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疏证介绍
尚书今古文疏证

尚书今古文疏证
《尚书》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的一部重要经典之一,被视为是古代史书的始祖,其中的今古文疏证是对尚书里面的文字和内容进行疏通、解释和证明的工作。
今古文疏证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尚书文本的考察和解读,揭示其真实的意义和背后的历史真相。
尚书的内容丰富多样,包括了帝王的命令、政令、治国方略、历史事件等等,而这些内容往往需要经过疏证才能得到更加准确和完整的理解。
今古文疏证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文献考证,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史书中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和比较,来确定尚书中的某个文字或者事件的准确含义。
其次是古文字解,因为尚书是古代文献,里面很多文字和用法已经不常见,因此需要对这些古文字进行解释和阐释。
第三是历史背景考察,因为尚书是古代历史的产物,所以对尚书中的内容进行解读和理解时需要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环境。
最后是逻辑推理和分析,通过对尚书中的逻辑关系和句子结构进行推理和分析,来揭示其含义和论证逻辑。
尚书今古文疏证的工作是对尚书文本的深入研究和解读,是历史学、文学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相互融合的结果。
通过今古文疏证的工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尚书中的文字和内容,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想,对于深入研究和了解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清初经典考据下的学理之辩——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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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未抉发阎氏之主观著述动机.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证»之主观动机,认为“在纯考证的兴趣之外,百诗也
作者简介:王新杰(
1994—),男,湖北黄冈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上 饶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2021(第 4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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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层哲学的动机”[4].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
非为伪.毛奇龄考 辨 的 严 谨 性 和 说 服 力 姑 置 不 论,
但以其不遗余力为«古 文 尚 书»及 “虞 廷 心 传”辩 护,
«古文尚书»说成是“从朱子引而伸之”以回应他人之
非难.对 于 自 己 的 考 据 可 能 导 致 的 孔、孟、程、朱 道
理,义理无疵,则文词不害.其为异如大禹谟人心道
在«尚书古文疏证»中,尊 朱 之 意 更 是 昭 然 可 见. 其
曾多次表露 心 迹,明 确 体 现 尊 朱 立 场 [19]7-8 .«尚 书
者亦复不少”之情势时乃感到“意不自安”,于是申辩
道:“吾为此书不过从朱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耳,
初何敢显背紫阳 以 蹈 大 不 韪 之 罪?”又 说:“孔 子 者,
第 41 卷第 2 期
上 饶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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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经典考据下的学理之辩
———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中心
王新杰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心之言,此岂其三代以下可伪为者哉?”[19]1179 另一位
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一百一

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一百一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一百一何焱林阎文第一百一言蔡仲之命周公致辟于管叔本王肃金縢辟字解郑夹漈谓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余亦谓今文明则古文如指诸掌。
其相关合,尤在金縢蔡仲之命二篇。
金縢为千载以来儒者聚颂,今亦渐次涣释。
独难处则罪人斯得一语,以为如流言出管蔡谓之罪人邪,何不立归公,且鸱鸮诗既取我子,分明管蔡已陷于死,公痛其兄之词。
如此,上文辟将又作刑,居东又作东征。
近读郝氏敬辨解云,其居东二年何也。
王疑久未释也。
则罪人斯得,谓管叔始服辜也。
公初至东,管叔谋阻而不肯改步。
明年将以殷叛,成王觉,使人执而杀之,故曰罪人斯得。
罪人即管叔也。
不曰讨而曰得,不用师以计得也。
谁得之,王与二公得之。
公不知乎,曰不知也。
公居东叔叛,王疑公党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为叔请,进无以白于王,退无以解于兄,管叔所以蓦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沉痛,不能伸一臂之力于后,公知而乃作鸱鸮之诗贻王也。
鸱鸮见豳风。
然史不称叔称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
孟子,管叔以殷叛,朝廷以叛杀罪人,非以流言杀叔也。
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
何以知王不悟?得鸱鸮之诗犹不悔也,欲诮让公而未敢耳。
如王以流言杀叔,自知公无罪矣,何待风雷启金縢然后悟耶?惟上不悟,故杀叔不以流言,以叛也。
以叛为罪,则以流言为忠。
以叛为罪,知叔之当讨。
以流言为忠,不察公之无辜甚矣,成王之蔽于谗也。
盖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东久,管叔既以叛诛,而王尚不悟之即叔也。
使元宰淹恤在外,故史臣记罪人斯得于公居东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冤,即诗云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之意。
世儒不达,误谓公以流言杀叔,嗟夫,古人立木求谤,闻谤动色,即非圣人,况口舌风闻,杀兄自明,视管叔所为,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也。
或曰何据而知非公得耶?曰公得必以师,是世儒所谓东征也。
时成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师则必请,请则王必不从,不请独行则王愈疑。
人谓己不利,而又专制兴师,是救焚益薪也。
