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作者：霍军亮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5期
摘要：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和“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

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在增进广大农民现代性意识、促使农民群众走出传统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认知带来新的挑战，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多元整合困境、公共性培育困境、价值取向困境和组织保障困境。

新时代，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增进农民的价值共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以乡村文化构筑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以提升组织力为主要目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力，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基础。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振兴;农村公民道德
中图分类号：C91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5-0068-10
作者简介：霍军亮（1978-），男，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与农村社会治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各个层面都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加强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也是推进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的支撑性、引领性工程。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要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倡导科学文明生活方式，挖掘创新乡土文化，不断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道德水平、激活道德力量，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需要，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时代价值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一定的形式以特定的力量对社会各个领域起着激励、引导、规范和约束作用。

乡村振兴是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形式，其各个层面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主义道德的有力支撑。

（一）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必然会使其各个领域得到协调发展，特别是经济与伦理的协调统一。

推进产业兴旺涉及的是乡村经济层面，强调的是如何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最终实现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

道德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

经济行为往往是理性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行为的理性既要“工具理性”，更要“价值理性”，这就要求人们的行为既是“经济”的，也是“道德”的。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C·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指出：“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因素。

一般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无数困境。

”[2]林毅夫也指出，意识形态能够“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代制度结构中的作用做出道德判断。

”[3]这说明客观反映一定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道德伦理规范具有确认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的功能。

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集体主义，价值目标是实现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价值认同是个人的合法利益[4]。

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目标是引导广大农村群众形成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良好习惯，所涉及的诚信社会建设、社会公德培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个人品德养成，根本目的是提高乡村社会的诚信水平和引导广大农民树立义利兼顾的道德价值观，强化广大农民群众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而这些道德要素也正是农村经济良性运行、乡村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科学的生态道德观是实现“乡村宜居”的思想基础。

生态宜居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5]“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6]212。

生态宜居的实质在于如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在人类如何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实践中，道德则起着主要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作用。

莱斯特·布朗认为：“假设没有一个环境伦理来保护社会的生物基础及农业基础，那么文明就会崩溃。

”[7]“乡村环境保护的主体性力量是农民，乡村环境污染的预防与治理，生态资源的科学利用与保护最终需要具有生态道德意识的新式农民来完成。

”[8]“生态宜居”目标的实现除了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保障之外，更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态道德观引导广大农村群众自觉践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

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原因，农民的生态道德行为与生态道德认知还不一致，导致了部分农村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的恶果。

生态道德是新时代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广大农村群众要重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公正地对待自然，既要依靠自然，更要保护自然，改变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片面认识;科学地对待自然，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各种生态关系，保护自然的多样性和生态的平衡性;正确认识适应与改造的关系，适应自然是改造自然的前提，改造自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

这些有关生态的道德理念和实践，不仅
有利于全面提升个人的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广大乡村的生态宜居奠定了思想条件和道德基础。

（三）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

自古以来，道德与文明就密不可分，道德是文明的标志，文明是道德的体现，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必是一个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道德风尚极高的社会。

因此，在乡风文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上，思想道德建设是乡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农村的道德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乡风的文明程度。

公民道德是乡风的灵魂，其建设的内容和方向规定着乡风的内容和方向，在建设文明乡风的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思想道德建设这个中心环节。

推进农村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夯实乡风文明的思想道德基础是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

乡村道德秩序与乡风文明是相辅相成的，在道德所联结的各种乡村的群体关系中，只有拥有高度的群体认同和统一的社会规则，才能够成为一个和谐与文明的乡村社会。

乡风文明建设需要道德养分的滋润，需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做到“富口袋”和“富脑袋”的协调统一，使广大农民群众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逐步与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

因此，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着重建设崇德向善、忠孝仁义、相亲相敬的优良民风，以道德去规范和引领乡村生活秩序，进而提升广大村民的文明素养往往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提升乡村文明程度的基本路径。

而事实上，新时代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所开展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培育良好家风、净化民风、提升村民精神面貌的各种措施和办法，重点加强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核心目标都是引导广大农村群众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对于培养广大乡村农民的优良品质、培育与乡风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农民观念、创建安定有序的乡村社会、构建和谐的乡村人际关系、促进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都提供了厚实的道德支撑。

（四）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治理既要靠法律制度，也要靠道德规范，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构建“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

在“三治一体”的乡村治理格局中，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

通过道德教化来规范社会行为，进而实现对乡村的治理是中国历代乡村治理的宝贵经验。

包括村民自治制度在内的各种乡村治理的正式制度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外在条件和制度保障，但在熟人或半熟人的乡村基层社会，“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上，传统人伦关系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构成了一种和国家正式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的权力。

