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周时期的民族政策

第29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1月 Vol. 29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7──────────收稿日期：2007-06-20作者简介：白关峰（1983-），男，回族，河北新乐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

- 85 -论武周时期的民族政策白关峰1，王相鹏2，刘 敬1（1.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2.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摘 要：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其民族政策主要表现为：“顺其情，分其势”的羁縻政策；“结为甥舅”的和亲通婚政策；推进文化交流、发展生产、稳定经济的教化政策；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扫除威胁、威服四方的民族征战政策；“贵中华，贱四夷”的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政策。

关键词：武则天；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中图分类号：K242.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7）06-0085-04武周时期（675年—705年）作为唐朝340多年历史长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上承太宗“贞观之治”，下启玄宗“开元盛世”，为唐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交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武则天的文治武功引人瞩目，具有不可抹煞的功绩。

而作为其文治武功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政策，其历史借鉴作用可见一斑，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局面的开拓，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探讨武周时期的民族政策，对我们认识武周时期的民族关系，完善现今的民族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顺其情，分其势”的羁縻政策武则天时期的羁縻政策，主要是通过设置羁縻府州、提拔少数民族人才、优待少数民族降众、重用蕃将等方式，以和平的抚绥方式为基础，通过政治上的笼络与经济上的交流来逐渐实现民族间的融合、濡化，最终达到“顺其情，分其势”的目的。

通过团结拉拢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使其属民“咸服之”，为武周时期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提供了机会。

（一）羁縻府州的设置因长期受“因俗而治”、“以夷治夷”等传统民族政策主导思想的影响。

武周时期沿袭太宗之治，对归附的各民族君长，都加以册立、礼遇、馈赠，设置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作为唐王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一贯政策其主要特点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武周时期对羁縻府州的管理，主要通过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两种形式实现。

边州都督府主要效法两汉时期“因俗而治”的属国制度，即保留各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其首领为都督、刺使，并皆可世袭。

仅南诏一方，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正式建立姚州都督府，至武则天神功年间（697年），所设羁縻州就已多达57个之多；都护府是武周时期负责边疆少数民族军政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主要任务是“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1](P1922)。

长寿元年（692年）九月，武则天应西州都督唐休璟之请，派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率军西击吐蕃，光复安西四镇，并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2](P6488)。

为了进一步加强西北边防，进而于长安二年（702年）十二月，又新“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3](P6561)。

这样，通过羁縻府州的设置，不仅大大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维护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防止了内乱与分裂，而且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以和睦的方式沟通交流，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稳定，为各民族地区的开发、治理，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

（二）重用蕃将，提拔少数民族人才，优待少数民族降众 自战国以来，各中原王朝就有优待少数民族降众、壮大自身力量的传统。

武周时期不仅保持了这一传统，而且发扬了这一传统，重用蕃将，使其掌统大权，充分发挥其骁勇善战的优点，成为武周帝国坚强的柱石、钢铁长城。

唐朝初期因太宗灵活的民族政策，使四夷威服，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广泛接触，为承袭贞观遗风的武则天重用蕃将，提拔少数民族人才提供了广阔的人文条件。

据马驰先生统计，“武则天当政年代，从中央到地方，蕃人出身的文武官员，其数目之巨，让人不可思议。

仅充武职的蕃将一项，就当以千计。

有姓名可考的，粗略统计，擢将军、郎将的，不下百余人。

”[4](P34)众少数民族将领们，以其血肉之躯，忠诚赤心，担负着内巩京师、外备征御的重要任务。

永隆元年（680年），武则天就曾任用名将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5](P6395)，经营西北边防；天授元年（690年），蕃将阿史那斛瑟罗因拥立武则天称帝有功，加封“竭忠事主可汗”[6](P6065)；天授二年（691年），西域于阗伏阇雄死，武则天封其子尉迟璥为于阗王继立；神功元年（697年），东突厥默啜因助武周讨伐契丹有功，而得授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除此之外，回纥的婆闰被封为左卫大将第29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1月- 86 -军；铁勒的契苾耸被拜为豹韬卫大将军；靺鞨李多祚被授为右羽林卫大将军等。

正是这些民族优待政策，才使这些少数民族将领们，南征北战、开疆拓土，以已一计之长，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结为甥舅”的和亲通婚政策和亲政策作为一项传统政策，始于鼻祖刘邦，“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7](P2895)。

其间历经800多年，首尾贯穿近九个世纪，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中原公主入蕃，或是无数蕃地公主出嫁中原。

不同民族之间的族际联姻，使血融于水，消除了民族间的歧视和隔阂，这不仅增进了民族间的联系，加强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而且沟通了民族感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正是在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汉族和各兄弟民族既有各自的聚居区而又交错杂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状况。

”[8](P2)有唐一代，上行下效，异族通婚之风盛行。

武周时期这一风尚依旧，不仅各民族上层人物以联姻的形式调解各民族关系，处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且异族通婚也风靡下层社会。

