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论管理问题研究——基于六安“527教师集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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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在京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

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到8.25亿,占网民总体的96.5%;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6.86亿,传统新闻媒体和网络新闻媒体的融合更为深入;而经过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已经达到13.9万个。

网络媒体是指以网络为媒介进行运作,能够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并迅速形成网络舆情的网络传播平台。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新媒体的兴起与不断发展,传统的沟通模式不断创新,公众对于新闻的了解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和官方的报道声明,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主导或左右大众传媒引导舆论的媒介生态,公众开始成为新闻传播中的一份子。

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也给政府公共舆论的监测、引导和治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本文通过梳理网络舆情新的发展特点与政府回应过程中的问题,对六安“527教师集访事件”进行分析,探讨政府在面对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时应该怎样进行网络舆论管理。

二、案例描述
2018年5月27日上午,六安市金安、裕安两区部分学校
40余名教师因待遇发放(“一次性工作奖励”)等问题,到该市
市政府南大门聚集上访。

后在民警多次劝离无效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将少数行为违法人员带离现场。

27日下午,网络上开始传播上午集访活动现场的图片和
视频资料,资料中现场的一位女老师被公安机关打伤,还有许多老师被戴上手铐的图片,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

尽管政府网宣部门采取了相关行动试图遏制舆情的传播扩散,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事件发展的情况。

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六安公安在线”作为六安市公
安局官方微博,在当日晚21:49首先发布了关于六安教师维权的通报,通报中称,针对上午发生的教师集访事件,六安市公安局在接警后组织警力进行劝导,对于部分滞留不听从工作人员劝导并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教师,在多次劝离无效后依法带离现场,已于下午三点前交由学校负责人带回。

通报称如果有殴打教师的行为,诚挚欢迎当事人举报,并已对相关自媒体传播的信息组织调查核实。

2018年5月29日,中共六安市委政法委员会发布公告:
为进一步回应广大网友和社会关切,澄清事实真相,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现成立六安市“5月27日部分学校教师群体性上访过程中公安干警执法情况调查组”,同时设立24小时举报电话,欢迎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和广大网友对公安干警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提供有效线索。

29日晚,中警安徽发布了一条微博,配图是一口锅,还是
一顶“黑”锅。

尽管这条微博很快被删除,但还是引起了网民的广泛讨论,矛头从公安部门的执法处理转为对政府处理的质疑。

三、网络舆论的新特点(一)舆论方向难以掌控
传统的新闻传播实际上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向大众宣传符合自身价值需求和想法的信息,引导大众的思想步伐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前进。

在这种模式中,普通的公众只能被动地接收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是被筛选、裁剪甚至虚构后得出的内容,很容易被政治精英引导。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新闻传播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交换与传递的过程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

除了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同级之间的信息流动也越来越频繁,政治精英不再能垄断信息,普通公众有了更多见到事件全貌并自己进行判断的机会,网络的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论管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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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六安“527教师集访事件”仇倩懿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矛盾也日趋凸显,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在各个领域发生,呈现出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对抗程度提升等不良趋势。

在传统新闻媒体新闻宣传帮助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同时,网络媒体的不断发展为政府部门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本文以六安“527教师集访事件”为例,从网络的舆论引导、交互性以及发酵期等方面分析了“527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发展特点,从网民的非理性表达角度解释了网络舆情对于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分析政府在网络舆情管理中存在的以“堵”为先、被动式回应以及部门割裂等问题。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危机;政府管理中图分类号:D631.4;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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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使得公众的信息传递愈发简单。

在本次“527教师集访事件”发生后,尽管政府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试图堵住舆论出口,但该事件的发生以及相关图片、文字、视频信息还是很快在网络上散布开来。