古文尚书疏证的研究方法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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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疏证的研究方法和成就古文尚书疏证是研究古代尚书文献的一种方法,通过对古文尚书的研究和分析,以及对相关史料和文献的考证,旨在还原古代尚书的真实面貌,揭示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古文尚书疏证在中国古代文献学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和方法论。
古文尚书疏证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古文尚书的文本进行考辨。
古文尚书作为经典文献,其传承和流传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经过了多次手抄、刊刻和整理。
因此,对于古文尚书的文本进行考辨,是研究者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通过比较各个版本的异同之处,分析其中的脱漏、增补和改动等问题,可以还原出古文尚书最原始的面貌。
其次,对古文尚书的语言文字进行解读。
古文尚书的语言文字与现代汉语有着较大的差异,需要通过对其词汇、语法和用法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和表达方式。
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风俗和思想观念等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古文尚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意义。
第三,对古文尚书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
古文尚书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因此,在研究古文尚书时,需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入了解和考察,以便更好地把握其中的脉络和内涵。
第四,对古文尚书的相关史料和文献进行考证。
古文尚书的研究离不开对相关史料和文献的考证。
通过对其他历史文献、典籍和碑铭等资料的比对和分析,可以验证古文尚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和事件是否属实,从而进一步证实或修正古文尚书的内容。
古文尚书疏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了显著成就。
通过对古文尚书的研究和分析,研究者们不仅还原了古代尚书的真实面貌,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和价值观念,而且还为后世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素材和方法论。
在古代文献学领域,古文尚书疏证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为后世学者开辟了一条通往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宝库的道路。
总之,古文尚书疏证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古文尚书的考辨、解读、考察和考证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可以还原出其真实面貌,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价值观念。
完整“尚书”原文及解释,第20篇至第28篇,儒家经典核心之一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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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尚书”原文及解释,第20篇至第28篇,儒家经典核心之一收藏!《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由伏生传下来。
考证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上”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
刘起釪的《尚书学史》认为《尚书》作为书名是汉代的事。
《尚书正义》说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
”马王堆帛书易《要》篇,孔子就是称《书》为《尚书》的。
“《要》篇中正是孔子称《尚书》,所以《书》纬和郑玄之说不为无本。
这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
”[1]《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
但这些散文,用某代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李学勤先生指出:“《尚书》本为古代《历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
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传统观点认为: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
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
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尚书·大禹谟》记载十六个字的中华心法,其内容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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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代焚书坑儒的时候,《尚书》是重要的被禁对象。
秦以后主要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秦博士伏生藏在家中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它使用的是秦汉文字。
还有一个稍微晚一些在孔子旧宅里发现的《古文尚书》,使用的是先秦文字。
《古文尚书》在当时交给了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等于是还给孔家。
《今文尚书》的不完整版本是33篇,《古文尚书》的篇数(包括《今文尚书》在内)一共58篇。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尚书》(《今文尚书》)是五经之一。
中央政权请伏生去讲授《尚书》,当时他岁数很大了,已经走不动。
后派遣晁错向伏生请教。
伏生传授原本只有《尚书大传》而没有成文的章句类教材。
所以晁错奉诏“往读”以及伏生“使其女传言教错”者,实为草就一部“属读”章句的教材。
“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是说晁错传本“师说”解读质量较差。
因此,在《今文尚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博士之后,晁错的传授就此被取代。
孔安国曾经两次献书。
在《古文尚书》文献被挖出交还到其手中后,他将原本献上,被收藏在给皇家藏书的书库。
这是第一次献书。
他自己留了一个抄本。
在此基础上对文献内容进行整理,并写出注解《古文尚书》的“孔氏传”。
