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我·自我·超我--从小说人物少平、少安、高加林反观路遥的创作心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２８
作者简介：梁向阳（１９６５—），男，陕西延川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津贴，主要从事路遥、延安文艺研究；
李　欣（１９９４—），女，甘肃白银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本我·自我·超我
———从小说人物少平、少安、高加林反观路遥的创作心理
梁向阳，李　欣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人格结构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理论，该理论提出人格由三重结构组成，即本我、自我、超我。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反映了个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以及行为特点，这一特点在路遥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体现。

结合路遥的人生经历以及对其作品中孙氏兄弟和高加林人物形象塑造的解读，反观路遥在人物创作方面的心理状态，发现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和孙少安的构建与作者本我、自我、超我人格相契合。

其中，孙少安的形象构建与作者的“本我”心理状态相契合；高加林与作者的“自我”心理状态相契合；孙少平与作家的“超我”状态相契合。

关键词：人格结构理论；路遥；人物形象；创作心理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８７１（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６５－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５２／ｊ．ｃｎｋｉ．ｊｙｌｕ．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２ 路遥是地地道道陕北农民的儿子。

作为在这片土地上长大并走出去的地道陕北人，其自身便是一位征服苦难的探索者形象。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苦难的经历和体验，路遥才能把每一位苦难的征服者、探索者刻画得淋漓尽致，才能塑造出一系列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物形象，才能创作出受广大读者亲睐的文学作品。

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作为路遥笔下极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其人物的成长历程与作家不同人格结构相互映射。

笔者认为，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这三个人物形象与作者“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状态相契合。

“本我”作为最原始的动力，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需要，是奋斗的直接动因，孙少安形象便是作者在“本我”的心理下创作的人物形象；“自我”是作者调整好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在平衡“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后，创作出高加林的人物形象；“超我”是作者朝着理想的世界探索的结果，孙少平便是作者“超我”的体现。

一、孙少安———本我的现实诉求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三部
共六卷，一百多万字，全景式的描写展现了中国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５年间城乡社会生活以及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化，其小说创作的人物达近百人。

作家巴金曾说过：“一部优秀作品的标志，总能够给读者
留下一两个叫人掩卷不忘的人物形象。

”［１］
孙少安
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之一，是路遥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孙少安人物的典型性给每一位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笔者认为，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分析来看，孙少安这一人物形象是路遥对现实环境的考虑，本着现实的诉求这一心理状态下创作的，是作者“本我”状态的映射。

“本我”是人格结构中原始的部分，最直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是其组成部分。

“本我”的需求更多
的折射了一个人最为原始的生活需求［２］。

孙少安
的人物形象构建体现了路遥本我的诉求。

回顾路遥的一生都是在追求着、奋斗着，但观察他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以及生活伴侣的选择上，亦有忧思有矛盾，这种复杂的心理结构对路遥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深刻的影响。

严歌苓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作家每
　２０１９年０９月第２９卷　第５期
榆林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Ｕ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ｅｐ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９Ｎｏ．５
写一个人，都多少有着自己的影子。

孙少安作为路遥倾力塑造的对象，其身上便注入了作家自身的行为和内心的感情。

从路遥的人生经历来看，贫困的生活条件使得他对基本生活条件的渴望成为创作的原始动力。

路遥出生在陕北农村，又在农村中长大，他的童年是在饥饿苦难中度过的，他对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存状态有着清楚地了解。

从小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生活对于底层劳动人民来说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生活的艰难让他懂得能活下去才是生活最根本的保障。

孙少安的人生设置便体现了路遥“本我”状态下的写作，最为原始的生活本能和诉求在孙少安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小说中，孙少安聪明勤奋，成绩优秀，在升初中的考试中考到了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但现实生活的压力却只能让他辍学回家务农，帮着父母撑起整个家。

懂事的少安不仅没有抱怨不能读书的无奈，相反，还安慰着自己的父亲。

“诗与远方”并不是每一位贫苦农村青年都能追求的，放弃学业而选择做一位农民是少安必然的选择，也正是作者路遥对自身以及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面对现实时应当如何选择所做的思考。

