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前中期福建民间造船管理制度——以《福建沿海航务档案》为例

论清代前中期福建民间造船管理制度——以《福建沿海航务
档案》为例
龙超凡;祁开龙
【摘要】历代封建政府都十分重视对民间造船业的监管，清代前、中期，清政府
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

制定了一套极为繁琐的造船管理制度，对福建民间造船业的每一个环节加以控制，阻碍了民间造船业的发展。

根据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又逐步废除了对福建民间造船的限制政策。

在清政府逐步废除或放松对造船管理的情况下，清代福建民间造船业无法达到宋元之繁盛，但仍得到了发展。

%Past feudal dynastie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ivate ship-building.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Qing government had made a complicated set of systems to control every step
of private ship-building in Fujian which prev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ship-building. Later due to the changes of sit- uations, the Qing government gradually abandoned the strict restrictions on the private
ship-building in Fujian. Although the Qing government had gradually abandoned the restrictions, the private ship-building in Fujian still c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prosperity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ship-building in Fujian after the Qing government's loosening restrictions was still quite obvious.
【期刊名称】《龙岩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30)006
【总页数】6页(P107-112)
【关键词】清代前中期;民间造船;管理制度;影响
【作者】龙超凡;祁开龙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报福建记者站，福建福州350003;福建工程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426.474;K249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重新开海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除两次短暂的海禁之外，清政府基本是实行开放的政策，福建民间造船业获得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为了防范“洋匪”，维护海疆安定，清政府对民间造船业制定了各项的规章管理制度，民间造船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①。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福建沿海航务档案》的各件案例对福建民间造船管理制度略作探讨，分析清代福建民间造船业的发展问题。

一、清代对民间造船的管理制度
清代前期，清政府对民间造船制定了十分严密的管理制度，以加强对船户的控制。

船户申请造船大致要经过：申请造船、审核和颁发“料照”、查验船只、颁发“牌照”或“船照”四道程序。

（一）申请造船
船户申请造船的第一个步骤是填写造船申请书。

《福建沿海航务档案》（嘉庆朝）中有一则“嘉庆十二年同安县造船案”，详细记载了船户申请造船所填写的基本内容，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清代民间造船管理制度。

现将申请书内容摘录如下：
具禀人××澳小商船户×××，为请给料照造船事
缘×××住居海滨，行船为活。

兹自备资本，欲在厦门古浪屿置造小商船一只，梁
头1丈7尺8寸，往各港贸易。

理合取具铺保、澳邻、船匠甘结，并开明应需料件。

禀恳大老爷恩准给发料照，俾得买料兴造。

竣日，遵照新定章程，请烙给照贸易。

供请沾恩，叩。

（后附料物册一份，甘结两份）②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知，清代船户申请造船需填写如下几项内容：
1.船户的基本情况（如居住地、姓名、职业）。

清政府明确规定，“造船者必令各报实在姓名”[1]935，这是为了防止有势之家造船租给“洋匪”，影响海疆的安全。

除了禁止自造商船租与他人外，“寒薄无赖之人”也是没有资格申请造船的，没有一定的“根脚身家”，一旦出现意外，容易沦为海盗。

因此，船户的基本情况起码要具备两点，就是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亲身出洋”。

③
2.资金来源。

民间船户“自备资本”，有独资和合资。

富有的船户大都独资造船，如嘉庆年间同安县船户和振万曾多次独资造船；一般百姓经济受限，只能合股造船，有所谓“十三股艚”即因为合伙造船而得名。

④
3.造船地点。

如船户在所属县份造船，只需向所属县衙递交造船申请书即可。

如果是在隔府别县造船，就“必于各州县呈明察确，该州县申详督抚各宪，转饬沿海造船之地方州县成造”。

如未经造船县份批准，私自越境造船，就是“越籍”行为，要受到处罚。

②
4.船只的类型和大小。

民间船只的类型，按用途一般分为商船和渔船。

船只用途不同，大小也有差别。

康熙年间，清政府明确规定，福建商船的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渔船梁头不得超过一丈。

