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及启示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叶廷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我们这里讲的“18世纪”并不刻板地仅限于18世纪，实际上它有一个兴起的过程，也有一个退潮的过程，涉及到16世纪、17世纪甚至到19世纪，但18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
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西方是一个基督教社会，17世纪以后还是一个工业社会。
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到现在文化跟生产力的发展还不是那么同步，依然还是农耕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信基督教，虽然有佛教、道教，但我发现我们国家是没有真正的宗教的。
所以，这两种社会的文化形态必然不一样。
文化是关乎人类本性的东西，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纽带相联系，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一旦接触，能够相通、相容，但有的时候文化的交融不是那么快，甚至会发生冲突。
比如历史上发生许多次宗教战争，在欧亚非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非常厉害的宗教战争。
但从长期来看，文化还是要交流和融合的。
一般来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
关于中西两种文化，我把中国文化定型为农耕文化加儒释道文化，它是一个守成型的文化；把西方文化定型为一种工业文化加基督教文化。
工业文化加基督教文化有一个特点，因为有工业做背景，有物质力量做支撑，所以比较阳刚，比较有力，形成出击型文化，往外进攻。
同时，因为西方人有基督教文化背景，所以进取心也比较强。
农耕文化与之相比，相对来讲是比较封闭、比较保守的。
在这样两种文化背景之下，18世纪这次中西文化友好的碰撞，西方文化是主动的。
初潮阶段中西文化发生大规模的接触、交流的起因就是西方的传教士。
过去，人们对西方传教士有一些不够公正的理解，好像这些人都是为侵略做准备的，从客观来讲，他们确实做了这种准备，但我觉得起初的动因不具备这种意图。
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叫利玛窦，来自意大利，是天主教会委派的，生活在1552年一1610年，也就是十六七世纪。
他1582年来中国，经过了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士大夫、京城的重要官员，后来见到了中国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
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书名：《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作者：许明龙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日期：2007一、本书主要内容本书主要分为5章：沟通东西的媒介、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的西传、欧洲“中国热”盛况、中国文化与欧洲思想、“中国热”降温及其原因。
第一章谈到的沟通东西的媒介，包括商品和东来的欧洲人以及西区的中国人。
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那时去往欧洲的中国廖若晨星，前来中国的欧洲人则比较多，而这些欧洲人当中的大多数是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
第二章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的西传，主要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做一番事实求是的分析。
传教士的活动大致可分为四类：1、传教；2、为皇帝和宫廷服务；3、向中国传授西学；4、研究并向欧洲介绍中国。
特别是第4点，是欧洲能够更加的了解中国，为中国热奠定基础。
第三章描述了欧洲“中国热”盛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欧洲人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巨著，比较典型的有《中国大帝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等等。
2、很多中国经典书籍被翻译成西洋文字，传入欧洲。
《诗经》、《中国闲哲孔子》、《中国通史》等都被翻译。
3、欧洲模仿建造中国式的园林和其他建筑，上流社会追逐中国的情趣等等。
第四章讲述了中国文化与欧洲思想。
在十八世纪，欧洲思想家对中国的论述分为两种：“颂华”和“贬华”。
“颂华派”却对中国持肯定态度，主张从古老的中华文明吸取有益成分为欧洲所用。
这种观点在18世纪的欧洲占上风。
代表人物有莱不尼茨、伏尔泰。
“贬华派”对中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到了十八世纪末却几乎成了主旋律。
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狄德罗。
在本章的最后还阐述了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产生的影响。
第五章主要讲述了“中国热”降温及其原因。
常言道，花开自有花落时，在欧洲持续了百年左右的“中国热”逐渐降温直至完全冷却，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事。
该章从欧洲在华传教事业衰落、公众兴趣转移、中国形象改变、欧洲思潮发展等来说明“中国热”的降温，进而客观的分析降温的原因。
18世纪欧洲的中国
• 伏尔泰对《赵氏孤 儿》赞美有加， 1755年特地把它改 编成《中国孤儿》 在法国上演。伏尔 泰对于中国文学的 西征作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园林艺术。那飞檐 翘角的亭榭、高耸的层塔，富有妙趣的石桥、假山、钟楼以及蜿蜒的小 径等都使西方人赞赏不已，为此专门给“蜿蜒小径”创造了一个新名词 ――“蛇形曲线”。 欧洲不少国家当时都将中国元素纳入其一些重要的园林设计中。
富兰克林像
《女猎神狄安娜》 铜像，高210厘米，法国雕 塑家乌东于1776年创作了石膏像，又在1780年创作 了云石像，最后于1790年根据石膏像铸造出铜像， 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
三、文学，艺术激起的反响
由于西方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都是思想家和学者，却没有文 学家和艺术家，当时西方的文学界对中国的反应要晚一拍。尽管中国文 学非常丰富，但信息传递不及时。直到18世纪中叶，即“中国风”的尾 声中，中国文学才开始远征西方。 而它的第一个引领者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文学家，而是一位英国 商人，名叫詹姆斯· 魏金森。他在广东生活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 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包括《风月好逑 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以及《中国诗歌》，1719年这 部合集由英国人汤姆士· 帕塞刊印了出来。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 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 翌年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 但马译本没有唱词，所以1741年英国出了全译本。