按照孔安国的叙述,汉武帝是准备在孔安国作传以后将《古文尚书》立为学官的。
但他作传完成后第二次献书时,正好赶上巫蛊之祸,当时朝野大乱,汉武帝无暇顾及此事。
刘歆在晚些时候注意到《古文尚书》以及《左传》等“古文”经典的重要性,曾建议皇帝将这些书也立为博士。
受到今文博士几乎没有道理的排斥,他们拒绝认可《古文尚书》。
从汉武帝时候起的西汉许多朝代中,五经博士教出的学生里官至丞相的就有十来个,其他官员更是多不胜数。
这些人成了官场中的重要势力。
经学成为当时人牟取利禄的重要资源,这是今文博士排斥古文经的重要原因。
到王莽时期,刘歆地位提高了,《古文尚书》、《左传》等古文经才立为学官。
但到东汉就很快被废掉。
东汉时又出现另一个《尚书》版本,由贾逵、马融、郑玄等人注解,也叫《古文尚书》。
《尚书》异文疏证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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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異文疏證四則雷燮仁“女毋翕侮成人”與“汝無侮老成人”《盤庚》云: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漢石經作“女毋翕侮成人”,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不少古寫本同唐石經,但流行刊本皆作“汝無侮老成人”。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以唐石經為底本,以“老侮成人”為正。
其主要依據是孔穎達疏所引鄭玄注的一段話:“老、弱,皆輕忽之意也。
”謂:“以‘老’與下句‘弱’對舉,顯見鄭本亦‘老’在‘侮’上。
可見今文、古文、偽古文語序皆如此,故據以乙正。
”又謂“老侮成人”即“見老人而輕忽之”。
在注釋“無弱孤有幼”句時又說:“‘老侮’與‘弱孤’為結構相同的動詞。
”“弱孤”的弱字,洪適《隸釋》所載漢石經作“流”。
馮登府《漢石經考異》認為“流”、“弱”音近通假。
但“流”古音來紐幽部,“弱”古音日紐葉部,聲紐、韻部都頗有差距。
吳汝綸《尚書故》則認為洪適所見漢石經本假與“溺”音義皆同的“”為“溺”,因形近而被誤認為“流”。
兩說根據都不充足,只能闕疑待考。
王引之《經義述聞》云:“無弱孤有幼”,鄭玄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
”某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
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王氏鳳喈《尚書後案》曰:“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
經意謂無老侮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
鄭注是,偽孔非也。
”引之謹案:王說是也。
某氏傳以孤有幼連讀,殊為不詞。
當以弱孤憑讀,言以為孤弱而輕忽之也。
孤之言寡也。
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
”杜注曰:“寡,弱也。
”昭二十七年《傳》:“專禍楚國,弱寡王室。
”弱寡,猶孤弱也。
《史記·南越傳》:“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
”亦以弱孤連文。
1據王說,“弱孤”是名詞用為動詞。
而“老侮”的“侮”顯係輕慢之義。
《廣雅·釋詁三》:“侮,輕也。
”《禮記·曲禮上》“不侵侮”陸德明《釋文》:“侮,輕慢也。
”但“老”有輕忽之義,則頗為費解,至今未見學者舉出古書中的同類例證。
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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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六十二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六十二何焱林阎文第六十二言周官从汉百官公卿表来不合周礼周礼真圣人之书,其犹有疑焉者,亦不尽在烦文碎节,而在一二大端处,如封公以方五百里,递而降之,男百里,则不合于孟子。
止载冢宰以下六卿职掌,而不上及太师、太傅、公、孤等官,则不合于书周官篇。
不知不合于孟子诚属可疑,不合于书周官篇盖无足疑也。
周官篇其自汉书百官公卿表来乎。
表云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
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
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
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
记曰三公无官。
言有其人然后充之。
以此运为中一段。
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
殷二百,周三百。
文王世子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
又运为首一段及中。
或曰,然则太师,太傅等,竟无复有是官与?余曰是何言哉!箕子父师,即太师也。
比干少师,乃孤卿之首,见今文书。
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见史记。
降至周,太公为太师;太公罢,周公由太傅迁太师。
周公薨,毕公继之。
若召公,则终身焉官太保。
皆斑斑可考,安得谓之无是官与?或曰,然则曷不载周礼?余曰,古者三公多系兼官,惟六卿是实职。
周礼盖载其实职者也。
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职之所及,亦莫或遗,安得以不冠诸首,而谓周礼非成书与?又安得以晚出书旁求汉表,而忘其所自出与?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制,各不相蒙,西汉三公,则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
丙吉为丞相,道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问之,曰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此。
自谓其丞相为三公耳。
与太师太傅太保之三公了不相涉。
伪作周官者不通西汉时三公,而妄以太师太傅太保当之,曰惟兹三公,燮理阴阳,失之远矣!又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名,与其职任不得相混。
窃以唐虞时四岳自官名,百揆非官名也。
盖其官以揆度百事为职任,必欲认以为名,则非。
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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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诂《尚书今古文疏证》何焱林清孙星衍宗阎若璩,著《尚书今古文疏证》,其立名即效颦宗师,十分费解。
意若曰《尚书》之今文与古文之疏证?杜林之今古文《尚书》疏证?“今古文”为生造词,其前其后无人再用。
《今文尚书》,《古文尚书》或《尚书古文》之称,始自孔安国献《书》。
《今文尚书》传自伏生,入汉后用汉隶写成,故称。
自孔壁出之《尚书》,为古文字写成,虽安国隶定上献,转写成今文,为与伏《书》区别,称《古文尚书》或《尚书古文》。
先秦典籍唯《尚书》有今、古文之分。
孔安国《书》上献后奉命作传,传成上献,会国有巫蛊事,未立于学官。
伏生《书》经夏侯胜、夏侯建叔姪及欧阳和伯传注,于西汉宣帝时立于学官。
今文经学,不只其书用今文写成,更因其以谶纬说经,东汉尤重谶纬之学,桓君山因反对图谶,几遭光武杀害。
《今文尚书》三家学中,欧阳学东汉炙盛。
孔安国所传《尚书》,为章句朴学,不以谶纬说经,虽以今文传述,两汉高层不喜,未立于学官。