（梁头即船只的宽度，一般民船长度与宽度比为3:1；深度则是宽度的40%[2]151-155）。

官府只要限制民船的梁头，就可控制民船的
大小。

5.造船甘结和造船物料。

造船甘结是铺户、邻里、族人、造船工匠和另外九船船户
提供的担保⑤，如船户出现违规，官府可根据甘结追究保人的责任。

除了提供甘结两份外，船户也需根据所造船只大小，编造造船物料成册。

福建地方政府规定，“请造大小船只，购买物料应有定限”②。

（二）审核和颁发“料照”
福建地方官员在接到船户的造船申请书后，对申请书的内容要逐一进行审核。

如果审核的各项内容没有问题，官府就会发给“料照”。

《福建沿海船务档案》记载：闽省福、兴、泉、漳、福宁各府属濒临海洋，民多操舟为业，所有置造大小船只，向定章程均须赴地方官呈明，由县取讯该船户、澳甲、保邻人等供结，给予“料照”。

将应用某某料物逐一开载，通详奉批后，方准购料置造。

地方官员审核船户所提交的申请书内容，一般有两项：
1.审查船户的基本情况。

船户的基本情况就是看身家是否殷实，家世是否清白，是否是自驾船出洋。

一般官府会对船户及为船户提供担保的船户所在的铺户、澳甲、邻佑及所雇佣的船匠等人进行问讯，并将问讯内容记录在案。

如果船户事后出现违规违法之事情（如船只大小超出规定尺寸、船户缴纳船税不足等），官府不仅要追究船户的责任，还要根据经过讯问的甘结追究担保人的责任。

“完缴愈少而比追无着，不能不问及保人；追保人，不能不累及铺民；铺民视为畏途，而接充者无人矣”⑥。

铺户、澳甲等人的甘结实际也是一种保甲制度，是官府控制船户及民间造船的有效管理手段。

2.核对造船的物料。

核对造船物料是审核申请书内容的重要一环。

清代造船物料是由官府垄断的，民间造船所需物料需向官府申请。

官府一般会依据船只的尺寸审批物料，以防止出现船户“影射制造别船”。

嘉庆十二年（1807年）的一则造船案中，详细罗列了制造一艘一丈八尺的商船所需的各种物料及其数量：
“杉一枝、中吉木十五枝、橹枋十五片、什木十三枝、樟枋十二片、樟极八付、含檀一个、尾坐一块、下全一个、舵一门、桅大小二枝、篷大小二领、锭二门、另梁
一个、鹿耳一付、铁钉二百斤、网纱二百斤、桐油二百斤、黄麻二百斤、松木枋十片、棕丝一百二十斤。

”②
船户不仅在在申请造船物料上会受到地方政府的严格控制，而且船只日常维护所需的物料也被严格控制。

据《福建省例·船政例》记载，船只出外洋航行，只能根据船只大小申请相应比例的物料。

如铁钉一项，大船允许携带60斤、中船40斤、小船20斤。

⑤另外，地方政府还规定，船舶造竣之后，船户还必须将剩余的物料缴回。

可见，官府对造船用料的审查极为严格。

官方虽制定了严格的造船用料审查制度，但是福建地方造船用料违规事件仍很多。

如嘉庆十四年（1809年），厦门同安县金瑞隆造梁头一丈八尺的船只，用铁钉、棕丝、黄麻等项都是250斤；同安县的另一家商号金瑞益造同样梁头的船只，所需铁钉、棕丝、黄麻各项仅仅是150至200斤不等；泉州晋江的金义和造梁头一丈四尺的船只，所需铁钉各项均需350斤。

②金义和所造船只较小，所用物料反而最多，是有“偷漏济匪”嫌疑的。

(三)查验船只
地方官府审核申请书合格后，会发给船户允许造船的“料照”。

船户凭借“料照”到官营造船厂去购买所需造船物料，制造船只。

在造船完工之后，船户需马上向原籍官府汇报，呈请地方官进行现场的验量，勘验大小、规格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地方官府验量的标准主要有两项：
第一，勘验船只的形制。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船只形制的大小是由梁头决定的，它决定了船只的长度与宽度。

因此，清政府为控制沿海百姓藉船出海为盗、为洋匪，对民船形制大小（主要是梁头长度）有严格的限制。

康熙年间，清政府规定商船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充军”。

⑦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仍规定：“新造、折造商船梁头，均以一丈八尺为率，
毋许再行私造宽大”⑤。

较之商船，渔船的形制大小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限定渔船只能用单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因福建临海，民以“讨海为生”，放宽了对渔船的限制，“桅之双、单，并从其便”[3]，但梁头仍不得超过一丈。