一、洛可可艺术的渊源——
“视我所窥，永是东方”
•
崇尚柔和和色彩不对称的洛可可风格在形 成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清代工艺美术的启发 和推进。形成了“中国风”的流行时尚。
•
洛可可的定义及艺术特征 ：洛可可即由 “岩状工艺”和“贝壳工艺”引申而来。18世 纪从室内装饰，建筑到绘画、雕塑以至家具、 陶瓷、染织、服饰等各方面的一种流行艺术风 格。
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内容提要：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其表现是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以及海外贸易的扩张，中国是其时世界范围内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商业革命的社会经济效应是：一导致中国城市化新进程，二商人社会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三诱发资本主义萌芽。
但这是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
不能完成的原因是：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失衡，二封建势力的阻挠，三商业资本控制生产之路狭窄，四没有发生资本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
所谓“英国模式”和“江南道路”只是中、英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途径。
关键词：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16至18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曾经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也几乎成为定说。
然而，这一定说如今却遇到挑战。
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理由大致可以归结为三：1．反对以五种社会生产方式斧削中国历史，从而否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2．认为英国产业革命模式不具有普遍性，不适用中国，明清时期中国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而走向近代化，因此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存在；3．以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存在着缺陷，即主要是从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特别是从雇佣劳动的变化，来验证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被讥为：从战国至清代的两千年历史，各家各派都可以从中找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史证。
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同时，立即就产生另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吗?是什么变化?这是需要回答的。
一、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我们以为，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尽管它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这场商业革命的体现是，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张。
“商业革命”这一概念马克思用过。
他所指的商业革命是，“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①。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商业革命发生于工业革命之前。
中国热
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欧洲在17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兴起着一股“中国热”风潮，其中既有形而上层面，对中国文化、道德和思想的推崇；还有形而下层面，对中国器物和中国趣味的热捧。
前者主要表现在大量介绍中国国情著作的涌现，其中囊括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风土人情和道德思想等等，颇具代表性的有门多萨的《中国大帝国史》、冯秉正12卷本的《中国通史》，还有杜赫德包罗万象的《中华帝国全志》等。
《中华帝国全志》带有一种全景式色彩，它是当时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总汇，“不妨这样说，启蒙思想家从这书得到的启示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无需以基督教作为基石；哲学家完全可以依据此书作出这样的推断：中国人伦理道德的基础是经验而不是教条；主张开明专制的人从中看到了贤明的君主和近乎完善的监察制度；重农主义者从中找到了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例证·（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由此可见，这本书包含了庞大的信息量，同时这些信息又迎合了当时欧洲各个阶层的需要，以至于此书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受到普遍欢迎，而其本身既是“中国热”的一个文化表现，又是推动“中国热”面深入进行的重要动力。
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典籍表现出的极大热忱，并且动手将其译介到欧洲，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后，就曾将大部分的精力花在研究和翻译中国的儒家典籍上边，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的主要部分用拉丁文翻译出来，并呈送给了罗马教皇，而这只是一个开端。
其中刊印了“四书”全译本和介绍其他中国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的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无疑是引人瞩目的。
他的成就是在前人乃至几代传教士努力的基础上取得的，这充分体现了对中国典籍的译介是一个不间断的事业。
这既包含了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不倦热2 情，也包含了欧洲方面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渴求和需要，当然其中还有便于在中国传教的功利目的。
18世界中西文明的碰撞和交融