《后汉书·贾逵传》:“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
”《左氏》即《春秋左氏传》,《谷梁》即《春秋谷梁传》,虽有师说,左氏、谷梁不以图谶说经,虽光武奋独见之明,终不立二传于学,两汉立学以谶纬为取舍。
三家以谶纬说经之伏生《书》,称今文《尚书》,其学称《尚书》今文学;孔安国朴学说经之孔壁书,称《古文尚书》,其学称《尚书》古文学。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序》:“孔壁所出古文,献自安国,汉人谓之'逸十六篇’,后汉卫宏、杜林、贾逵、许氏慎皆为其学,未有注释。
”“马、郑注则本卫宏、贾逵孔壁古文说” “而经、文并亡于晋永嘉之乱。
”孙星衍作了概念偷换,汉人称孔安国所献壁《书》为《古文尚书》或《尚书古文》,不称“逸十六篇”。
《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万献初:《尚书》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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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献初:《尚书》概说清·张之洞《书目答问》:“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曾国藩:“读书以训诂为本”。
《尚书》文字古奥,佶屈聱牙,需要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才能读懂经文,进而阐发义理。
章太炎《菿汉微言》:“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
制割大理,不过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
《尚书》号称“王者之学”,先从小学入经,求是求真;再阐发义理,通经致用。
《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战国时期总称《书》,孔安国传解释为“上古之书”,故称《尚书》。
汉代《尚书》成为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
“书”原是纪录的意思,書,就是手(又)持毛笔写字(聿-書)。
许慎《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書’”。
元吳澄《書纂言》:“ 者,史之所记录也,从聿从者。
聿,古筆字,以筆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書,者,谐声。
”大约初时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记录案而已,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
一、《尚书》体裁、编排与内容《尚书》是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
所载内容都与政事有关,是上古的政事史料汇编。
《荀子·劝学篇》:“《书》者,政事之纪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即论“王道”的书。
《尚书》的基本内容,是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作者是史官。
我国“史官文化”很发达,上古就设专门的史官记录君王的言行。
《礼记·玉藻》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即所谓“右史记言,左史记事”。
《说文·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甲骨文作《尚书》概说粹一0一,象手持文件袋(中)的史官形。
有关《尚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可能在先秦就已有了定本。
传说孔子曾经编纂过《尚书》,但这个说法不可靠。
一般认为,流传至今的《尚书》多为伪书,较为可靠的是其中汉代伏生所传的28篇。
尚书今古文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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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今古文注疏
《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清代学者孙星衍所作的重要尚书研究著作。
孙星衍认为今古文之说不能合一,故此书分别疏注今古文,“毛、郑异义,各如其说以疏之”。
因为只疏今文28篇与泰誓篇,而不注伪
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所以内容可靠。
此书材料来源,遍采自汉至唐涉及《尚书》的各种著作,兼采清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治《尚书》的著作,而不取宋、明诸家之注。
其体例,是自作注又自作疏,注文简括明显,疏文才加详,疏出注文来历,加以引申,组织严密。
孙氏著书历22年,成于嘉庆二十年(1815),共30卷。
书成后颇受重视,光绪年间王懿荣曾奏请立于学官。
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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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十三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十三何焱林阎文第十四:言孟子引今文与今合引古文与今不合书有今文古文,此自西汉时始然,孟子时固无有也,无有则同一百篇而已矣,何孟子引今文书,由今校之辞既相符义亦脗合,及其引古文书若泰誓上,泰誓中,武成,辞既不同,而句读随异,义亦不同,而甚至违反,试为道破,真有令人失笑者焉。
孟子引今文者六,时日害丧二句一,若保赤子二,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三,二十有八载五句四,杀越人于货三句五,享多仪四句六,惟窜三苗窜作杀,罔不譈上有凡民二字,然许氏说文引周书正作凡民罔不憝,亦可证非孟子自增之也。
至天降下民为书辞,玩其文义似应至武王耻之止,今截止曷敢有越厥志。
赵歧读其助上帝宠之为句,四方字属下,今以宠之四方为句,有罪无罪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
是书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
有攸不惟臣一段截去首句,东征上增肆予二字,绥厥士女下复出惟其士女,绍我周王见休一句变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动二句,其不同至如此,然犹可言也。
若义理之抵捂,叙义之错杂,则未有如前所论王曰无畏一节者也。
岂孟子逆知百余年后书分今文古文,而于古文特多所改窜?抑孟子当日引书原未尝改窜,故今以真书校之祇觉其合,而晚作伪书者必须多方改窜以与己一类,而不顾后有以孟子校者之不合,即此又一大破绽也。
按朱子云当时伏生是济南人,晁错颖川人,止得于其女口授,有不晓其言以意属读,此载在史者。
然而传记所引,却与尚书所载又无不同,又云今观孟子??引享多仪出自洛诰却无差,则可证孟子引书原未尝改窜之说。
又按冯班定远常熟钱氏之门人也,颜注伏生传晁错往受书事,引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为妄,艺文志尚书经二十九卷伏生所传者,又志秦燔书禁学,伏生独壁藏之。
汉兴,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传明矣,儒林传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传从兄子建,则是欧阳夏侯二家,汉人列于学官者,自是伏生亲传,非晁错所受之本明矣。
