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老头儿汪曾祺.doc

老头儿汪曾祺汪朗汪明汪朝“高射”过闻一多先生在联大读书时，爸爸也就是有几门课比较差劲，更多的课学得相当不错。

这些课，有的是因为他非常感兴趣，舍得下气力往里钻；还有的是他原本基础就较好，又有灵气，因而很能出彩。

西南联大中文系有许多名教授，他们讲的课爸爸大都听过，有的听得多，有的则少些。

这些教授对学生都不错，但有的更喜欢遵守纪律、刻苦治学的；有的更喜欢有才的，不太刻苦也无妨。

在前一类教授面前，爸爸不太吃得开。

像朱自清先生教的宋诗。

朱先生很认真，上课时带着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还要求学生详详细细记笔记，还要定期考试，小考之外还有大考。

联大学生记笔记确实有高手。

爸爸说过一个故事：历史系有一位教授课讲得极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

每次上新课时只要问一下班上笔记记得最详细的女同学：“上次讲到哪里了?”该同学便会把上一课的最后一句话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该教授便会接茬讲下去。

一次，他又问起这个问题，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一下，说：“您上次讲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好嘛，她把这句话都记下来了。

可惜，爸爸不是这样的好学生，上课从来不记笔记。

于是上朱先生的课便有些不适应了，于是就经常缺课了，于是以后就吃亏了。

大学学习期满，爸爸找不到工作，当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想让朱自清先生收他当助教，朱先生一口回绝：“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闻一多先生却很喜欢爸爸，尽管两人“政见”不同。

在西南联大期间，闻一多先生政治态度出现明显转变，逐步成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而爸爸当时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先生的参与政治的做法还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

一次，爸爸受一家小报之托，到闻一多先生家中约稿。

闲聊之中，闻先生对爸爸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

爸爸也不示弱，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同意见。

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

分手之后，爸爸意犹未尽，提笔给闻先生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

闻先生很快写了回信，说爸爸也对他“高射”了一通。

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

闻先生还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来看他。

当晚闻一多先生找到了爸爸的住处，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之后才去看望弟弟闻家驷先生。

闻一多先生在联大中文系开了三门课：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

这三门课，爸爸都选了。

闻先生上课有一个特点：可以抽烟。

老师抽，学生也可以抽。

他走进教室，便点燃烟斗。

有时抽卷烟，还问一问学生：“你们谁抽?”老师的烟，学生自然是不好意思要的，于是大家全都摆摆手。

等到闻先生点烟之后，下面的抽烟的学生随即也开始吞云吐雾，这其中便有爸爸。

闻先生教楚辞，爸爸记得最牢的是他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

”闻先生教的古代神话，爸爸的评价是非常“叫座”，因为闻先生讲的这门课“图文并茂”。

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

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赶来听。

当时工学院与文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听闻先生讲课，工学院的学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但是他们也觉得值。

爸爸对闻一多先生讲的课印象最深的，还是唐诗。

一来闻先生课讲得好，二来爸爸对此也感兴趣。

他不只一次说过，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

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够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他讲晚唐诗人时，便是把晚唐诗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

讲李贺，同时讲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点画法)，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爸爸对闻先生的这门课可以说是“深有体会”，因为他也是对文学和美术都感兴趣的一个人。

后来，爸爸曾替一个比他低一班的同学代写了一篇关于李贺诗作的读书报告，闻一多先生看过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ＪＹ〗(汪朗执笔)琐事三桩(一)1968年到1969年的一段日子里，爸与我到玉渊潭〖ＦＪＦ〗錿〖ＦＪＪ〗了弯之后，总喜欢绕一点道儿去一趟马神庙。