这种对基本生活的渴望是路遥创作的原始动力，而孙少安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便体现了路遥的创作心理。

孙少安关于爱情的选择亦是路遥“本我”人格的体现。

无论是《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作者关于爱情的描写都透出了浓浓的悲剧情结，而这种悲剧情结的起因便跟作者的爱情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路遥一生有两段恋爱往事，北京知青林红容貌出众，有地位有能力，深深地吸引着年轻的路遥，和这样有地位又漂亮的北京知青女孩在一起是路遥的梦想，但这段恋情最终还是以路遥收到断交信而告终。

初恋的失败，还原给路遥的不仅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现实生活，更是他对于出身底层的知识青年应不应当来考虑浪漫爱情的思考。

在与林红分手后，路遥又结识了同样为北京知青的林达，并与此结婚，但婚后生活的问题也层出不穷，最终也是伤痕累累。

正如弟弟王天乐所说：“我认为，让路遥还是先离婚，不要再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

找一个陕北女孩，不识字最好，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

”［３］家境、生活、社会地位的不同，是路遥感情道路上不可不忽视的因素，或许像王天乐所说的，对于农村出生的路遥，一个目不识字，朴素能干的陕北女孩才是适合他的。

两段感情的失败，带给路遥的是对农村知识青年感情的深刻反思。

体现在作品上，路遥在关于孙少安的爱情描写上，便是以一个农村青年的现实处境为考虑因素，作者在创作的心理上是本着现实的诉求，解决最基本的现实需要。

在孙少安的爱情道路上，田润叶是他从来也没想过要发展为爱情的对象，以致文中写到“当润叶主动将感情坦白时，他惊呆了”，“门当户对的观念使他不敢去爱”。

当贺秀莲不嫌他穷，只图他人的时候，他们便很快结婚。

这里便可以看到，对于孙少安来说，爱情在他心里并不是必须的，对于家庭烂包的他，能够和他共同撑起家庭的重担，能够成为他劳动上的得力帮手，才是他对于伴侣的选择条件。

孙少安并没有选择有文化有知识的田润叶，而选择了没文化不识字的贺秀莲，除了路遥对自己爱情经历的反思外，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本我意识下的本能选择。

路遥是忠于现实的，他知道对于孙少安来说，理想爱情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在创作孙少安这一人物时便毫不犹豫地倾向于最为原始的生活追求。

孙少安放弃了求学而选择务农，放弃了田润叶而选择了贺秀莲，与其说这是孙少安的人生选择，不如说这是路遥对自己人生道路的一种设想，北京知青是他的理想爱情对象，那么，如果当初自己没有选择继续读书，如果当时没有遇到正好下乡的北京知青，那么人生的道路又会怎样呢？孙少安的人生一定程度上是作家路遥对自身现实人生的设想，是作者本我状态下的创作结果。

二、高家林———自我的现实平衡
“自我”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中间层，主要是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遵循着现实的原则。

对于路遥来说，生存和理想之间的矛盾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所以寻找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平衡关系是他思考的目标。

高加林便是路遥平衡现实与理想两者之间的矛盾后创作的人物形象，高加林的人生观体现了路遥对青年人生观的思考，高加林人物的设置，体现了路遥在寻求现实与理想平衡的自我人格结构。

这种自我的平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作者关于农村知识青年道路选择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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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中；其次体现在对爱情选择上的矛盾平衡。

关于农村青年的道路选择问题是路遥一直思考的问题，这跟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路遥的人生道路既是坎坷的也是幸运的：九岁过继以后，养父母靠着乞讨供他上学，本来能够脱离农村进入城镇成为一个“公家人”，但文革的爆发，升学的毫无指望，使得他在１９６９年又回到了封闭而又贫困的老家郭家沟村当起了农民，仕途的无望带给了他太多的痛苦。

在农村这一阶段，他做过各种临时性的工作，包括在农村小学中当教师。

直到１９７３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在大学毕业后，任职《陕西文艺》编辑，来到了充满生气与机会的西安工作。

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对农村青年路遥构成了双重的刺激，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

