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区别

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区别

清朝的“西学东渐”促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当代社会一体化的进程更缩小了中外的差距（虽然有些方面并不明显），所以若要讨论东西方文学的真正不同，应该以古典文学为例，对比性更强。

从表面来看，显而易见，中外古典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描写手法的南辕北辙：中国文人注重以人物的一言一行，道具以及周遭环境变化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以《三国演义》为例，刘备三顾茅庐，其求才心切于此便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关于刘备三顾茅庐之前的种种心里斗争，思考过程，甚至其光复汉室的雄心大志，罗贯中略去不提。而书中对一个道具的使用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酒杯。无论任何一次“鸿门宴”，最频繁出现的一句台词就是：把盏为号。一皱眉，一挥手，一转身，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人物的方方面面便被刻画出来。在我们熟识的《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正是心情低落时，但他并没有直接表述自己的心境，而是用“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等一系列环境描写来衬托，把“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这一心理活动写得活灵活现。拐弯抹角，但却鞭辟入里，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结尾那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引出也是由一句：“其必曰”，关于此名句究竟如何做出，心理变化如何，只字未提，但若通读全文，每个人都会觉得，这句话出现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虽然我没看过《红楼梦》，但中学的课文还是记得，《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仅仅几笑一哭，就精准地定位了她在全篇中的性格，其拿捏之恰到好处，一览无余。这种特点贯穿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始终。

反观西方的古典文学，其对人物刻画的最大特点在于心理描写，用成段成段的文字来告诉读者被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比如《悲惨世界》中，卞福主教与上帝的交流以及他乐善好施的原因，雨果都不遗余力的分析分析再分析，完全从人物的内心来挖掘。当冉.阿让

偷走他的银器时，对卞福主教高尚灵魂的刻画到了极至。而当冉阿让被主教宽恕之后，心灵无法解脱，狂奔于旷野之上，从前的一幕幕涌上心头，他对世界强烈的报复心理与卞福主教对他的感化融合，在他内心激烈地斗争着，雨果用了几千字来描写这个斗争过程。《基督山伯爵》中爱德蒙.汤凯斯被人陷害，沦为囚徒，而后一系列机缘，他成功越狱，并成为受人尊敬的基督山伯爵，完成复仇，心里描写贯穿于始终。甚至他对长老尸体的处理大仲马也要大费笔墨来刻画其心理斗争。可对于人物的言行以及道具的应用，西方做得没有中国这么出色。只是有一个例外:契诃夫。还记得《变色龙》吗？那件大衣成了描写胖警官必不可少的道具。看了契诃夫的作品，我本以为俄国文学截然不同于西方文学，但后来发现，其实其余的俄国作家还是遵循西方文学套路的，比如说高尔基，他的自传三部曲中，甚至《我的童年》的最开头，当高尔基还是孩子时，成段的关于这个孩子的心理描写便浮出水面。《海燕》和《母亲》也是印证这一观点的典型例子。

如果仅从这点区别来判断中外古典文学的优劣，未免武断，因为世界到底是多元化的，好与坏是由欣赏角度不同引起。小时读世界名著经常有很受启发之感，因为那些成熟的心理活动正是一个孩子所缺少的，可以让我了解很多自己不曾有过的感受，也是对心灵的一种净化。但随着年龄的增大，阅读面的扩展，中国文学那种促人思考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古典名著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要不断地思考：书中人物的笑是在笑什么？为什么要笑？转身是为什么？扔杯子是为什么？总之，人物的一言一行都经得起推敲，都有其深一层的含义。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书籍有益与否因人而宜，没有确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