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世界与中国（14-----18世纪）之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高考真题】41．（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
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
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
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
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
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近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摘编自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
（12分）（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学习目标】1.明确掌握十四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中期（中国的明清时期）中西文明的基本史实。
2.从文明史观的角度认识中国明清时期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和发展3.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分析世界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导入复习】【概念解析】：文明的碰撞：西方文明的扩张，中西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排斥。
文明的交融：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学习。
一、知识结构（14、15世纪—18世纪中期）（明清时期）：中西文明的演进状况二、中西文明的碰撞材料一明清之际，在中国学界出现了一股西学风潮，它在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清新气息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保守人士的竭力反对，因为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基督教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毕竟有着很大的差异和分歧，而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仅是传教士们传教的辅助活动，更基于传统的华夷之见，清初的保守派官员杨光先提出“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高调，向西方传教士发难，后由于西方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进而扩大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习俗和文化的歧异，1704年罗马教宗克勤门十一世发布上谕，明令中国信徒禁止祭祖祭孔，干涉中国内政，引起罗马教廷与满清王朝廷之间教权与皇权的对歧与冲突，到雍正皇帝时终于颁发了禁教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渐被禁止，由此开始了120年的禁教时期，经西洋传教士吹起的“西学之风”也渐趋衰落下去。
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16-18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再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总第１３７期）／十一月号现代哲学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ｏ ６２０１４／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 １３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１６－１８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再研究张西平【摘要】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第一次真实相遇是１６－１８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由此，开启了１８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成为启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来源。
但当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解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关系时，要么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否认中国文化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说成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要么将启蒙思想与中国跟传统思想对立起来，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和思想的联系，从而赋予儒家思想以现代意义。
因此，本文将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说清１８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启蒙运动；中国热；中国文化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５７－１０一、全球史观下新的思考在１９世纪后由西方所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文化是人类思想的中心，它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其根据是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思想都是由西方人所确立的。
西方所以取得现代化的显著成就，获得这样的地位，那是因为西方有一整套的思想文化传统。
文化的优越导致了发展的优越，文化的先进导致了社会的先进。
这样，西方文化的这种地域性的经验就成为全球性的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文化的自我表述就成为全球各类文化的统一表述。
西方成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榜样：希腊、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西方的道路应是全球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应成为全球所有国家的制度和的理念。
于是就有了目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东西之分”、“现代与传统之别”的二元对峙的模式。
东方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西方代表着现代，东方或者非西方代表着传统。