这一经历也促使路遥思考着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农村知识青年应当如何选择。

路遥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这样说过，从农村到城市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明显的影响到他的创作活动，也是他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种种感受，并在他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４］。

这种思想的复杂性，体现在高加林的身上，便构成了他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又回到土地的平衡结构。

回乡务农和在城里工作是高加林不断选择的结果，更是路遥自我人格里平衡选择的体现。

爱情选择上的矛盾亦是路遥思考的问题。

对于陕北青年路遥来说，北京知青见多识广，多才多艺，有能力有文化，自然在情感的选择上把北京知青作为自己执着追求的理想恋爱对象，不管是与初恋林红还是后来结婚的林达，路遥的感情并不圆满，知青在路遥的感情上的深刻影响，使得他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的情感复杂又矛盾。

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路遥矛盾心理的反映。

高加林的婚恋是作者将现实与理想平衡后的结果。

小说塑造的高加林与农村姑娘刘巧珍以及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发展的主要矛盾，在高加林人生失意时，接受了给他最单纯质朴爱的善良姑娘巧珍，而在他人生再次得志后，却抛弃了巧珍转而追求黄亚萍。

但对于高加林究竟跟谁更适合，最后究竟情归何处，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

在路遥的心里，黄亚萍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符合他对女性的期待。

黄亚萍更近乎于高加林的初恋，他们高中时期的经历弥足珍贵。

在黄亚萍的身上，有着一切高加林想要的东西，更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但是他们究竟合不合适，路遥在作品中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虽然他们有着很多的相同爱好，但更有着致命的排他因素，家庭的强烈对比，性格的显著差异，是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导致两个人的分离。

高加林对于爱情的艰难选择是路遥创作心理的表现，高加林跟农村姑娘刘巧珍以及城市姑娘黄亚萍感情的发展是路遥自我人格调和的结果。

黄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所隐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醒我们，从虚无中诞生的自我的合理边界在哪里？回应这一问题的是路遥的《人生》。

”［５］黄平在这里是将高加林看做一位从虚无中创作出来的新人形象，高加林的自我观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路遥的自我观。

“不可否认路遥在处理高加林人生道路的选择时，的确包含了‘自我’以及‘合理利己主义’的思考”［６］。

路遥的创作心理是高加林思想的源头，高加林的自我思考便代表了路遥自我的思考。

三、孙少平———超我的理想设置
“超我”在人格结构中的最高层，超我是从压抑本能要求进化而来，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道德良知和人格理想的部分。

它抑制本我，监控自我，追求完美的境界。

道德良知和自我理想是“超我”的概念组成部分。

道德良知控制自我接受社会道德准则行事，以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自我理想指自我渴望达成的成就目标，个体以超我所认同的对象为榜样，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路遥笔下孙少平这一人物便是路遥超我人格的理想化人物。

孙少平可以说是整部作品精神的代表，他代表着年轻时的孙少安，年轻时的田福军，一代又一代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更代表着路遥自我的理想。

孙少平是路遥超我人格状态的显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传统道德层面上，现实中路遥的过继之痛，使得他内心深处渴望亲情，渴望关爱，这体现在孙少平对待父母的孝上；社会生活方面，从小的艰苦生活使得他对理想生活深深地向往，这体现在孙少平对理想爱情的追求。

路遥出生于贫苦的家庭，父母需要养育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为了生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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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向阳，李　欣：本我·自我·超我———从小说人物少平、少安、高加林反观路遥的创作心理
九岁的路遥过继给了伯父抚养。

厚夫在《路遥传》中对路遥“顶门”有着详细的描写，文中写到“王玉宽继续认真做着‘走亲戚’的游戏。

……九岁的卫儿心知肚明，父亲是在撒谎，要偷偷溜走，把自己‘卖’给大伯为儿。

这本来是个撕心裂肺的情景，懂事的卫儿却装着答应了父亲的‘谎话’，把眼泪咽到肚子里”［７］。

“现代心理学认为，五到七岁是人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的心理积淀将形成一种定势，成为影响个体性格和行为特征的重要因素。

幼年时期的人生变故，对于路遥敏感心灵的形成，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８］。

亲情的缺乏却也成为路遥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将这种美好的亲情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是作者心理的暗示。