船只的形制不仅关系着海疆的安定，而且是官府征税的参照标准。

官府课税一般也是根据商、渔船一般梁头尺寸大小。

七尺以上的船只由海关征税，七尺至四尺的船只由各县征收，四尺以下免税。

按规定，船只一经完竣就要呈请地方官“验明梁头、船身长阔丈尺”②，并将之登记于“牌照”或“船照”之上，作为以后官府征税的依据。

因此，福建地方官府十分重视对船只梁头大小的丈量。

最初，海关丈量梁头大小，是把船两侧的水沟统一算在内；地方官员在测量梁头大小时，并没有把水沟算入梁头尺寸。

乾隆元年，兴泉永道佥事朱叔权提出了梁头丈量的统一标准，即“无论关县，总以含檀与船傍内面接连之处丈起，不初舟感堂含檀，实长若干，即为梁头实在数目，不得以船傍外之两贝右算作梁头丈量”⑧。

即梁头丈量时水沟不应计算在内。

对超过法定梁头尺寸的，要求船户拆大改小。

如嘉庆十五年（1810年）马巷船户陈进发、陈合时、陈顺发、陈泉发等委托厦门同安全胜、联兴和聚利商行制造的六艘商船，经官府丈量有四艘梁头是超过一丈八尺的，其中陈顺发的商船梁头达二丈八寸，于是这些商船都被迫“将船拆大削小”②。

可见，清政府对船只的控制是极为严格的。

第二，勘验“刊书油饰”。

除了丈量船只梁头、长阔外，对船只的“刊书油饰”也要检查。

所谓“刊书油饰”是指将官府规定的标记、文字、色彩等内容刊刻和油饰于船身，作为船只辨别的标记。

官府之所以要求“刊书油饰”，是因“在洋缉捕舟师，是良是盗，无从辨
识”②。

这样，“刊书油饰”就成为辨别船只是民船亦或“匪船”的重要的标识。

官府对如何“刊书油饰”也做了严格的规定。

对船身的油饰，雍正年间，清廷明确规定：“自船头起至鹿耳梁头止并大桅上截一半，各省分油漆饰……福建船用绿油漆饰红色钩字，浙江船用白油漆饰绿色钩字、广东船用红油漆饰青色钩字、江南船用青油漆饰白色钩字”③。

福建船只被称为“绿头船”或“青头船”就是由此而来。

较之“油饰”，官府对“刊书”的规定更为详细，对“刊书”的字体的字号、刊刻位置都有明确的规定。

起初，“刊书”只是要求，“船头两< >刊刻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字样……其篷上大书州县船户姓名，每字俱径尺。

又省例：篷上书字，四边止许空一尺”③。

后因字体字号过小，官员在稽查时不便于辨认。

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起，清廷明文规定：“嗣后福建省商、渔船帆樯编号字迹，不必拘定颜色。