这样东方或者非西方国家如果希望走上现代之路，就一定要和传统决裂，就一定要学习西方。
如何解读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这一现象？
解读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欧洲在17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兴起着一股“中国热”风潮，其中既有形而上层面，对中国文化、道德和思想的推崇；还有形而下层面，对中国器物和中国趣味的热捧。
前者主要表现在大量介绍中国国情著作的涌现，其中囊括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风土人情和道德思想等等，颇具代表性的有门多萨的《中国大帝国史》、冯秉正12卷本的《中国通史》，还有杜赫德包罗万象的《中华帝国全志》等。
《中华帝国全志》带有一种全景式色彩，它是当时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总汇，“不妨这样说，启蒙思想家从这书得到的启示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无需以基督教作为基石；哲学家完全可以依据此书作出这样的推断：中国人伦理道德的基础是经验而不是教条；主张开明专制的人从中看到了贤明的君主和近乎完善的监察制度；重农主义者从中找到了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例证······”（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由此可见，这本书包含了庞大的信息量，同时这些信息又迎合了当时欧洲各个阶层的需要，以至于此书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受到普遍欢迎，而其本身既是“中国热”的一个文化表现，又是推动“中国热”全面深入进行的重要动力。
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典籍表现出的极大热忱，并且动手将其译介到欧洲，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后，就曾将大部分的精力花在研究和翻译中国的儒家典籍上边，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的主要部分用拉丁文翻译出来，并呈送给了罗马教皇，而这只是一个开端。
其中刊印了“四书”全译本和介绍其他中国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的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无疑是引人瞩目的。
他的成就是在前人乃至几代传教士努力的基础上取得的，这充分体现了对中国典籍的译介是一个不间断的事业。
这既包含了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不倦热情，也包含了欧洲方面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渴求和需要，当然其中还有便于在中国传教的功利目的。
16-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及启示
2020年第06期ECONOMIC RESEARCH GUIDE总第428期Serial No.428No.06袁2020经济研究导刊早在古罗马时期，欧洲就与中国有商业上的往来。
13世纪时，到访中国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 ）为欧洲人介绍了一个“充满黄金的国度”，而对黄金的极度渴求直接导致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并催生了16—18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风潮。
“中国热”的概念来源于当代，意指中国文化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是中国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提出的；欧洲学者则以“中国世纪”命名这一社会风潮。
本文试图通过阐释16—18世纪“中国热”在欧洲的兴衰，揭示这一欧洲社会的大规模热潮的时代轨迹和深层因素，为当代的中国形象塑造提供借鉴与参照。
一、欧洲“中国热”的兴起和发展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只存在于很少的商业互动和有限的文字记载中。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旅行家马可·波罗便将自己眼中的中国文明，以高度赞扬的笔调介绍给西方。
因其在华的广泛游历与深入体验，欧洲人对于马可·波罗盛赞中华文明的种种描绘深信不疑。
而到访的欧洲商人也被中国的富足震撼折服。
葡萄牙商人科沙利（Corsali ）就在1515年1月6日所写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惊羡之情：“我们在广州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
中国人出售瓷器和丝绸，使我们获巨利。
”另一位航海家埃姆波利（Empoli ）则是在表达感受的同时做出评价。
早期欧洲关于中国的种种记录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完美的国度，为16—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
二、欧洲“中国热”的发展而新航路的开辟、地理隔绝的打破，为东西方直接联系与交往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在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尤其体现在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代表的日用品的大量需求，家居装饰等中国风格的运用，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追求和推崇。
欧洲历史上的“中国热”
艺 对 欧洲 来 说 也是 个秘 密 ，当 时葡 萄 牙 商人 们猜 测 瓷器 的原 料 是 贝壳 、蛋 壳 和 石 膏 。
在最 早 和 中国 进行 贸 易的 葡 萄牙 ， 王 后 、公主 的手镯 都是 中国瓷器 ，葡萄牙 国王赠予意 大利 国王的礼 物也经 常是 中 国瓷器 ，并 且王后 还委托 人在 中国订烧 有 自己 肖像 的餐 具 ，赠 予有 功的 士 兵 。 １６６２年英 国查理 二 世 与葡 萄 牙 王 室联 姻 ，葡 萄牙公主就 带来 了瓷器嫁妆 。
据记 载 ，有 一次 恺 撒 曾穿 戴一 件 中 国丝 绸做 成 的袍 子去看 戏 ，结 果在 罗马 引起 了 巨大 轰动 ．作为 丝 绸 之路 的 重要 终 点站 之 一 ，威尼 斯 基 本上 仅 凭丝 绸 贸易就 获得 了空前 的 繁华 。
欧 洲 匠人 很快 便 学会 了生产 蚕 丝 的技巧 ，虽然 后 来 欧 洲 的丝 绸 在 质 量 上 已 与 中 国货 平 起 平 坐 ，但 仍 然 大 量采 用 中 国 图 案 ，比 如 龙 、凤 、花 、鸟 等 等 ，而 日要特 别注 明 “中 国制 造 ”以保 障 销路 。为 了更 好地 进 行仿 造 ，欧 洲各 国 丝织 厂 的丝 绸 画师 手里 都 有 一 本《中同 罔谱 》。
藤
欧 洲 历 史 上 的 “中 国 热 ”
现 在 很 多 中 国产 品是 对 西 方 国 家 产 品 的 模 仿 。 不 过 很 少有 人 知 道 ，在 １７世 纪 前 后 ，欧 洲 也 盛行 过 模仿 中 国产 品 的热潮 。
仿造品注明“中国制造 ”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叶廷芳 2012年05月14日北京日报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国近事》，是中国文化在18世纪的欧洲传播的最重要成果，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影响。