小说中，孙少平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尊重和理解父母。

上学期间，为了能让父母少点劳累，曾想着辍学回家帮忙；后来出来工作，宁愿自己挨饿受苦，也省吃俭用将钱寄给父母；无论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都会询问父亲的意见。

他从来不抱怨这个贫苦的家庭，相反，他很感谢父母所给他的一切。

这种对父母的理解和牵挂，对父母无限的爱是路遥对亲情最为理想化的表达，现实中的亲情缺失成就了小说中的温情叙事。

路遥对爱情的理想化追求也成为他超我人格的最浪漫色彩的展现。

北京知青林红满足了路遥对女性的幻想，这段恋情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现实的爱情悲剧更加深了他对于理想化爱情的追求。

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故事便是作者理想爱情的宣泄。

路遥在写这段爱情时，更侧重的是男女主人公在精神上的契合。

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超越了社会阶层的差异，超越了物质条件的差距，他们是两个独立灵魂之间的相投，真正实现了精神与人格的平等和统一。

这也是路遥最渴望最钟情的爱情，现实中没有得到，那么在小说中，便可以得到情感的满足与精神上的补偿。

而田晓霞的突然离世，更像是路遥对自己那段美丽爱情的眷顾，这段最完美的爱情永远活在了孙少平的心中，更活在路遥的心中。

这种打破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又是合乎道德良知的，孙少平的爱情是路遥精神的补充与需要，更是作者超我人格所表现的理想化爱情。

通过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引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路遥与作品人物之间的关系，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这三个人物形象的构建更像是路遥在反省自我价值以及以此思考大多数人的命运后的意义赋予。

这三个人物各自命运的书写是路遥对个人与现实以及理想关系的深刻思考，但路遥终究没有寻求到三者的和谐关系，有论者也认为路遥缺少“一个反省式的关于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判断”［９］，正是路遥的这种“缺少”，以至于作品中的人物呈现出了趋于保守的结局。

《平凡的世界》的扉页作者也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１０］，路遥通过陕北地区个人和社会的变化来反映出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但是对于人物构建和思考有着主观的认知，在客观层面还需一些反省。

在《人生》中，作者引用了柳青的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１１］孙氏兄弟和高加林身上都有着路遥的影子，路遥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理解都反映在了他们身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代表着一路艰难行走的路遥，他将自己对人生、对生活的感受尽数表现其中。

四、结语
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是路遥思想诉诸作品最完美的诠释，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诠释作者的创作心理，路遥的追求与成功，他的忧思与矛盾，都同他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孙少安人物形象是路遥本我人格的体现，是对现实的诉求的考虑，他代表着路遥对“人的原始追求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思考；高加林人物形象是作者自我人格的体现，是作者对现实与理想的深刻思考，他代表着路遥对“现实与理想如何平衡”的思考；孙少平的人物形象代表着路遥的理想目标，是路遥对“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的思考，是超我人格的代表。

这三位小说人物，是路遥对个人、自我以及命运的独特思考，有对理想与现实，挫折与追求、劳动与爱情的思考。

通过这些小说人物，更让我们相信，在这平凡的世界里，一群普通的人，演绎着不同的人生，虽然有着诸多的无奈与痛苦，但只要不断追求，不断奋斗，平凡的人生也可以演奏出不平凡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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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巴金．祝贺与希望［Ｎ］．文艺报，１９８２：１２．
［２］张良丛．２０世纪精神分析批评话语研究［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２．
［３］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Ｍ］／／马一夫，厚夫，宋学成．路遥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３６．
［４］路遥．路遥文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４２７．
［５］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虚无———从“潘晓讨论”到“高加林难题”［Ｊ］．文艺研究，２０１７（９）．［６］陈梦秋．论路遥作品中的自我意识［Ｄ］．延安：延安大学，２０１８．［７］［８］厚夫．路遥传［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９］贺桂梅．路遥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展开重读路遥［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５．［１０］路遥．平凡的世界［Ｍ］．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１１］路遥．人生［Ｍ］．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３．
（责任编辑：李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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