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我国帝制时代的宰辅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

试述我国帝制时代的宰辅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
帝制时代的宰辅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君主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集中和加强，辅政制度则是不断变化的，辅政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被削弱和分散。

综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宰相辅政制度的发展规律：
（1）宰辅制度的发展变化始终是围绕君主的权力这一根主轴进行的。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出令决断之权直接归君主独掌，辅政的工作仅限于秉承君主的旨意，贯彻君主的意图以助理万机。

由于全国事务纷繁，君主事实上是不可能事必亲躬，也不可能亲拟诏敕，亲传口谕，必须借助辅政部门来完成草制、传宣诏令、承传处理各方面送来的章奏，这些工作本来都是君主权力的体现，但操作在辅政人员手中，就难免出现篡窃君权的危机。

一是有野心的辅政可能会利用这些工作之便，虚君擅权；二是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辅政有充分的条件来搪塞职责，欺上瞒下。

这两种危险的存在，使一些君主寝食难安。

随着君主专制程度的不断提高，君主在牢牢控制出令决断权的同时，尽量把草拟诏救、传宣诏令、批阅奏章等重要工作交给自己的亲信，也就出现“臣仆用事”的现象。

（2）在宰辅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君主的权力的总趋势是不断集中和加强，辅政制度不断变化，辅政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被削弱和分散。

皇帝不断从宰相手中削夺权力，宰相的权力由大变小，逐渐丧失原有的决策、议政权力，变为只有执行权力的普通机构。

秦汉时期的丞相权力还是比较大的，宰相原则上应该遵照皇帝的诏书和面谕办事。

皇帝的
诏书由内廷机构转送到相府，宰相收到诏书后，应该核对此诏书是否符合法律、制度，尤其是祖制。

对符合者，便由宰相签署，交府员负责分发，或交付给有关政务部门，或转送地方政府去实施。

如果认为不符合制度或当前形势，则可以封驳，请皇帝再加考虑，甚至对皇帝进行谏诤。

宰相平时以章奏汇报政务，也可以在定期朝见皇帝时直接请示。

凡军国大政，高级官员的任免，都要请示皇帝批准，对皇帝认为应该商酌之事，宰相须按照指定的范围，主持大小不同的朝议或集议，提出意见供皇帝参考。

三省制时期门下省的官员对中书省所出的命令有审查和封驳的权力，其实也就是封驳皇帝所拟定的旨意和指示，说明宰相的权力还是有碍于皇权的任意发挥。

到了明清时期，皇帝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力，内阁和军机处的官员只有执行皇帝命令的义务而没有对皇帝意见提出异议的机会和可能了。

（3）宰辅机构和宰相人员的设置和任命，由君主私臣演变为正式的政务官，由对君主的生活照顾演变为执掌部分国政，由内廷供奉待诏演变为执掌机密，辅政制度正是循着这样的规律发展的。

在历史上，许多尊贵的官名及其实际职责，都是逐渐演变而来的。

例如，太师原为乐官，吹律以听军声，所以君主出征必以太师参帷幄进音律，后来才发展为王者师；太保本为阿保，本义是女师，原是从媵臣中选出的保姆，傅的意思近于辅，古代傅母并言，也是保姆之意，男性称傅父，这些后来都转变成为辅导之官；宰的本义是罪人，相的本义是省视，后来才发展成为“百官之长”。

由此可见，百官之中处于“总领”地位的，原来多是君主亲近的侍从。

由私臣演变为正式的政务官，由对君主的生活照顾演变为执掌部分国政，宰辅制度正是循着这样的规律发展的，“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备员，其故何也？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私人。

及叔季之世则奸雄之谋篡者，亦以私人居是官”。

用私人为宰辅，促使权力不断地向内廷转移，标志着皇权对相权控制的加强和中央集权制的强化。

2．宰相辅政制度发展变化的原因：
（1）君权和辅政权的矛盾是促使辅政制度本身不断演变的主因。

皇权与相权一直是相辅而成的，同时又是相克相制的。

皇帝依靠宰辅治理国家以巩固统治，宰相则依靠皇帝的信任重用方可以安居高位。

然而，历史上的皇权和相权之间从未有过一条清楚的分界线，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也因此经常出现。