如帆樯本色青黑者，即书粉字；如帆樯黄白色者，即书黑字。

务依船照原编字号，书福建省某府某号某商、渔船户字样。

于船樯两披大书深刻，每字长阔一尺，帆上每字长阔二尺。

漆以黑白颜色，饰以桐油”⑨。

至于刊刻位置，最初仅是要求书于船篷、船< >等部位。

但是由于这些部位易于遮挡，福建地方官府就进一步规定，所有民船的篷面、篷被、两旁贝青及头尾都必须“刊书”。

这样，整条船的外部都有“刊书”，民船“掩于东者不能掩于西，四顾照明，不难认识”⑤，为官员在海上开展稽查提供了极大便利。

除了查验船只外，官府还要核查造竣甘结。

这种甘结或是由船户所雇佣水手及铺户、邻里、族人所作的“报竣甘结”；也有原先相互认识的十船船户，彼此互相担保，称为“九船连环互结”或“十船连环互保”⑩。

“报竣甘结”与申请书的甘结，二者内容大致相同，但要再次审核“报竣甘结”，实际就是证明在造船过程中并无违例行为。

（四）颁发“牌照”或“船照”
船户在履行上述的所有各项内容之后，官府会根据船户的申请，颁给“船照”或
“牌照”。

按照福建地方政府的规定，民间的商船、渔船凡是梁头七尺以上者，由海关发给“牌照”；七尺以下的，则向县衙领取“船照”③。

至于越境造船者，在船只完竣之后，由造船地派员“给户回籍领照”，即回原籍领取牌照。

②
“船照”或“牌照”是关系到船户能否在江海行船的重要凭证，清廷对此的控制尤为严格。

清廷明确规定，不仅是出洋船只要有“牌照”，就是沿海及内河采捕小船，也须有官府的“照票”，方能在水上活动。

⑪又，“船照”和“牌照”的使用还
有年限的限制，一般是一年期满之后，要求更换新的。

以渔船为例，“采捕一年期满，赴原籍换照，逾限不换，不准出洋”。

但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如风信不顺之类的，允许往后推迟三个月。

⑫旧照的更换要求是回原籍换领，换照前还要对旧照
和船舶进行比对，查验是否“人船在籍”、“旧照相符”③。

“船照”或“牌照”的取得手续极为繁琐，而“船照”或“牌照”的注销手续也极为麻烦。

船户在行船过程中，难免出现诸如船只损坏、失水、被劫等意外情况，船户为免去船税可申请注销船照。

如福州府长乐县陈义长申请注销其母舅张天的船照，官府除要求陈义长缴纳其舅拖欠的八年船税之外，还派遣差役实地调查，并要求陈义长的澳甲做保，才准许注销船照。

船只出洋后遭遇海难或是船只被劫，注销的手续就更为麻烦，除了履行上述手续外，还需要有担保船行的甘结，方准销照②。

官府注销船照的手续如此麻烦，主要是怕船户假借失事之名，实际将船只贩给洋匪。

洋匪驾船为乱，威胁到海疆的安全。

关于“船照”与“牌照”，福建地方还有一特殊的现象，就是商船作为渔船用。

每年的春、冬两期渔汛，福建的许多商船纷纷出海捕鱼。

福建地方政府规定，船商只要取得澳甲、族人、邻佑的担保及同船的连环保结之后，就可申请将“船照”改为“渔照”。

渔汛过后，商船的渔照收回，重新换回船照。

二、清政府民间造船管理制度的影响及制度的调整
清代中期以前，清政府为加强对沿海居民的控制，制定了一套极为严密而繁琐的民
间造船管理制度，从造船申请到勘验给照，每一环节都处于官府的监管之下。

繁琐的监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间造船业的发展。

首先，垄断造船物料，致使民间造船成本增加。

管理造船厂的官弁借掌握船料配给之权，乘机与不良奸商相勾结把持物料市场，敲诈勒索造船户。

据嘉庆《云霄县志》载：“厂中应用之料甚小而封者甚大，应用之料甚少而封者甚多；得规即放，无即封之。

凡旧料进口一概查封，新料给价十发四五，以致料价日增”⑬。

船户运回
船料，各关口衙役还处处勒索，船户造船成本大大增加，这无形中阻碍了民间造船业的发展。

[4]70-77
其次，清中央政府严格限制船只的形式，扼杀造船技术创新。

康熙开海之初，规定沿海百姓“贸易捕鱼者，许令乘载500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不许“打造
500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

康熙42年，对这一限制开始放宽，但仍规定：“商贾船许用双桅，其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28名。

”⑭民间造船业稍有技术创新，也会被迅速扼杀。

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政府因“福建省< >仔头船，桅高篷大，利于走风”，不便兵船追捕、查验，会危及到海防安全，强令福建以后“永行禁止”置造< >仔头船⑮；对内洋船只规定，“往贩外洋商船，准用头巾、插花，并添竖桅尖，其内洋商船及渔船，不许用头巾、插花、桅尖”。

清政府为了防范百姓造反，给民间造船的发展设置了诸多障碍。

[5]28
第三，禁止船只出租、卖卖，限制民间资本投资造船行为。

清初政府明令禁止有势之家造船出租。

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规定，“……如有富民自造商船租与
他人及寒薄无赖之人者，失察之州，县罚俸一年；明知不禁者，降二级调用”③，清廷对造船出租处罚是极为严厉的，不仅船户要受罚，甚至地方官员也要受到罚俸、降级调用的处罚。

与禁止船只租赁的情况相近，清初，对民间船只的私下买卖也是禁止的，如有发现一律按违禁例处罚，对将船只售于外国者更是会处斩。

“如有私造、私卖及偷越出
口者，俱照违禁例治罪”⑯，“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⑰。

如上所述，清政府的诸多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福建造船业的发展。

嘉庆十五年（1810年），马巷船户陈进发等委托厦门全胜、联兴、聚利等三家商行建造6艘商船，因为商船超出政府规定的尺寸，最后被迫“将船拆改削小”。

这个例子就可以明确地证明清政府对民营造船业发展的制约。

[6]116-117
为防止民间的“济匪”行为，清政府对民间造船业发展设置了诸多框框条条。

但是，福建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福宁五府，地处下游，环海滨海”，特殊的地理因素决定百姓需要造船“讨海为生”。

