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论证理论概观

201当代西方论证理论概观*谢耘（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中图分类号］B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12）08－0102－07作为一种理性的社会交际活动，论证历来吸引着学者们的理论关注。

古代先贤们对论证的理论探究，催生了逻辑学的几大源流。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修辞学、论辩术研究的复兴，言语交际理论的进展，以及非形式逻辑、对话逻辑等逻辑学新分支的兴起，更使得论证的建构、解释、分析和评估成为西方学界时新的理论议题。

时至今日，“论证”已成为哲学、语言学、修辞学、法学、交际理论以及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理论焦点。

从不同学科和理论视角对论证进行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也已成为当代西方学界一个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论证理论”（argumentation theory）。

其中所形成的诸种论证理论，以及所涉及的诸多理论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

一当代论证研究的理论源流亚里士多德将论证研究界分为三个领域，“分析学（analytic）”关注从确凿为真的前提出发，以获取绝对确定和可靠知识的“证明性论证（demonstrative argument）”，发展以三段论为主要形态的形式逻辑理论。

“论辩术（dialectic）”关注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以批判性检验（critical scrutiny）为目标的“论辩性论证（dialectical argument）”，探讨论辩性讨论的程序和规则，以及立论与驳论的辩论技巧。

“修辞学（rhetoric）”研究从特定听众所认同的前提出发，以达到劝说效果的“说服性论证（persuasive argument）”，分析在具体情形中进行有效说服的方法与技艺。

然而，亚氏的理论遗产并没有得到完整和同等地传承。

历史地看，“分析学”传统的论证研究得到了持续的继承与发展，“论辩术”与“修辞学”传统却遭遇到长期的误读和贬抑。

由此，抽象化、形式化方法发展为论证研究的主流进路，形式逻辑成为一直以来论证理论的基本形态。

直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论证研究的理论范式开始遭到学者们的质疑与批判。

通过对论证理解之数学化、形式化模式的拒斥，以及对论证规范之“领域依赖性（field-dependence）”的分析，图尔敏（S.Toulmin）重新发掘了亚氏的《论题篇》及其论辩术传统，提出了一个基于司法程序的新论证模型图尔敏模型（Toulmin-model）。

［1］同样，在系统整理价值论断的论证技巧和证成模式的基础上，佩雷尔曼（C.Perelman）也揭示出实际论证应参照不同于形式证明的合理性标准。

进而，他重新对论证研究中修辞学传统的合法性加以辩护，并建构了以“获取听众认同”为主导的“新修辞学”（the new rhetoric）理论。

［2］随后，藉由对传统的“谬误之标准处理方式（the standard treatment）”（即视谬误为“看似有效而实际无效的论证”）的批评，汉布林（C.Hamblin）也批判了以“有效性”作为论证规范的适当性，并代之以论证评估的论辩性标准，进而发展出其“形式论辩术”的理论框架。

［3］*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2000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0YJC72040003）资助。

他们的理论工作复兴了论辩术与修辞学的论证研究传统，使当代论证研究重新回归到亚氏全面、系统和均衡的理论传统。

同时，他们对形式化论证研究传统的批判，也开启了从抽象化、命题序列式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互动性解读的范式转换。

这使得长久以来论证研究中被忽略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再次得以彰显，并由此也奠定了当代论证理论发展与兴盛的理论契机。

二当代论证研究的主要理论进路作为一个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当代论证理论历来就呈现出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征。

但纵览其发展历史与现状，并结合对论证对象的差异解读和不同理论侧重，我们也可以梳理出以下几种最主要的理论进路。

1.逻辑学：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一直以来，逻辑学始终在论证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当代论证理论中，它进一步展开为形式化与非形式化两条进路。

形式逻辑具有可追溯到“分析学”的久远传统，它关注论证中常见和稳定的结构特征及其推演规则，以及它们在形式语言或系统中的刻画与表达。

与此相应，日常论证所体现的非单调性和可废止特性，触发了非单调逻辑与可废止逻辑的发展，［4］而实际论证的互动性与动态性，也开启了对话逻辑、逻辑动态学、博弈语义学的发展契机，并催生了诸多表达论证过程或程序的形式系统。

［5］同时，实际论证不同于数学证明的诸多特征，也为发展更优越的“论证之可计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 of argument ）”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资源。

如何更完善地建模实际论证、人际对话、群体互动活动，进而开发更合理的多主体系统和应用程序，也日渐成为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核心论域。

其中不仅产生了诸多建模论证及其互动的论证形式系统，也开发出许多新的论证分析软件和专家系统。

［6］非形式逻辑则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美逻辑教学改革，它致力于发展理解、分析、建构和评价日常论证的理论和方法。

首先，它强调识别与解释论证的“宽容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 ）”，发展了论证分析的“树形图（tree diagrams ）”和“论证型式（argumentation scheme ）”理论。

