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再审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再审视
李占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的方针，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创造了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不断实践和完善，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这是发生在我国农村改革中的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20多年来，这种体制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随着社会条件变迁，这种体制的适应性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有必要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理内核与不足进行再审视。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理内核
(1)、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是与农业的自身特点相适应的，具有客观的必然性。

世界各国农业发展史都表明，农业家庭经营不仅能与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相适应，而且不排斥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可以同农业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推进协调一致。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农业生产力很高的条件下，农业的大部分仍以家庭为单位经营，无论是人多地少的日本，还是人地比例中等、经济发达的西欧，甚至在人少地多、农场面积大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家庭农场也占绝大多数。

1982年，美国个人或家庭经营的农场占89%，如果把其他形式的家庭经营计算在内，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的农场占农场总数95% 。

① 家庭之所以成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这与农业生产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其一，土壤肥力的可培育性与遭受破坏后土地生态的不易恢复性要求经营者相对稳定，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主人翁精神，且能从长计议;而农民家庭结构稳定性较大，凝聚力强，容易集中意见，统一行动，有利于发挥高度自觉性与主动性，
长远打算，趋利避害。

其二，农业生产对象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植物，受外界自然条件影响明显，农业生产劳动的强度与效率相差很大，农业生产者投放于农业生产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准确计量与核定，造成农业经营单位根据劳动者的劳动量进行收益分配的困难;而由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农民家庭，与其他经营单位相比，其成员感情深厚、利益更为一致，其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核算单位，可以有效地解决收益分配的困难。

其三，农业生产作业项目，对劳动者体力和智力要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特点;而农民家庭成员在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上的多层次、多样性正好与此相适应，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各种劳动力，恰当地进行劳动分工，通过家庭成员相互默契的合作与协调，提高作业质量。

(2)、有利于培育农村市场主体。

家庭联产承包使粮食生产快速增长，促进了农产品购销制度改革，1985年国家取消粮、棉、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代之以合同收购，密切了农业生产与广大市场之间的联系。

农户除了按合同规定完成承包生产任务外，还可以自购生产资料发展其他自营经济，独立进行商品生产。

1992年，全国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增至3584 亿元，比1978年的707亿元增长4.07倍，其中农户占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占54%②.这说明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中的基本单位和市场主体。

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也迅速增加，到1992年底，全国(缺西藏、广西、青海)已有各类农民专业性合作与联合组织14328个，在一、二、三产业中的分布比例为29.1∶23∶47.9。

③ 这表明农村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在规模和产业分布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3)、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所谓双层，一是家庭分散经营层次，二是集体统一经营层次，是以土地公有为纽带、以村为范围的以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为主的一种社会
合作经营。

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家庭分散经营因土地规模过小而效益不高的问题日渐突出，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往往会遇到许多办不了、办不好或办起来经济不合算的事情(如农田水利建设)，而集体经营层次所具有的生产服务、组织协调和资产积累等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的局限性，可以在不改变农户经营规模的基础上，在较大范围内协调和统筹人力物力财力，采用先进技术，开发、加工和利用当地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发挥规模效益。

(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并不排斥效率，这种情形类似于帕累托效益(Pareto Efficiency)——如果没有方法可以使一些人境况变得更好一些而又不致使另一些人境况变得更差一些，那么这种经济情况就是帕累托有效的。

从1985年起，以粮、棉为主的土地经营快速增长的势头减缓，生产出现“徘徊”状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合理性因此受到怀疑，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妨害了土地经营规模效益的实现。

但是有关规模扩大的观点过分偏重于促进规模经营的制度框架，忽视了如何处理被排挤在农业之外农户及农业劳动力这一重要问题。

如果不能保证放弃土地的农民获得不低于经营土地的收益，那么打破原有的均衡状态不仅可能是非效益的，而且可能因为妨害公平而影响社会稳定。

研究结果也同时表明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改造传统农业关键是要投入新的生产要素，并使各生产要素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小规模并不等于无效率，大规模也并不能得到高效率的结论。

而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并不排斥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相反，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投入新的生产要素，却能够在保证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不足
按效益原则流转是一切稀有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的必要条件。

在国民经济已基本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农村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起来之后，农地作为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和基本生产要素，只有同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其他要素一样流动，才能实现诸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

目前，我国农地的配置和流转呈现以下特点：①农地承包遵循平均分享的公平原则，实质上是一种“均田制”。

②农民从集体取得承包地使用权是无偿或基本无偿的。

③农地流转主要是通过集体组织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调整，或者农民之间自发的无偿、低偿转包两种机制实现的。

由此可见，农地的配置和流转是通过非市场机制实现的。

这种农地资源配置方式有明显缺陷：①农户无偿或低偿取得承包农地的使用权，使农户缺乏成本观念，导致粗放经营，忽视农地的产出效益。

随着兼业农户的增多，农户收入来源多样化，承包农地不再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日益成为从事非农产业的退守地。

1980年到1990年，温州50万进城(未取得正式城市户口)农户中，约10%已放弃农业，10%在市场镇郊区仍以农业为主，其余40万户在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同时，还兼顾农业，他们种地一般并不追求经济上的获得，只是为了在城镇脚跟未立稳之前留一条后退。

而10%弃地农户的耕地虽然大多数转包给他人耕种，但大多宁愿自己支付农业税，把地白白给人耕种，而不愿意放弃对土地的支配权利。

②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的农地调整和自发形成的无偿、低偿转包，不仅无法形成有效、健全、合理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而且直接妨害了农地资源市场机制的形成。

其一，农地调整使农户的农地使用权处于不确定状态，既影响农户对农地投入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农地使用权交易;其二，无偿、低偿转包使农地流转无法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影响了农地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③农地流转不能体现配置效率。

农地流转的目标在于协调农地与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的组合比例，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市场机制下，农地资源流转的原则是出高价者得到农地，而出高价的农地经营者一般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和优越的生产条件，能够取得更高的农地经营效益。

非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农地流转则难以达到这一目标。

从法律的角度讲，市场交易意味着权利的让渡和转移。

在我国，农地市场机制的形成，关键在于培育农地使用权市场，即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或商品化。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形成还存在以下法律障碍：①农地使用权在性质、内容、取得等方面还不够明确。

首先，权利属性尚不明确。

迄今为止，在现有法律中还没有农地使用权这一概念。

在有关法律中，农民对承包的集体所有的农地所拥有的权利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属性曾有过债权与物权之争，虽然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观念渐趋统一，但有关法律对这种权利至今没有明确规定。

其次，在权利取得上，原始取得的主体有无限制、如何限制以及通过抵押等方式能否取得农地使用权等，均无定论。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农地使用权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先天不足。

②均田承包和无偿使用使农地使用权在产生之初就缺乏市场“ 天赋”。

土地承包起初是靠行政手段分配完成的，后来又通过行政手段调整由于集体成员人数增减而变化了人地关系，可见，农地使用权是非市场机制的产物。

①《国外农业经济》，丁泽霁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2页。

②《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究》郭书田主编，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7页。

③《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究》郭书田主编，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