《尚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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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简介《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
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
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
《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
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
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总数约2500枚。
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
此次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引发关注,其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也可能是项羽火烧咸阳造成流失,亦或秦二世之后战乱流失。
虽然始皇的法治与"诗书"中的"王道"治国有偏差,以始皇的明睿不可能做毁灭文化之暴举,咸阳应存有"诗书"的正本,所谓"焚书坑儒"不过是政治需要,雷声大雨点小。
不能望文生义为"焚掉所有书籍,坑杀所有儒生"。
历史有待验证,此处不可偏信偏听,特此注解),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
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
尚书古文疏证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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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文疏证国学尚书古文疏证国学尚书古文疏证一共八卷。
阎若璩清(1636—1704)撰。
若瑰宁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迁居江苏谁安。
下面店铺为大家整理推荐了尚书古文疏证,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尚书古文疏证国学》内容提要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别号潜丘居士,祖籍太原,寄籍山阳。
康熙中应博学鸿词科,报罢,为尚书徐乾学延为上客,与修《一统志》。
生平博通经史,尤精考证,著述繁富。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所列第一人即为阎氏。
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的真伪问题,乃中世纪经学史的一大公案。
宋代吴械始疑其伪。
朱熹虽也有怀疑,但由他集大成的理学,在哲理上据以为孔门原教旨的十六字,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便出自东晋古文的《大禹谟》。
元、明时朱子学已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若证明包括《大禹谟》在内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都是两汉人未见的伪作,势必危及帝国的统治学说。
因而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虽明斥古文《书》、《传》均属伪作,只是私议而已。
至清初,阎若璩用了巨大精力,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进行考证,开始全面地证伪,并开始逐一揭露其来源。
“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共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证据,将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认为《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伪。
成书半帙,就得到黄宗羲的肯定;尚未刊行,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与之驳辩,但亦“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于是这部《尚书古文疏证》的声名大噪。
加以阎氏晚年,曾受时为皇四子的雍正帝的礼遇,更使其考证备受学者注目。
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山者惠栋继作《古文尚书考》,以后王鸣盛、段玉裁等又续有考证。
至丁晏《尚书馀论》,更证明古文《书》《传》的始作伪者是王肃,于是伪古文《书》《传》遂成定谳。
因而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被论者称作“祛千古之大疑”。
黄宗羲、纪昀、钱大昕、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皆以为伪古文《尚书》的定案实归功于阎若璩,汪中认为阎氏《疏证》是“千余年不传之绝学”。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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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师培 : 清儒得失 论》 中国人 民大 学出版 社 ,04年 , 《 , 20
第 2 3页 。 6
② 考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 乾隆 乙丑 眷西堂刻 印本 即作 ,
、
阎若璩的学术成就 :
此名 , 且此刻 本有 黄 宗羲 序 , : 淮 海 阎 百诗 寄 《 云 “ 尚书 古 文疏 证》 方成 四卷 , 属余 序之 。又 有阎若 璩子 阎咏序 , “ 大人 征 谓 家 君先生著 《 尚书古文疏证》 若干卷 ” 云云。还有其孙 阎学林序 , 称 “ 隆乙丑之秋 , 《 乾 刻 尚书古文疏证》 ” 。再检视其它丛书 , 皇 清 如《 经解 续编》 , 渊阁四库全 书本 , 本 文 亦作《 尚书古文疏证》 。故 《 四
库全 书总 目》 《 、 清史 稿 ・ 阎若璩 传 》 张 之洞 《 目答 问》 《 、 书 、 辞 海》《 、 辞源》 著录之 《 文 尚书疏证 》 古 实误 。曹海东 《 阎若 璩 ( 尚 书古 文疏 证 ) 名称 之误 》 载 《 籍整 理研 究 学 刊》 9 9年 第 1 ( 古 18
幕, 清代 汉学公推其 为典 范之作 。顾炎 武虽 在实证 考据 之学取得 了一些 实 际的成绩 , 但真 正取 得更 为 显赫 的成绩并在经学考据学技术层 面建立一套完善 的、 可操 作的规范及可仿效 的方法 的 , 非阎若璩莫 则
属。 ②
一
很少有人能读这 部《 文 尚书》 古 。孔 安国整理 的《 古
学, “ 立 五经博 士” 宣帝 时每经 都分数 家立官 , 立 , 共 十四博 士 , 每一博 士各有 弟子 若干 人 , 自此 , 经学 有 家派之分 , 子各 有 家 门。武 帝末 , 恭 王坏 孔 子 弟 鲁