另一方面,政府“把关人”身份的退出也使得网络中的信息真假难辨。

传统媒体的新闻发表往往更少受撰写人自身情绪的影响,通过各级监督,其报道的真实性也更高。

但新媒体时代中,用户数是极为庞大的,加上网络自身的虚拟性,很难进行全面的管控,网民针对新事件畅所欲言的同时,也使得信息的可信度大大降低,还存在部分别有用心、故意捣乱的人散发虚假消息,因为一些网民的认知水平具有局限性以及网络中信息的碎片化,复杂信息背后的动因很难短时间内被公众理性认知,在一些新刺激信息加入的背景下,风险被迅速上升到最高峰值而进入沸点阶段。

在“527事件”中,媒体一直将“欠薪”挂在标题中,但实际上在安徽省制定的一次性奖励规定中,原本就给予了各区根据自身财政情况自行决定发不发、怎么发的自由度,并不是欠薪。

(二)发酵期短且交互性强
与传统媒介的反应链条不同,网络媒体的发展压缩了信息的发展事件,网络舆论受“群体极化”的影响更为明显。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后,这种来自公民自身的“自媒体”反馈变得更为快捷,第一手信息源最早获得信息,并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交媒体传播信息,这也使得相关信息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为政府的舆论应对增添巨大压力。

“527事件”发生后,尽管六安公安在12小时内发布了相关通报,但仍远远落后于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形成的速度,信息空档期大量真假信息的传递在不断扩大事件影响的同时,也为公安部门带来了不好的第一印象,直接影响了之后的舆论走向。

新媒体的发展让人们更容易获取信息,微博、微信等交互媒体的加入,让人们有了交流和发表自身想法的平台,也为大范围的交流、讨论提供了舞台。

当前,网络舆论的最主要表现形式质疑就是网络新闻评论。

评论会使受众获得前所未有的主人翁体验,获得发表意见的领地,受众通过平台对新闻发表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在“527事件”网络舆论发酵初期,很多图片及相关信息就是在微博评论中被一步步爆出的,网民在评论回复的同时,也通过点赞用手投票,确定了舆论走向。

(三)网民的情绪化与非理性化
网络媒体中许多人发表的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言论,很多可能并不是来源于自身的理智判断,而是或源于情绪宣泄,或源于匿名状态下别有用心弱者的抗争。

采取插科打诨、蔑
视、恶搞、反讽等方式和行为,利用感同身受的方式参与网上事件的讨论。

大多数网民并不了解事件的全貌,仅靠自己所获得的间接信息便开始发表言论。

这样的行为体现了“大众麦克风”时代社会媒体情绪化与非理性化特点。

在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标签化的过度使用使得此类具有争议的敏感事件被加入了公众很多非理性情绪。

例如“警察打人”“教师讨薪”这样的词语在媒体上被大量使用,同人们的“仇官”“仇富”心态吻合,在社会矛盾尖锐的特定环境下容易形成围观效应。

在“527事件”网络舆论不断发酵的时段,大量自媒体和营销号为了博取眼球,争相用耸人听闻的词语扩大关注度。

诸如“欠薪”“殴打”“人民警察”这样的词汇充斥在标题和文案中,引发了网民的愤慨和广泛关注,在“@六安公安在线”于27日晚21:49发布的关于六安教师维权的通报的评论区及微博广场中,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对教师群体的尊重与对公安行动合法性的质疑,评论区还有人指出,证据被公安部门掌握且公众的发信渠道被阻塞,表示出对公安乃至政府部门的极大不信任。

四尧政府应对的旧问题(一)习惯性“堵”舆论
在网络舆情危机爆发之后,如何减少网络舆情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挽回政府形象是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政府要实现的目标。

而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充分进行应对,就非常容易带来谣言扩散,形成舆论危机。

在新媒体时代,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就可能瞬间被爆料并形成舆论漩涡,这就要求政府应该在事件刚发生未被外人知晓或知情者还来不及歪曲事件或策划谣言的情况下立即进行回应,从而更好地引导舆论。

在“527教师集访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六安市政府采取了封锁消息的方法来进行应对。