加之，海上贸易能带来无穷的商业利益，商人受利益驱动将之视为无穷之财源，也希望放宽造船限制。

因此，福建沿海居民不断寻求突破官府所设置的各种框框条条的束缚，推进民间造船业的发展。

[4]70-77蓝鼎元曾论到：“商家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欲世世传之子孙，即他年厌
倦不自出，尚岁收无穷之租赁。

”⑱可见，限制民间造船的制度是根本行不通的。

清政府适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在不断调整造船管理制度，前期许多限制造船的政策被逐渐废除。

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政府完全放开船只租赁，“造船之家，无力贸易，听其租给与人。

查租船只应禁其为匪，如所租之人，亦系殷实良民，即与船主亲属无异。

……应听船主择有力之人，赴原给照之地方官呈明，取具邻甲保结，准其租赁”⑲。

又，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清政府完全放宽了对民船形制的限制，“嗣后商民置造船只，梁头尺寸，照前听民自便，免立禁限。

”⑳在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清政府对民间造船的诸多限制，到嘉庆时大
多被废除，对福建民间造船的发展已无大碍。

据统计，当时福建民间所造船舶种类繁多，有洋船、横洋船、艋艚、白底艍、描揽、钩船、石艚十三股艚等。

福建沿海居民是“大小船只殆难悉数，或自行驾驶贸易，或赁雇他人采捕”。

同安县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有登记在册的大小船舶438艘，到嘉庆二年（1797年）增加了一百多艘。

除了这些登记在册的正规船只
之外，还有许多违禁私造的船只。

[6]114
所以，清政府处于政治考量的原因，对福建民间造船设置许许多多的限制条款，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下，这些条款被一条条突破，福建民间造船业在强有力的经济推动下发展起来了。

三、小结
在以往的研究中，普遍认为清初定的40年海禁以及清政府为“防匪”而制定的各种繁杂的条规，限制了福建造船业的发展。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清初的这些限制显然不能成为福建造船业发展的显著阻力，如“刊书油饰”的规定，是清政府为了便于防范沿海人民的反抗活动，但是考虑到“出洋船只往往乘机劫掠”等情形，这些规定客观上有利于航运的发展，也就有利于造船业的发展。

而对政府规定造船时要有甘结互保的规定，徐建青认为：“这在更大程度上应属于政府管理范畴，并非对造船本身的限制。

”[7]136在清政府逐步废除或放松对造船管理的情况下，清代福建民间造船业的发展虽然无法达到宋元之繁盛，但仍得到了发展。

注释：
①对清代民间造船业的发展问题，赵建群的《清代前中期福建造船业概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和徐建青的《清代前期的民间造船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都有相关阐述。

本文的写作过程，得到了厦门大学林联华的许多帮助，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②《嘉庆朝福建沿海船务档》，1963年抄本。

③周凯，《道光厦门志》卷五：船政略船商，玉屏书院本。

④周凯，《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玉屏书院本。

⑤《福建省例·船政例》，渔船饬令照式书写分别刊刻船户姓名字号，台湾文献丛刊第199号。

⑥徐宗干，《治台必告录》，卷四：斯未信斋存稿，台湾文献丛刊第17种。

⑦昆冈等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刑部兵律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⑧《福建省例·船政例》，附刊乔前司议详情照前兴泉永道原议丈量船只例案，台
湾文献丛刊第199号。

⑨昆冈等修，《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百三十:兵部绿营处分例海禁二，光绪二十
五年八月石印本。

⑩《福建省例·船政例》，船只如式刊刻油饰书写，台湾文献丛刊第199号。

⑪《高宗实录》，卷四六：乾隆二年七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⑫《福建省例·船政例》，严禁勒索船只验烙给照陋规，台湾文献丛刊第199号。

⑬云霄县人大常委会编，《开漳祖地·福建云霄·云霄厅志》，点校本，卷五：土田·商鱼课，2005。

⑭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二百七十：杂录洋市，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刊本。

⑮昆冈等修，《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三十九：户部关税禁令一，光绪二十五
年八月石印本。

⑯《福建省例·船政例》，出海小船查明烙号，台湾文献丛刊第199号。

⑰《圣祖实录》，卷二七一：康熙五十六年正月至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⑱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三:兵政十四·海防上，上海广百宋斋校印。

⑲《高宗实录》，卷八一四：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⑳《仁宗实录》，卷三四七：嘉庆二十二年九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相关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2]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3]徐景熹.福州府志卷十二:海防[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4]赵建群.清代前中期福建造船业概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4).
[5]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王耀华，谢必震.闽台海上交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徐建青.清代前期的民间造船业[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