真伪泰誓之辨——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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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伪泰誓之辨——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五十五真伪泰誓之辨——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五十五何焱林阎文第五十五言伪泰誓明两载汉志,今仍与之同余向谓作伪书譬如说谎,虽极意弥缝,信人之听闻,然苟精心查之,亦未有不露破绽处。
不独墨子所引三语也,今且见汉书矣。
汉刑法志引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魏晋间作书者似以此为逸书之文,于泰誓中篇微易其文窜入之,曰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不知郊祀志明云,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颜注:今文泰誓周书也。
盖伪泰誓唐代尚存,故师古得以知之。
今将以伪泰誓足信乎,不应为晚出书遂废。
以伪泰誓不足信乎,又不应晚出书复与之同。
盖魏晋间此人正鄙薄伪《泰誓》,不加熟习,故不觉己之所撰釐革之未尽耳。
按:宁都魏禧冰叔著左传经世编,亦有分明现露破绽之论。
是襄公三十年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
叔子曰此舆人,如今一二无赖秀才出没头帖,称两学公约者。
名假舆人,却口中便露出造谤人本色。
细看他襦衣冠,伍田畴,只是平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内耳。
又如管蔡流言而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孺子二字明明露出叔父口语,余谓叔子只缘今文书有周公称孺子七,遂认孺子之称为真叔父之于兄子也者,不知古人称人多以年,年长则叟之,年幼则孺子之,初不计其爵,亦见古人质处。
礼记天子未出丧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郑氏注为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
故晋有小子侯。
以此礼律成王,正当丧之日,其称尤属不易。
岂得偏疑自叔父。
且周公曰冲子,曰小子,与孺子何异?而召公不尝亦称冲子乎?岂叔父乎?通鉴平帝崩,王莽立宣帝玄孙婴年二岁者,号曰孺子婴,岂莽亦叔父乎?凡著一书,必明于古人名物训故,而后可以号通识。
今叔子经解若此,岂得谓其地素通古学哉?又按伪泰誓仍有釐革未尽者,曰自绝于天,见史记周本纪,汉书谷永传,汉纪孝昭皇帝纪;曰以悦妇人,见汉书礼乐志。
又按:汉书平当传,当上书引书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
《古文尚书疏证》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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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文疏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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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文疏证介绍尚书古文疏证八卷。
阎若璩清(1636—1704)撰。
若瑰宁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迁居江苏谁安。
以下是店铺为你精心整理的尚书古文疏证介绍,希望你喜欢。
尚书古文疏证简介《尚书》,“尚”即“上”,“书”即史官所记之史,《尚书》之名起于汉,《孔安国悄书传》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
经孔于编定,原书有一百篇。
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就是《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两种。
古文即指先秦时代六国的古文字,与汉朝的隶书(即今文)相对。
现在通行的《十二经注疏》本《尚书》五十八篇,就是《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在本书巾被分割成二十三篇)与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并加上假托孔安国名义的自序所组成的。
尚书古文疏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国朝阎若璩撰。
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
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
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
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
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
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
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
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
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
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
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
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
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
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续成。
若璩没後,传写佚其第三卷。
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
编次先後,亦未归条理。
盖犹草创之本。
其中偶尔未核者,如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於永嘉之乱,则殊不然。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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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作者:范立舟臧俊改来源:《人文杂志》2011年第03期内容提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
其学术成就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考据学所能企及的上限,开创了清代辨伪疑经之风气。
促成清代学术的转向,底定了朴学压倒理学,汉学取代宋学的学术趋向。
阎若璩所实践的学术样式,所标定的学术规格,是一种明晰的汉学家法,认为考据是学术的基本尺度,经学不在于义理之醇正而在于文献考据之正误得失。
关键词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汉学宋学思想史〔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3-0129-刘师培在《清儒得失论》中说,“考证之学发原顺治、康熙间,自顾炎武、张尔岐艰贞忧愤,一意孤行,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与顾、张并世者,有阎若璩、胡渭、毛奇龄。