在与六安当地教师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教师表示在事件发生后,六安市没有任何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报道,由学校方面向教师施压,在教师群里也要求老师们对此次事件“不转发、不议论、不参与”。

但在“527事件”中,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六安市金安、裕安两区的教师群体,而由于教师身份的特殊,受其影响的范围较大多数其他职业更大,就会在随后的推波助澜中影响更多公众,加上我国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更容易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上迅速扩散。

(二)被动回应,应对手段单一
网络舆情是新媒体时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又一大新挑战。

作为当今社会舆论的风向标,网络舆情理所当然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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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政府危机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Richard 等应用政府公共关系策略的四种模式———新闻宣传型(Press Agency )、公共信息型(Public Information )、双向非对称型(Two-way Asymme ⁃try )和双向对称型(Two-way Symmetry )的分析框架,认为应
该把四种模式有机地在政府微博运用中得以体现,尤其是应该强化微博双向对称型的沟通职能。

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及时公布相关信息。

公众的参与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信息的获
取以及信息的传播,即在危机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公众既是危机信息的受众,同时又是信息传播的主体。

在回应的过程中,政府往往也只是用一些“官话”来敷衍公众的关注,并不能很好地澄清事实,为公众答疑解惑,甚至有可能引起群众更多的不满情绪。

“527事件”发生后,关于教师集访的各类谣言在网络上
甚嚣尘上,政府在控制舆论扩散失败后开始进行网络上的回
应。

在六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的评论区以及网络上关于“527集访事件”的言论中不难发现,网友们对该事件的发生脉络有很多疑问。

许多人提出了对一次性奖励发放现状的问题,以及质疑公安局对于“暴力执法”的自查,指出市政府门口不可能没有监控摄像,为什么不直接放录像视频来“自证清白”。

针对网络上的各类问题,六安市公安局没有再进行任何回应,中共六安市委政法委员会则在29日才宣布成立专门的调查组进行监督调查,也并没有对网友提出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三)部门间缺少沟通协作
网络舆论危机管理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处理复杂的危机状况,这种非常态的管理要求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集中展现其最大化的治理能力。

尽管应急管理部已经成立,但落实到基层政府的应急管理改革还在不断推进之中,面对发生频率不断提升的群体性事件,基层政府的应对过程还是“各扫门前雪”的状态,缺少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缺少一套完整的新媒体舆情检测、分析、引导、应对的机制。

在针对事件的回应过程中,专业队伍的匮乏使得各部门无法迅速形成合力应对危机。

在“527事件”的处理阶段,网络上的官方回应都只有“@六安公安在线”发布的关于六安教师维权的通报,对于网络上另一个受到大家关注的“一次性奖励发放”事件并没有官方的发言人作出回应。

而另一个官方账号“@中警安徽”则在29日发布了一张“黑锅”图再一次引发网友的热议,网友们纷纷猜测公安在本次事件中只是一个背黑锅的部门,只是被拉出来挡枪,进一步提出了对当地政府部门教育财政问题的
质疑。

然而这条微博也很快被删除,官方未作任何回应。

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得知,六安市政府在本次事件发生前实际上就已经知道了教师正在组织群体性活动,而教师们在到达市政府门口时,广场上就已经有公安在等着了。

通过这些信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公安部门对这次背锅并不心甘情愿,而官方微博的“澄清”也缺少令人信服的论据,反而为此次事件的舆论发展又添了一把火。

五、结论
网络舆论的蓬勃发展在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同时,其内在缺陷也使得政府的舆论管理面临更多挑战。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中良莠不齐的信息大规模传播,容易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此对于群体性事件引起的网络舆论危机的处理需要政府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政府必须通过增强回应来重塑自身形象。

通过主动及时的信息公开以及在网络上及时对热点问题回应来化解网络舆论危机,降低其破坏力,恢复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这也有利于在之后的舆论危机中更好地引导舆论,实现政府形象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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