这主要表现在权力之争和政见的分歧上。

宰辅的地位过尊，权力过大，必然要引起皇帝的猜疑。

西汉第一任丞相萧何，屡遭刘邦怀疑，不得不自坏名誉以释刘邦之疑。

然而，作为宰辅，由于职权所在，又不得不处理各种政务，这就难免与皇帝发生政见上的分歧，被认为阻碍皇权的发挥。

例如，西汉丞相申屠嘉、周亚夫等，常使“上默然而沮”。

又如，武则天不通过中书门下径行下发敕书，凤阁（中书）侍郎刘祎之对武则天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这样发展下去，不但宰辅的身家性命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必然导致宰辅体制的变化。

申屠嘉、周亚夫先后蒙冤而死，刘祎之被杀，而中外朝官之制也逐渐形成，“内命”草麻，斜封墨敕，与中书门下“外命”黄敕共行。

宰辅体制由开府施政宰相制向参议辅政机构制过渡的过程，是沿着削弱宰相权力，加强君主集权的轨迹发展的。

（2）社会的发展和各种政治势力的兴衰，是促成辅政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变更宰相制度，宰相制度的演变受当时客观环境的制约。

客观环境的变化往往要求宰相制度的变化。

社会总是变化发展的，历朝都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迫使最高统治者对宰相制度进行调整。

五代十国时期，战争不断，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大增，枢密院演变为辅政机关。

为了保证军费开支，适应战争的需要，管理财政的“二司”在北宋时成为正式的宰相机构。

雍正年间，用兵西北，雍正皇帝为了削落诸王权力探密军机，设立军机处。

因此，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的背后，有着深刻
的政治经济背景与根源。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围绕着君主所形成的各种政治势力，既是君权的支持者，有时又是君权觊觎者，甚至是窃取者和颠覆者。

其间关系复杂，纵横捭阖。

由此决定了君主与这些政治势力存在着一种相互利用又相互排斥的关系。

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扞卫和扩大自身的利益，无不采取各种各样的冠冕堂皇的名义和借口，利用拉拢结盟或使用各种阴谋诡计以进行倾轧，排斥异己，制造各种政潮和政变。

而在诸种矛盾中，又以君主大权是否能保持绝对权威，抑或被分割和篡夺最为突出。

君主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不息，其焦点又多集中在辅政制度上。

君主的好恶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较量，必然会引起辅政体制的变化。

例如，西汉初期，大批功臣宿将结成的政治势力，保证了丞相、御史二府辅政体制的相对稳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功臣家族经过两三代传承，大多数已成为纨绔膏粱子弟，实际政治势力便大为削弱。

在此时，一些新起的官僚和受宠信的外戚，凭借白己的才能和裙带关系，逐渐取得了优势，辅政权也就逐步转移到他们手中。

汉武帝以后中朝控制外朝的政治局面，正是这种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

（3）统治集团对国家机器的调整，也是辅政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原有的宰辅体制往往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促使最高统治者对国家机器进行必要的调整。

例如，汉武帝刘彻时，经济繁荣，国力强大。

武帝本人又雄才大略，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内外政策发生了剧变，原有的宰辅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按照旧制，丞相一月一朝或两朝，只有在朝见时才向皇帝汇报政务，皇帝必须冠礼相见，礼仪繁琐，完全不符合武帝的性格，也不利于朝政的及时处理，尤其是对匈奴用兵，军书旁午，岂容一月一报？况且，军事机密，不容外传。

武帝首次对匈奴用兵的马邑之役，是在公卿集议的情况下制定的，结果机事不密，为边塞一尉史走漏消息，使30万大
军无功而返。

因此，武帝便委任大将军卫青侍中，由宦官直接承传军政要务，促使宰辅体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唐代中书门下有宰相多人，所有诏敕都要经各宰相依次画押。

肃宗李亨时，军务纷繁，而宰相一人值省，遇事要派人到各宰相府第依次鉴署，妨碍了政务的处理，因此出现值省宰相“代署制”。

翰林学士承旨直接受命草诏，避免了宰相合议所造成的缓误，减少了一些环节。

宋代平章军国事制度，也是在多事之秋形成的。

这说明，基于集中权力和提高统治效能的政治调整，必然会导致宰辅制度发生重要的变化。

从秦汉的三公到明清的内阁和军机处这2000多年的中枢宰辅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皇帝控制这套班子的办法是：有意识地削夺和分散宰辅的实际权力，使他们相互牵制和制约；使用品位较低的官员和亲信侍从来参与机要，在中央政务处理上构成内外相互制约的两套政令班子，并且充分利用这两套班子之间的矛盾来实现对全体臣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