［7］其次，通过对“似真性论证”、“假定性论证”、“联导性论证”（plausible /presumptive /conductive argument ）等全新论证类型的探讨，它开拓了“论证类型学（typology ）”以及（演绎与归纳之外的）“第三类论证”的理论论域。

［8］最后，非形式逻辑强调实际论证的好坏存在“价值连续性（continuum ）”和“度（degrees ）”的差别，并发展出以“相关性、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标准（relevance-sufficiency-acceptability ）”和“批判性问题（critical questions ）”为代表的论证评估理论，进而也对谬误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变革与拓展。

［9］2.论辩术：论证的论辩化伴随着图尔敏、汉布林对亚氏理论传统的复兴，“论辩术”正日渐成为当代论证研究中最为强势和显要的理论进路。

总体而言，这一进路以论证之“论辩化（dialectification ）”为其理论共识，将论证界定为“一个对话过程或活动”，或者对应于“一种言语行为之间的论辩性互动”。

进而，名以“论辩术”的论证理论多呈现出一个涉及不同对话类型的理论框架，或者展开为一套导控论辩程序和行为的规则体系。

其中，“语用论辩术理论”（pragma-dialectics ）视论证为具有特定语用功能（即以批判性检验来解决意见分歧）的实践活动，并致力于考察其中的言语行为，以及探讨论辩性讨论的实现方式和条件。

它以“批评性讨论（critical discussion ）”作为论证的“理想模型（ideal model ）”，以“冲突（confrontation stage ）、开始（opening stage ）、论辩（argumentation stage ）、结论（concluding stage ）”四个阶段来分析论证实践，并提出和发展了一系列调控讨论参与者言语行为的程序性规则（proceduralrules ）。

［10］“形式论辩术理论”（formal dialectics ）也将论证解读为一个“对话式进程”（dialogical process ），即一个承担着论证性角色（argumentative role ）的参与者所做出的行动（move ）的总和。

进301当代西方论证理论概观401《哲学动态》2012年第8期而，通过将陈述的真值化归为其在对话中被参与者提出（asserted）或争论（disputed）的状态，它重新以对话方式来理解和界定逻辑常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调控争论和裁定胜负的形式规则体系（如对话规则和取胜规则）。

［11］“新论辩术理论”（new dialectics）则通过将“对话”进一步分梳为“说服（persuasion）”、“探究（inquiry）”、“审思（deliberation）”、“谈判（negotiation）”、“信息寻求（information-seeking）”、“争吵（quarrel）”、“辩论（debate）”和“教学（pedagogical）”等不同类型，进而结合不同对话类型的目标、结构和条件，发展了论证分析与评估的基本方法，并对诸多传统的谬误进行了全新的分析和探讨。

［12］3.修辞学：返本开新在佩雷尔曼理论工作的影响下，论证研究之修辞学进路的合理性和重要性（甚至优先性）重新得到了当代学者严肃的辩护和证成。

同时，它与逻辑学、论辩术等其他研究进路的关系也获得了更为全面的梳理和澄清。

［13］总体而言，修辞学进路的论证研究以“作为说服活动的论证”为对象，以“有效说服听众”为论证的最基本特征和功能。

它将“实际取效”及“听众质量”作为衡量和评估论证优劣的首要标准，进而对选择、建构与表达论证的理论和技巧进行了系统探讨。

与此相应，论证的修辞学特性首先得到了学者们更全面的分析与阐发，“说服（persuasion）/信服（conviction）”的传统二分也重新得到理论反思。

进而，修辞学者对“听众理论”，尤其是佩雷尔曼的“普遍与特殊听众理论（universal/particular audience）”进行了持续的发展与重构，［14］对论证中“情感（pathos）”、“气质（ethos）”与“理性（logos）”的运用展开了系统探讨，并着重研究了“诉诸情感论证”与“诉诸气质论证”（emotional/ ethotic argument）等特定论证方式。

［15］同时，传统修辞学中的“争议点理论”（status theory）和“论题学传统”（topics/loci），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证型式（argument form/scheme）”理论，也重新得到更为系统的发掘与发展，其理论价值也正在当代论证研究中日益显现出来。

［16］4.言语交际理论：社会科学的视角言语交际理论对论证的研究源于北美学者对“辩论”的关注。

作为司法与政治生涯的实践技能、合理决策的重要手段、以及合格公民参与公共和民主生活的基本能力，“辩论”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技巧得到了学者们的详尽探讨，并进而拓展至对更一般的“论证”及“交际”活动的理论研究。

［17］深受图尔敏和佩雷尔曼的理论影响，言语交际理论学者同样摒弃了传统的论证研究形式化范式，并转而援引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论证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层面作经验性、描述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