”[9]乡村治理的本质在于采用适宜的治理方式使基层乡村社会秩序正常运转，而这其中，虽然正式制度是社会秩序获得的可靠方式，但是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乡规民约等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却是乡村基层社会和谐秩序获得的根本出路[10]。

乡村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乡村善治需要动员乡村社会的各类主体、各种资源。

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过程来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乡村自古就有宗族、乡绅自治的传
统，往往比国家的正式制度更有力。

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于宗族长者的道德权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约束，它甚至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稳定的治理基础。

”[11]因此，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所蕴含的道德规范，并按照新时代公民道德规范的基本内涵建设家庭美德、培育个人品德、弘扬社会公德，引导广大农民养成向上向善、尊长爱幼、重义守信的道德品质，提高广大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意识与能力，形成一种知伦理、讲道德、守秩序的乡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途径和维度。

（五）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生活富裕目标的重要路径和基础保证。

在人类文明史上，道德与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生活是道德的来源，道德为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价值参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2]我国当前发展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是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促进广大农民的生活富裕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13]，要将“提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作为育人导向[14]。

道德发展的历史正是人们对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追求的思考以及如何实现理想生活的探索。

“道德从其起源来说，正是人类为了美好生活而在长期交往实践中约定俗成的价值规范、行为方式与交往准则。

”[15] 道德既是一种生活样态的价值应然，也是追求富裕生活样态的行为指引。

在中国的文化基因中，中国历来追求的生活样态就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强调道德对生活的引导与调控。

乡村振兴所倡导的生活富裕的目标不仅仅是指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层面的富裕，更重要的在于农民群众精神世界和道德层面的富裕，这些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基础与条件。

由此可知，“不应该把道德看成是目的本身，而应看成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16]。

公民道德建设目的不在于道德，而在于对生活样态的引导和塑造。

道德应该成为衡量和评价生活富裕水平的重要内容与维度。

新时代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着重强调用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激发农民的精神需要和提升农民群众的审美情趣，用科学、现代的生活理念来引导和建构农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并通过道德规范对追求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生活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惩戒，“由此使先进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内化为农民的文化素养、自强意识、价值理念和道德品格，进而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提升农民发展能力的精神力量，为乡村美好生活的实现创造精神和文化条件”[17]。

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及其对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形成的困境
鄉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全面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变迁。

其中农村社会个体的崛起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显著特点，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和更高的自由
度。

这种状况对农民的价值观、道德养成和行为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新时代推进农村公民道德建设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三）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

自古以来，道德与文明就密不可分，道德是文明的标志，文明是道德的体现，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必是一个全民道德素質和社会道德风尚极高的社会。

因此，在乡风文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上，思想道德建设是乡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农村的道德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乡风的文明程度。

公民道德是乡风的灵魂，其建设的内容和方向规定着乡风的内容和方向，在建设文明乡风的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思想道德建设这个中心环节。

推进农村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夯实乡风文明的思想道德基础是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

乡村道德秩序与乡风文明是相辅相成的，在道德所联结的各种乡村的群体关系中，只有拥有高度的群体认同和统一的社会规则，才能够成为一个和谐与文明的乡村社会。

乡风文明建设需要道德养分的滋润，需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做到“富口袋”和“富脑袋”的协调统一，使广大农民群众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逐步与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

因此，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着重建设崇德向善、忠孝仁义、相亲相敬的优良民风，以道德去规范和引领乡村生活秩序，进而提升广大村民的文明素养往往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提升乡村文明程度的基本路径。

而事实上，新时代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所开展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培育良好家风、净化民风、提升村民精神面貌的各种措施和办法，重点加强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核心目标都是引导广大农村群众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对于培养广大乡村农民的优良品质、培育与乡风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农民观念、创建安定有序的乡村社会、构建和谐的乡村人际关系、促进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都提供了厚实的道德支撑。

（四）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治理既要靠法律制度，也要靠道德规范，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构建“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

在“三治一体”的乡村治理格局中，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

通过道德教化来规范社会行为，进而实现对乡村的治理是中国历代乡村治理的宝贵经验。

包括村民自治制度在内的各种乡村治理的正式制度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外在条件和制度保障，但在熟人或半熟人的乡村基层社会，“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上，传统人伦关系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构成了一种和国家正式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的权力。

