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到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内在逻辑演变

从实践辩证法的现实转向到否定的辩证法的文化转向——马克思到阿多诺辩证法的内在逻辑演变

摘要：从实践辩证法到否定的辩证法的逻辑演进来看，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是对传统辩证法的批判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或在形式上完成了辩证法的精神性的运动。然而，这种辩证法表面所具有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实则是对现存事物作为保守理论的一种辩护，也就是对“旧世界”的维护，而不能彻底的“改变世界”。马克思实践的辩证法正是切入现实之中，只有对社会批判即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才能彻底的改变世界，以实现人类的整体的解放。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唯物史观的批判，无论马克思对整体性的社会批判还是对人类解放的政治追求，他的批判是以建构性为基础的，他的批判既是对启蒙以来辩证法的最高完成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最后阶段。终结本身就意味着开启，以解构性形式出现的辩证法就成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是以解构性为基础的辩证法，阿多诺辩证法之所以会走向“否定的”批判性，之所以将马克思对于社会制度的现实批判转向对文化的现实批判，从现实批判性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是阿多诺辩证法的过渡和历史逻辑发展的一个理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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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实践辨证法批判的现实转向

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批判的现实转向是针对传统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的基础之上而转向对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反对一切将辩证法建立在抽象事物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反对为哲学寻找一切本体论的基础。他立足于实践对传统的辩证法予以批判，即对旧世界进行批判而发现新世界。这个新世界不再停留于抽象的思维层面，而是转向到人的现实生活之中。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独立的观念都不会成为历史，他反对建立任何一种哲学的本体论，哲学在马克思的视域内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环境。马克思所要改变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表面所具有的批判性与否定性，而实则是作为一种保守的理论对现存事物进行完整的辩护，这种“批判的武器”即理性实则是在理论层面对现存的世界进行着解释。而马克思抓住了黑格尔辩证法所存在问题的关键之处，他用实践的劳动特征对现实的矛盾进行彻底的批判与否定，这种革命性的力量是现实的革命性的力量，它是一种“武器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理性的批判当然不能代替现实的批判，只有对现实的社会或资本主义的制度进行批判才能够彻底的改变世界。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时指出，“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

则完全缺乏认识。”[1]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传统的旧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最高表现，他用“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他将主体的思维过程作为产生现实世界的根源。由此将这种思维过程所产生的现实事物作为一种“外部表现”。将现实的本质确定在了抽象的存在之上，使其失去了现实的真实性与现实主体的能动性。只能在抽象的直观的层面或作为观念的东西对现存的事物进行辩解与解释。而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传统辩证法的批判性特征只停留于理论层面，而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才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对人的统治与支配，人生存在了牢笼之中没有自由可言。马克思只有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批判，人们才能获得自由的世界。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人们与自身的类本质、自然、社会都发生了异化，造成这种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私有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两方面的矛盾，进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与缺陷，只有通过对异化的扬弃及其对私有制的消灭才能够实现人们的自由与解放。“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2]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马克思正是通过实践劳动才改变了生产关系，祛除了私有制。马克思正是看到了以往哲学家在概念及其理论超越的有限性，实践并不是在观念之中来实现的，而是要从物质实践的角度来阐发观念。实践不能在观念的领域内来完成，它只有在批判的与革命的实践之中来把握世界，只有通过实践或感性活动才能达到人与世界的现实的内在连接。“对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开火，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就这样，马克思从实践或劳动的角度变革了以往哲学中对世界的看法，他将世界赋予能动性的特征即实践的特征，将世界理解为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在不断的生成与改变。由此，马克思便转换了哲学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理论视角，他不再关注于对世界进行抽象性的解释。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性的批判中介来建构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是以建构性为基础来完成的，只有在新世界里能够达到人与世界的统一，以至于在现实的世界中寻找到人的存在价值，这种存在价值的体现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及其对精神世界的改造，而是通过实践寻找到适合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新世界，即为人的自由与解放寻求一条现实之路，这也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建构性批判的真正意图所在。

二、辩证法建构性批判的历史消解

作为辩证法现实批判发展到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已经实现了对于包括私有制及其生产

关系在内的整个唯物史观的批判，马克思无论从整体性对社会进行的批判，还是为实现全人类的整个解放的追求，他的实践辩证法的批判是以建构性为基础的。马克思实践的辩证法既可以理解为近代启蒙在辩证法上的完成，也可以视为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最高形成和最后阶段。然而，终结本身就意味着开启，建构性作为现代话语时代的产物本身就走到了它的历史的终点，以解构性形式出现的辩证法就成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这为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出场提供了理论准备。

马克思实践的辩证法建构性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并在“共产主义”之中而告结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既是对现代社会批判的逻辑的、历史的完成，又是在反对现实的基础之上所构建的现代性的方案，只有在共产主义之中才能完成人的全面的自由与解放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的社会，人表现为异化的人及其生存危机的处境，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受劳动及其分工的影响导致了人的工具化与碎片化，人类在这样的制度当中完全失去了自由及其发展的可能。马克思的实践辨证法正是以批判与审视的目光对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的生活或生存带来的压制，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剖析，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历史的巨大的生产力给人类带来的异化的境遇，人在资本的急剧增长之中的贬值，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露与分析之后，提出了实践辩证法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及其解决的措施，他不仅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现实批判，更完成了人类的整体的自由与解放。从逻辑的发展进程来看，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所建构的共产主义既是对近代启蒙在辩证法上的完成，又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历史性逻辑的终结。近代启蒙确立了现代性发展的基本路向，它以思维方式及其美好的世界图景以及获得人的自由与解放为最终的价值旨归。但当这种自由仅仅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口号时，未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黑格尔首次运用辩证法所实现的是历史性的表达是抽象的、精神的运动，他所完成的近代启蒙的价值追求仍然是精神性的抽象自由。马克思从理论研究及其对现实性的分析中得出了合乎历史逻辑的共产主义思想成果，他在现实的意义上实现了人类的自由与解放，马克思真正的在现实之中实现了自由，这种自由是在实践的辩证法上对近代启蒙的完结，也可以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最高表现。

马克思以实践辩证法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完结了对现代性的建构性批判，但并没有完结辩证法本身的革命性进程。卢卡奇主张总体性的辩证法，他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种理解，他认为辩证法只能作为一种方法将社会生活与历史的发展作为整体的过程而显现，整体是凸显部分意义与性质的总和。但卢卡奇认为“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6]他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主客体关系融入到总体性之中，将思维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