流派的融合、变通之道。

在历史中，儒家被官家掌握后总是以压迫式的强势方式，甚至以对人文的变异和扭曲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王朝的巩固，这是历史的客观性使然。

然而，在这种大潮澎湃的底层，总是有一股股清泉涌动出来，呈现出被压抑的人性和人文主义。

如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流露的是人格的自觉和人性的觉醒。

宋明时期理性压迫下的心学思想，就贯穿着对人欲的尊重和人性的尊重。

晚清时期，面临国破家亡的处境，康梁等有识之士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借古维新，体现的是一种上升到民族家国层面的人性尊严和民族尊严。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西方文化的启发和刺激下，鲁迅等新文化斗士“别求新声于异邦”，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来凸显他立人的思想和批判国民性的目的。

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启蒙主义道路的开端，西方文化与文学是作为一种模仿、参照和借鉴的对象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也有着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渗透影响。

尽管在其后的道路中，中国文化与文学是作为一种革命道路的标向，呈现的是中国本土特色和中国革命的特色。

而革命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是具有深刻人文性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审美存在的艺术关照方式，革命文学无疑是此一时刻中国激进性想象的体现，与艺术的自然发展呈现一种错位的发展道路，因此这对启蒙主义的中国文化与文学是一种遮蔽和阉割。

新时期以来，人的解放和人性的释放成为文学描写的核心，也标志着时代的风气转向。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不断完善的趋势下，大学人文教育起着塑造大学生精神和灵魂的重要作用。

1998年，我国出台《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的政策，其中明确提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从更深的层面和更综合的角度体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举措。

”⑦作为文化素质一环的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升，这是站在宏观角度对人文素质的阐释和理解。

不仅国家层面的理论和政策导向着人文素质的重视和培养，而且各阶层也在以各种方式实践着、完善着对人文素质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