阎辩伪书,胡精水地,毛辟紫阳,虽务求词胜,然咸发前人所未言。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
的确,阎若璩与顾炎武同为开启清代考据学的先驱者,其所著《潜邱札记》与《日知录》并称,而《尚书古文疏证》更是独步一时,超迈前贤,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
顾炎武虽在实证考据之学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成绩,但真正取得更为显赫的成绩并在经学考据学技术层面建立一套完善的、可操作的规范及可仿效的方法的,则非阎若璩莫属。
考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乾隆乙丑眷西堂刻印本即作此名,且此刻本有黄宗羲序,云:“淮海阎百诗寄《尚书古文疏证》,方成四卷,属余序之。
”又有阎若璩子阎咏序,谓“家大人征君先生著《尚书古文疏证》若干卷”云云。
还有其孙阎学林序,称“乾隆乙丑之秋,刻《尚书古文疏证》。
”再检视其它丛书,如《皇清经解续编》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亦作《尚书古文疏证》。
故《四库全书总目》、《清史稿•阎若璩传》、张之洞《书目答问》、《辞海》、《辞源》著录之《古文尚书疏证》实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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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文疏证介绍尚书古文疏证八卷。
阎若璩清(1636;1704)撰。
若瑰宁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迁居江苏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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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文疏证简介《尚书》,“尚”即“上”,“书”即史官所记之史,《尚书》之名起于汉,《孔安国悄书传》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
经孔于编定,原书有一百篇。
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就是《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两种。
古文即指先秦时代六国的古文字,与汉朝的隶书(即今文)相对。
现在通行的《十二经注疏》本《尚书》五十八篇,就是《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在本书巾被分割成二十三篇)与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并加上假托孔安国名义的自序所组成的。
尚书古文疏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国朝阎若璩撰。
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
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
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
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
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
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
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
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
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
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
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
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
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
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续成。
若璩没後,传写佚其第三卷。
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
编次先後,亦未归条理。
盖犹草创之本。
其中偶尔未核者,如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於永嘉之乱,则殊不然。
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
《经典释文》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
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
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
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
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
其他诸条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
盖虑所著《潜邱札记》或不传,故附见於此,究为支蔓。
又前卷所论,後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後不追改之意,於体例亦究属未安。
然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尚书古文疏证当代信古派的批评杨善群:《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西汉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亡于魏晋之间,西汉初年伏生口授的《今文尚书》也亡于晋朝,只有东晋梅陨所献所谓《古文尚书》保存下来,被以后备朝奉为经典,其问颇有学者对它的真伪引起怀疑,《四库全书总目》说:“白吴棫始右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 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炔其够漏,明海运始参考诸书,证其副别,而见闻较狭,苑采未周,至若原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
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十不可败也。
”事实并非如此,请看下面的例子。
汉书第1条说《汉书》载武帝时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而东晋时梅赜“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