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入藏的文成公主就曾派吐蕃大臣论塞调傍到长安请求和亲。

开耀元年（681年），吐蕃又再次上表请求武则天将女儿太平公主出嫁，终因武则天借故回绝而作罢。

永昌元年（689年），唐宗室女李深出嫁吐谷浑元王慕容若，“夫人幼称女范，……年廿二出适元王慕容若。

乃居贵地，降处尊劳，……以景云元年（710年）五月五日奄从风烛，春秋四十有三”[9](P113)。

此后相继，“则天大圣皇后之侄孙女”[9](P111)，又下嫁青海吐谷浑第四代国王慕容曦光；“武周魏王承嗣之孙，太仆卿、燕国公延寿之女”[9](P106)，出嫁吐谷浑慕容神威。

通过武则天两位亲属后代出嫁吐谷浑，可见武周政权对和亲政策的重视程度。

与此同时，周边少数民族首领也主动上表和亲联姻。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吐蕃王朝主动与武周和亲，停止战争。

圣历元年（698年），后突厥默啜可汗上表武则天，请求做则天皇帝的干儿子，并表示愿将自己的女儿出嫁武周政权，建立和亲关系，但最后毁约而终。

长安三年（703年）四月，吐蕃“又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则天许之”[10](P5226)，后因赞普死于战阵，和亲之议夭折。

除此之外，因受政府和亲政策的影响，朝野大臣、民间汉夷和亲之风犹盛。

武周时期，原宰相斐炎侄斐伷先“为吏迹捕，流北庭……娶降胡女为妻”[11](P4229)。

并且现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如《武周载初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唐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等，除有汉族姓氏外，安西的白姓、龙姓，昭武九姓的康、曹、史、安、石、何诸姓都有，这就告诉我们，其时当地汉胡民族之间互相联姻的历史史实。

“和亲文化虽然会在许多方面出现碰撞现象，但从整体来看，频繁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不断交融则为和亲文化的主流。

”[12](P584)和亲政策的推行，增加了各民族之间信任与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冲突，减少了战争，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及异族之间的混血。

随着公主的入蕃或入华，促使其文化传入对方之地，大大密切了双方的经济、文化的联系，加强了周边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

三、推进文化交流、发展生产、稳定经济的教化政策 （一）推进文化教化政策武周时期因袭盛唐遗风，鼓励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学堂。

与此同时，武周政权允许与鼓励少数民族首领子弟入“国子学”和中央王朝各地方郡学读书为质，即所谓“质子制度”。

虽然质子制度从本质上讲，是封建民族压迫的产物，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为实现与维护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武则天崇佛建寺，全国各地寺院林立，当然民族地区也是非同一般。

这样，随着佛寺的兴建，汉地先进文化也就找到了传播的载体。

天授元年（690年），则天皇帝向全国各地颁发《大云经》，并令“诸州各置大云寺”。

如天山南北地区的龟兹、疏勒等地均修建大云寺。

至中宗复位后，改全国大云寺为龙兴寺。

而今于阗考古发现的龙兴寺遗址，就是当时“汉族军政官员，按照中原的风尚习俗，经常在寺内聚会的场所，在异乡殊俗之地，为维系和传播汉文化起着重要作用。

”[13](P71)除此之外，在和亲出塞之际，公主们将中原汉文书籍、舆服、礼仪等中原文化和酿酒、纺织、医药、农耕等先进技术带到民族地区。

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有利于其族群素质的整体提高，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二）轻徭薄赋，徙民实边，移民屯垦，繁荣商贸的经济帮扶政策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之武周时期的中原地区相对落后，国家在该地区虽有贡赋任务，也多是贡献少量的土产方物，并且能够得到武周政府的大量回赐。

而对少数民族的驻军而言，也多是耕战结合，发展屯垦，并且还移民屯垦以实边防。

调露年间（679年—680年），黑齿常之在击败吐蕃军队以后，在河源地区，一面加强边防；一面实行屯田，“垦田五千顷，岁收粟斛百余万”，使“食衍士精，戍逻有备”[14](P4122)。

天授初（690年），娄师德在丰州“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15](P4092)。

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大破吐蕃，光复安西四镇，武则天力排众议，派军三万镇守，“既征发内地精兵，远逾沙碛，并资遣衣粮等，甚为百姓所苦”[16](P5304)。

为解困境，武则天下令唐军在天山南北，开展屯垦，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屯垦五十六屯（唐制一屯为五十顷）。

这样，仅当时在天山南北屯田就达二十八万亩之众，规模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因中原地区白关峰，王相鹏，刘 敬：论武周时期的民族政策- 87 -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中原的农耕经济盛产农产品，但缺乏畜产品，特别是作战所需之良马劲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游牧经济类型决定其畜产品丰富，其饮酪食肉，但其它生产、生活资料匮乏，其迫切需要汉地的茶叶、丝绸、瓷器、铁器等生产、生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