在那儿买菜，顺便去京剧团的任志秋家里坐坐。

任志秋就是爸的小说《云致秋行状》中人物的原型。

我的印象中，那阵子他的身体似乎不大好，好像还有些什么烦心的事。

有时去他家，是为他捎带工资，更多的时候，只为聊天。

任志秋在梨园界呆了一辈子，爸说他是一部活的梨园掌故、名伶轶事大全。

只要是戏和角儿，爸问什么，他都知道；他聊什么，爸都爱听。

他谈吐极风趣，常常自己不动声色，却把爸逗得哈哈大笑。

有一次去，他劈头就说：“前两天儿去瞧了趟尚先生尚小云。

爸马上问：“他还好吧?”“好?怎么样才算好呢?”他说，看见尚小云，他都没敢认。

背着孙子，在马路边慢慢〖ＦＪＦ〗錿〖ＦＪＪ〗呢。

爸又问：“还那么精神漂亮吗?”任志秋直叹气：“眼睛里也不亮啦，走起道儿来连后脚跟都抬不利落啦!这么跟您说吧，和街道上的老头儿们毫无二致!”两在都闷在那儿，半晌无话。

爸忽然十分激愤，眼圈都红了：“四大名旦呢，说毁就这么毁啦?”任志秋说：“无论多么好的角儿，不让他练，不让他唱，哪儿还有个好儿?”又沉默，爸的泪光闪烁。

任志秋赶快排解：“老汪，您别介!您消消气!要说尚先生惨，比起那些被整死斗死的，不是强百倍?您得往开了寻思!”回家的路上，爸唉声叹气，不断摇着头：“四大名旦……看孩子……就这么毁了……多少年以后，就知道这是罪过了!”(二)“文革”中后期。

那天我和爸一起逛西单，走到“又一顺”饭庄附近，本来连说带笑的爸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熙熙攘攘人群中的一位毫不起眼的老人。

这老人就在我们前面十几步的地方，穿了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步履蹒跚，吃力地朝宣武门方向慢慢走着，看得出来，身体不大好。

爸犹豫了片刻，非常冲动地快步走到老人身边，一把便搀住了他的手臂。

老人显然感到意外，他一脸茫然地抬起虚朦的目光盯住爸的脸，迟疑着。

爸试探着问：“您是艾……”老人点头，“那么您……”“我是汪曾祺。

”爸立即回答，语气中有些激动。

爸扶着老人边走边聊，速度极慢。

我跟在后面，隐隐约约知道他们诉说彼此的境遇，断断续续地听老人说，许多年一直流放在东北和新疆，现在是回来治病……快到绒线胡同，老人指指，说他就到了。

爸很小心地送他过了马路。

进了胡同口，他摆摆手，不让送了。

老人没走多远，爸又一溜小跑地追了上去，庄重地嘱咐道：“无论如何，您千万要保重身体!”我们站了好久，望着老人的背影渐渐远去。

爸又激动起来，用一种我很少听到的高而利的声调说：“简直不像话!把人整成这样!”“这老头是谁呀?”我小声问他。

“艾青!大诗人! ”以后的一路上，爸不再作声，自顾自地沉浸在一种复杂的情绪之中。

几年之后，在电视上看到了神采奕奕、侃侃而谈的艾青，与我们在街上遇到的判若二人。

问爸，他笑着说：就是他!(三)1976年，唐山地震后不久，我从东北回京探亲。

爸说我在乡下缺油水，得吃点好的“补补”，拉着我去了西单菜市场。

买肉排长队。

爸极有耐心地与我商量：买硬肋还是五花?喜欢吃腐乳肉还是“腌嘟鲜”?身后的一个妇女掩口而笑：这个爸爸也忒民主了!冷不防，突然有人在爸的肩膀上猛地击了一掌，宏声大嗓地叫道：“哈哈!汪曾祺!”回头一看，是一位与爸年龄、个头相仿，身板结实的老头。

他一手拎了一只硕大的菜篮，另一只手仍然很亲热地拍击着爸：“好久不见啦!”爸也十分高兴：“成荫啊!你这家伙!最近忙什么呢?”“忙不忙，忙什么，上边说了算，由不得咱们!”爸会意地点点头。