”[9]乡村治理的本质在于采用适宜的治理方式使基层乡村社会秩序正常运转，而这其中，虽然正式制度是社会秩序获得的可靠方式，但是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乡规民约等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却是乡村基层社会和谐秩序获得的根本出路[10]。

乡村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乡村善治需要动员乡村社会的各类主体、各种资源。

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过程来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乡村自古就有宗族、乡绅自治的传
统，往往比国家的正式制度更有力。

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于宗族长者的道德权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约束，它甚至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稳定的治理基础。

”[11]因此，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所蕴含的道德规范，并按照新时代公民道德规范的基本内涵建设家庭美德、培育个人品德、弘扬社会公德，引导广大农民养成向上向善、尊长爱幼、重义守信的道德品质，提高广大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意识与能力，形成一种知伦理、讲道德、守秩序的乡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途径和维度。

（五）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生活富裕目标的重要路径和基础保证。

在人类文明史上，道德与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生活是道德的来源，道德为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价值参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2]我国当前发展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是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促进广大农民的生活富裕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13]，要将“提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作为育人导向[14]。

道德发展的历史正是人们对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追求的思考以及如何实现理想生活的探索。

“道德从其起源来说，正是人类为了美好生活而在长期交往实践中约定俗成的价值规范、行为方式与交往准则。

”[15] 道德既是一种生活样态的价值应然，也是追求富裕生活样态的行为指引。

在中国的文化基因中，中国历来追求的生活样态就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强调道德对生活的引导与调控。

乡村振兴所倡导的生活富裕的目标不仅仅是指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层面的富裕，更重要的在于农民群众精神世界和道德层面的富裕，这些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基础与条件。

由此可知，“不应该把道德看成是目的本身，而应看成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16]。

公民道德建设目的不在于道德，而在于对生活样态的引导和塑造。

道德应该成为衡量和评价生活富裕水平的重要内容与维度。

新时代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着重强调用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激发农民的精神需要和提升农民群众的审美情趣，用科学、现代的生活理念来引导和建构农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并通过道德规范对追求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生活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惩戒，“由此使先进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内化为农民的文化素养、自强意识、价值理念和道德品格，进而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提升农民发展能力的精神力量，为乡村美好生活的实现创造精神和文化条件”[17]。

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及其对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形成的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全面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变迁。

其中农村社会个体的崛起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显著特点，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和更高的自由
度。

这种状况对农民的价值观、道德养成和行为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新时代推进农村公民道德建设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三）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

自古以来，道德与文明就密不可分，道德是文明的标志，文明是道德的体现，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必是一个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道德风尚极高的社会。

因此，在乡风文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上，思想道德建设是乡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农村的道德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乡风的文明程度。

公民道德是乡风的灵魂，其建设的内容和方向规定着乡风的内容和方向，在建设文明乡风的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思想道德建设这个中心环节。

推进农村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夯实乡风文明的思想道德基础是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

乡村道德秩序与乡风文明是相辅相成的，在道德所联结的各种乡村的群体关系中，只有拥有高度的群体认同和统一的社会规则，才能够成为一个和谐与文明的乡村社会。

乡风文明建设需要道德养分的滋润，需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做到“富口袋”和“富脑袋”的协调统一，使广大农民群众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逐步与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

因此，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着重建设崇德向善、忠孝仁义、相亲相敬的优良民风，以道德去规范和引领乡村生活秩序，进而提升广大村民的文明素养往往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提升乡村文明程度的基本路径。

而事实上，新时代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所开展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培育良好家风、净化民风、提升村民精神面貌的各种措施和办法，重点加强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核心目标都是引导广大农村群众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对于培养广大乡村农民的优良品质、培育与乡风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农民观念、创建安定有序的乡村社会、构建和谐的乡村人际关系、促进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都提供了厚实的道德支撑。

（四）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治理既要靠法律制度，也要靠道德规范，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構建“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

在“三治一体”的乡村治理格局中，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

通过道德教化来规范社会行为，进而实现对乡村的治理是中国历代乡村治理的宝贵经验。

包括村民自治制度在内的各种乡村治理的正式制度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外在条件和制度保障，但在熟人或半熟人的乡村基层社会，“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上，传统人伦关系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构成了一种和国家正式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的权力。

”[9]乡村治理的本质在于采用适宜的治理方式使基层乡村社会秩序正常运转，而这其中，虽然正式制度是社会秩序获得的可靠方式，但是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乡规民约等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却是乡村基层社会和谐秩序获得的根本出路[10]。

乡村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乡村善治需要动员乡村社会的各类主体、各种资源。

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过程来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乡村自古就有宗族、乡绅自治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