人们不禁要问:除武帝时坏孔子宅“多十六篇”外,难道在几百年中的其它时间和地点就不能发现古文?西汉末刘歆就说:“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楚元王传》)。
显然,篇数不合,决不能定“伪”。
周官第3条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
此条所谈与第一略同,仍是篇数与篇名“不合”的问题。
由于当时通讯的不发达,郑玄不可能尽知天下存书。
如郑注《书序》云:“《周官》亡。
”可是在记郑门授学情况的《郑志》中,就有弟子赵商与其师讨论关于《周官》所述“三公”的问题。
显然,东汉后期古文《周官》其篇俱在。
阎氏只信郑玄等“大儒”而斥东晋时梅颐所上、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二十五篇古文为“此等伪书”,只能说明其不调查研究,固执己见而已。
艺文志第4条言“古文书题、卷数、篇次当如此”,以《汉书?艺文志》载和郑康成所注为准,推究“当日之旧”,要求世人“不以唐人义疏之说为可安,则古学之复也其庶几乎!”实际上古文《尚书》在不断发现和民间流传中,汉代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的新闻传媒,某地发现就会马上报道。
以汉人、古学和东晋、唐人划线,而不考察其书是否真古文献,这是典型的门户之见。
墨子第7条说:“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
’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
’可谓深切着明矣。
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遭秦焰。
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
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其实,《墨子》所释不通:朝中的大臣都或多或少地见到过纣王的罪行,可谁都不敢报告,难道他们全“有罪”?这里的“发”应该理解成周武王的名字,而今之《泰誓》中有“予弗顺天,厥罪惟钧”“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文辞、意义都比较接近,这句话其实是有的。
而阎氏不光迷信墨子的解释,还强词夺理,硬说“晚出之古文独遗此”,做学问岂能如此?夏书第9条言《左传》记鲁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
”此句见于古文《大禹谟》,是禹向舜推荐皋陶,称皋陶能勉力布种其德,德乃降临民间。
鲁庄公引用此句于战争,将“降”释为投降,“德,乃降”即有德乃使人降服。
这本是鲁庄公用己意解释古书。
观《左传》所引《夏书》之句一气呵成,“皋陶迈种德”是因,“德,乃降”是果。
阎氏将后句歪曲为“释《书》之语”,称其“窜入”《大禹谟》中。
这明显是在混淆是非。
论语第10条载《论语》引《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阎氏称此句应断为“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并说:“钱尚书谦益家藏淳熙《九经》本点断句读,号称精审,亦以“孝乎惟孝”四字为句”“伪作《君陈》篇者竟将“孝乎”二字读属上”难道其断句就一定正确?此句亦可断为“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这不正好符合《君陈》的断句形式吗?由此可见,阎氏煞费苦心寻找古文为“伪书”的证据,然而它是错误的。
礼记第16条言《礼记》所引《书》今皆有,以此证明《尚书》是抄袭群书,乃“伪”;又说:“至引《尹吉》,曰不知为何书?缘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壹德》,知此‘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出其中,故注曰:吉,当为告。
告,古文诰字之误也。
尹告伊尹之诰也。
《书序》以为《咸有壹德》,今亡,其确指如此,果尔‘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既窜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均为尹吉曰,而窜入《太甲》上篇中”以此证明《太甲》上篇及《咸有一德》“伪”。
其实,这些都是阎氏的主观臆断。
试问:难道必须是《尚书》抄《礼记》,而不能是《礼记》抄《尚书》?难道不会是《尚书》有错简情况,《礼记》所引《尹吉》之“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实为《太甲》上篇?孝经第20条言“古文《孝经》以证《书》”,欲以“古文《孝经》之伪”证古文《尚书》之“伪”。
其实,古文《孝经》的真伪本难定论。
据《四库提要》,唐时曾“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而“驳孔”。
可能《孝经》的今古文之争,也是派别的门户之见;用古文《孝经》来证古文《尚书》,更说明它是“主古文”和“主今文”的意气之争。
礼经第21条言“古文《礼经》以证《书》”谓:“《礼》与《尚书》同一古文”,在《礼》“奕代犹知宝之”,而《尚书》“皆以为是伪书,则以《礼》未为诸儒所乱,而《书》则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厌也”。
这里称古文《尚书》“皆以为是伪书”,“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厌”,不列证据,强词夺理,做学问岂能如此?第26条言“晚出《武成》、《泰誓》仍存‘改元'、‘观兵'旧说”,因而断定古文《尚书》“出于魏晋之间群言淆乱之日”。
周文王有“称王”、“改元”之事,周武王有“观兵孟津”之事,见于《逸周书》、《吕氏春秋》、《史记》、《尚书大传》等许多史籍,这应该是历史事实。
阎氏不承认众多史书的记载,而只凭主观臆断,强词夺理,怎能令人信服!第49条称召公为太保在成王时,而“武王时召公尚未也”。
古文《旅獒》“当武王时叙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这就是“伪书之以追书为实称,其误如此”。
众所周知,用以后有名的官称叙其前做的事,是一种很普遍的方式。
但这不能说明其“伪”。
如《国语;晋语四》云:“怀公自秦逃归。
”实际上,其人自秦逃归时还是“太子”,未为“怀公”。
那么《国语》又是“伪书”了?由此可见,阎氏煞费苦心寻找古文为“伪书”的证据,然而它是违反常识的。
第54条言古文“《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系以‘时',非史例”。
其后解释说:“《尚书》惟记言语,直指设言之日”,“绝不系以时”。
这又是阎氏找到的古文“作伪”的证据。
的确,《尚书》中很少记“时”(即“四时”春夏秋冬),惟今文《金縢》有云:“秋,大熟。
”难道此篇也是“伪古文”?第56条引《尔雅;释诂》:“郁陶,繇喜也。
”接着说古文《五子之歌》有“郁陶乎予心”之句,是忧愁之意。
《疏证》就此评论道:这是“伪古文作者”的“窜入”,“忧喜错认,此尚可谓之识字也乎?”其实,“郁陶”有两解:《楚辞;九辩》有云:“郁陶而思君”,王逸注:“愤念蓄积盈胸臆也。
”此正合《五子之歌》太康五兄弟的心情,此词用得好极了。
阎氏只讲《尔雅》一解,而对《楚辞》一解避而不谈,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第63条开头就故作呻吟道:“呜呼痛哉!作伪书者可谓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之刑也。
”这是就古文《泰誓》中指责商纣“罪人以族”而发的。
阎氏接着评论此句是“轻加三代以上以惨酷不德之刑,予后世人主嗜杀者之口实”。
商代真的没有“罪人以族”的刑罚吗?查今文《盘庚中》说:“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这不是灭族之罪吗?难道此篇又是“伪古文”?第87、88、89 三条皆言《禹贡》孔传所注地名及状况在汉武帝后,此当是孔氏家族的后人所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