寒暄了几句，成荫凑近爸的耳朵，神神秘秘地问：“最近听说‘江’的什么事没有?”爸立刻两眼发亮，跟我说：“你先排队，快到了叫我。

”两人躲到一边聊天去了。

刚开始，他们还挺谨慎，轻声轻气地，谁知越说越高兴，忘了形，声量便控制不住了，还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排队买肉的人被他们吸引了注意力，拼命地竖起耳朵，虽然只能听出只言片语，但说的是谁，敏感的人肯定是明明白白。

我为他们攥着一把汗。

那个时候，尽管老百姓对“四人帮”已相当不满，可是基本都是关起门来议论，“上面”隔三岔五地追查“反革命谣言”，人们懂得自我保护。

我叫爸：“你过来，快排到了!”他摆摆手：“别急，还得会子!”我又叫：“马上就排到了!”他倒干脆：“你自己看着买吧!随便!”买了肉，我过去拉拉爸的袖子：“你们不会小声一点儿?别人都听呢!”成荫笑着吐吐舌头：“得嘞，不聊了!”拍拍他的大菜篮：“家里给的任务，还没完成呢!”爸说：“这位可是会吃好东西的主儿!”没走几步，成荫回过头大声说：“什么时候找机会喝几杯?”爸自是慨然应允。

“闹了半天，大导演就是这个样子呀?”我笑着说，爸很认真：“嘿，他可是个大好人，又有才华，又直率，人家正经是个老革命呢，一点架子都不摆。

”我问他们怎么会这么熟，爸说，他搞《沙家浜》，成荫拍彩色影片《南征北战》，大家都在江青的手底下干活儿，“一根绳上拴的蚂蚱呗。

”我买的肉已引不起爸的兴致，回家的路上，他有滋有味地“传播”起刚刚听来的“小道消息”。

〖ＪＹ〗(汪明执笔)高邮〓汪曾祺爸过去不大谈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我们也想不起详细地问他。

只是听妈妈说过，他很小就死了亲娘，十几岁便离开了家乡，从来没有回去过。

爸有时给他姐姐寄些钱，寄到镇江，我们随着妈妈“你姐姐……你姐姐……”地说，他也没有意见。

我记得曾经从爸的抽屉中翻出一封落款“淡如”的旧信，问他：“谁是淡如?”“我父亲。

”我们就“汪淡如如何如何”地说他父亲，爸并不制止。

我从没有觉得“你姐姐”和“汪淡如”该与我们有什么实际的联系。

在我们的印象中没有故乡的概念，自然这种亲情就很淡薄。

“文革”中，知道了爸的父亲是“地主”，于是在本来淡薄的感情中又加上一层反感。

偶尔爸说起他父亲的名言“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们只是不失时机地起一个哄；家里买了好的咸鸭蛋，爸说远不如他家乡的大麻鸭下的蛋好吃，又说他的祖父把一个咸蛋分成两三顿下酒，我们会嘲笑地说“穷地主”。

我记得有一次看一篇繁体字的文章，问爸“”字怎么读，他眼睛一亮：“邮局的邮，我的家乡高邮的邮的呀!”他找来地图，眯着已经开始发花的眼睛，指出高邮给我看。

在苏北，离镇江不远的地方。

“搞来搞去，侬是江北人!”我模仿着上海话说，爸稍有些不快：“江北人怎么啦?地方穷就被人蔑视，没道理!苏北人和苏南人一样聪明、勤快!”停了一会儿又嘟哝道：我的家乡也出过不少名人呢!许多地方的人对苏北人有偏见，我很少对人说起过我的老家在苏北。

犯不上为那个连我自己都没有好感的地方受“连累”。

妈让爸给他姐姐汇些钱去。

大姑姑收到钱，说她要把这钱作路费，来北京看看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