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佛教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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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
浅析佛教与中国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核心，与佛教相对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儒道两家。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日益融入中国文化，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相关统计显示，至2015年8月，我国共有48项世界自然和有形文化遗产，这其中属于佛教文化遗产的有8项，与佛教文化有重点关联的2项，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并融的有11项，共计21项。

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历史脉络
东汉三国时期，为了在中国站住脚跟，佛教采取格义的方法，就是用儒道两家的词语、言说、道理来翻译、传播佛理，甚至不惜改动佛经中的原意，以适应中土人士的思维、伦理观念。

佛教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随着鸠摩罗什大师来华，中国僧众开始西行求法，僧肇、道生等一批佛教学者开始逐渐放弃格义佛教的方式，更多地突出佛教自身的教义和特点。

佛教和儒家的冲突、特别是和道家的冲突逐渐展开，各种争论和斗争延绵不绝。

佛教势力开始膨胀，佛教过度发展引起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事件；隋唐时期，佛教逐渐进入鼎盛，唐代八帝六次迎奉佛骨，声势浩大，上有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中有文人学士的阐释弘扬，下有普通百姓的皈依信仰，寺院经济繁荣昌盛，传播方式丰富多彩，高僧辈出，流派纷呈。

但佛教的发展引起了儒家的激烈反对，到唐武宗灭佛时佛教受到重大刘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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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过程，得出促进全球化时代下推动中国化发展的若干建议，积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能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有利条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其积极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佛教；中国文化；共融；发展
打击，进而渐渐走入民间，传向海外。

至宋明清时期，佛教和中国文化已相互适应。

佛教本身具有了稳定的合法性，儒文化的忠孝观念也逐渐深入佛教内部，等级、家族观念在佛教中有所体现。

如为统治者祈福，宣扬忠君报国，寺院内部等级制度的建立，寺院传承的家族化等。

此外，宋明时期的理学也从佛教经典中汲取营养。

而到了清代，统治者对佛教的驾驭则更为成熟。

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融的特征
纵观长达两千余年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共融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有如下显著特征:
冲突与融合持续发展。

佛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和儒道有着持续不断的文化冲突。

比如，儒家礼仪要求忠君孝亲与佛教辞亲离家；儒家推崇发展经济与佛教主导靠他人供养；儒家维护统治者
的神圣，佛教强调佛、菩萨甚至高僧地位等等。

最终佛教在中国话的过程中做出了许多让步，不断向中国本土文化妥协，二者逐渐融通。

整体而言，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占据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佛教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影响处于从属地位。

对待儒道文化存在差异性。

对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正统的儒家文化，佛教中强调的是佛儒同源，强调的是佛教戒律和儒家仁义的一致性，强调儒学为佛学传播作出的重要铺垫；对于道家，佛教在吸收道家因素的同时，较多地采取了对立态度。

直到宋朝以后，三教合流逐渐成为趋势，但佛教对待儒道态度的差异仍然存在，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佛教传播的阻力，最大限度地做到与中国本土文化共生与融合。

保持独立与超越，维护佛学传承。

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注意保持身个性，维护佛学传承。

佛教学者即使在论证佛儒同源时，也总是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超越性，即使到了三教合流之后，佛教依然坚持自身的优越地位。

佛教文化与现阶段中国文化的关系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文化碰撞、对话、融合、共存的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明和以儒道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不断融合，最终扬弃了那些不适应中国社会的传统，吸收了儒道文化中的精华，真正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文化纵横
佛教思想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来源之一。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集中体现，也是党和国家结合中国当前发展实际，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兼具时代性与包容性。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明传统的基础之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因而挖掘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利用其历史沉积的文化影响力，将有助于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机制，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尊重并积极开发利用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佛教的向善追求与社会和谐具有内在一致性。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

和谐也是佛教的理想追求——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宇宙的和谐。

和谐是佛教一贯强调的，而且戒律是佛教保障和谐的手段，戒律具有强制性的内容，对于保障佛教的正统性、纯正性和健康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戒律的强制性和对“善”的向往，使得佛教“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的理念得以彰显，这种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启发意义。

佛教伦理以友善和慈悲作为其最高行为准则。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体层面的一个重要价值规范，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定和追求。

实际上，和谐与友善紧密相连，没有友善的人际关系就没有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没有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也就难有友善的人际关系。

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佛教中，友善并非纸上谈兵，也非理论说教，而是以慈悲为基础，以因果报应为保障，因此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外在的戒律规范自然是一种约束，但是内在的心理约束具有更大的威慑力。

社会主义社会对友善的培养，既需要以强制性的法律作为坚实后盾，惩处极端行为，从而保障友善的推行，也需要正面宣扬友善，通过树立典型加强宣传，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比如每年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等。

如何加强佛教对构建中国现阶段社会文化的积极作用
积极引导佛教与中国现阶段社会文化相适应。

随着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加强，党和国家对宗教问题有了更加明确和准确的判断，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宗教政策，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起到关键作用。

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我国当代宗教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论断，充分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调动佛教信仰者的正能量，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妥善处理政教关系。

坚守护国护教相统一的实践原则，明确佛教自身定位，积极适应中国社会，妥善协调政教关系。

也只有秉持这样长远的认识和历史经验，佛教才能够在处理与历代政权关系的过程中做到辅佐君王、教化众生的实践需要。

与此同时，佛教在理论层面积极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佛教能够正确处理政教关系，能够以身作则、教化民众，这也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构建。

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到佛学与玄学的交相辉映，到隋唐时期佛教的辉煌，到唐以后的三教合流，乃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以及当代民间的佛教思想等，都充分体现出佛教积极参加中华文明建设，对中华文明的不断进步做出了应有贡献。

新时期，佛教应该主动挖掘自身优秀传统，发展创新，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明构建。

对开展慈善事业的佛教团体积给予资助和鼓励。

佛教提倡的平等、和谐、友善、慈悲、戒律的思想，对社会发展和民风素质的培养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

佛教团体也积极开展佛教慈善事业等公益事业，对需要帮助的人们给予物质资助和精神慰藉。

对此，各级政府应给予鼓励、宣传和一定程度上的资金支持，对积极健康的佛教文化活动予以肯定。

组织好佛教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国佛教文化遗产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了解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宝贵资源，亟需社会各界共同协作加以保护。

对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充分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佛教文化遗产数据库，掌握重点化遗产动态，发掘有重点保护潜质的文化遗产；研发先进的技术手段，增强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维持；加快创设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宣传机制，使佛学发扬所长；整合佛教有关文化遗产资源，创新探索其对当代社会发展有益的文化内涵，跨越国界、宗教、行业进行研究。

比如，在国家“一带一路”理念指引下，追索佛教文化遗产从古至今的历史性贡献，尤其是对于文明互鉴、友好往来的积极作用。

纵观佛学千年来的发展历史，有批判、抵制，也有信奉、践行，无论如何佛教已经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成为了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的发言中所说：“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这应当是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佛教应有的前提和基础。

这正是我们所说佛教与中国文化建设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的根本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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