莱布尼茨在这本著作中倡导了一种国际性多元文化互补的观点，并且首次发出了中国和欧洲可以通过交流取长补短的声音。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
所以文化不管产生自哪个民族或地域，因为有人性这个媒介，一经接触，就会相互吸引，进而相互交流，乃至相互交融。
18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引起了中国文化热的一个高潮。
但这个高潮的兴起在16世纪、17世纪。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
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西方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
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只是个别人的行为。
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
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
其中最成功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朱翊钧）。
但利玛窦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
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
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
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初期传教士都把翻译经典作为重要任务，不过他们的译作还算不上完善的译本。
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
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
第42讲 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四)-2024年高考历史一轮复习(必修与选必修融合版)
选必三·第1单元·第2课
2.中华文化在欧洲得到传播（“中国热”） (1) 16—18世纪,孔子以及儒家经典、中国的史学、地理学及科技文学等成就 也相继传入,引起欧洲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热烈反响。 (2)中国的茶、丝绸、瓷器在欧洲社会深受喜爱,中国式园林和建筑成为风尚。
扩展3：16—18世纪，儒家文化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为西方哲学的进步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反 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有力武器。
思想，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作 了理论准备和舆论宣传。(为资
（特别是从被确立了的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并将之用于社会和政治改革事业。
——《 布 莱 克 维 尔 政 治 学 百 科 全 书 》
本主义制度规划理性蓝图）
2、政治：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
了思想武器，直接推动了美国独
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有助于建
（2020·山东高考·11）启蒙运动中，一些思想家提出，“世界可以根除一切邪恶，因为
任何邪恶的存在……仅仅是不良环境的产物，而这种环境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也可
以改变它”。这反映出他们已经理性地思考（ ）
A．宗教改革运动的缺陷
B．社会的改造问题
C．科学的价值与作用
D．人类与环境的辩证关系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仅仅是不良环境的产物，而这种环境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也可以 改变它”可知此时的启蒙思想家已经理性地思考人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关系，主张人 可以改造社会环境，故选B项；宗教改革运动的缺陷是存在宗教迫害，与材料所述 主旨“人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关系”不符，排除A项；根据材料“仅仅是不良环境的产 物，而这种环境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也可以改变它”可知此时的启蒙思想家已经理 性地思考社会环境的价值与作用，并非“科学的价值与作用”，排除C项；根据材料 “仅仅是不良环境的产物，而这种环境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也可以改变它”可知此时 的启蒙思想家主张人可以改造社会环境，并未涉及“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 发展的环境”，并非阐述二者的“辩证关系”，排除D项。
中国瓷器在欧洲的收藏与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
中国瓷器在欧洲的收藏与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作者：***来源：《收藏与投资》2017年第02期中国从汉代烧造陶器称瓷，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而欧洲最早的瓷器则始于德国，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炼金术士因国王对中国瓷器的爱好，提出烧出瓷器换回自己的生命，于是，就有了1706年开始烧造的迈森瓷器。
法国人在中国学习了多年，1768年才有了自己的瓷器。
英国是因为有英国人在法国烧造瓷器，稍后于法国，也有了自己的瓷器。
至于中国瓷器最早什么时候到的欧洲，欧洲所见最早的文献记载是葡萄牙航海家科尔沙利等人于明正德九年（1514年）来到中国，买去景德镇的五彩瓷器10万件，运回葡萄牙。
也因此，1522年葡萄牙国王下令所有从东印度回来的商船所载货物的三分之一必须是瓷器。
公元97年，东汉皇帝派甘英从海上出使大秦（也就是古罗马），但是，被大食（波斯部族）人骗到波斯湾而未到达大秦。
被大食人欺骗的原因是大食人想垄断中国和欧洲的丝绸及陶瓷生意。
也就是说，东汉时期，丝绸和陶瓷就已经出口到了波斯湾。
东汉恒帝廷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国王（古罗马帝国皇帝）安敦遣使臣来到洛阳。
这是中国与欧州国家直接往来的开始，这应该是欧洲人第一次了解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汉朝的“丝绸之路”促进和联通了中国和中西亚各国的经贸往来。
而后，唐宋元明对东南亚、西亚的瓷器出口，直到1405年，郑和七次下西洋，远达东非，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国际贸易。
有学者说，中国瓷器是郑和下西洋时，将瓷器带到东非，再由东非传入欧洲。
而笔者认为，1206年，蒙古成吉思汗的崛起，他建立了橫跨欧亚的大蒙古帝国，加速了中国瓷器对欧洲的输出与传播。
1368年，元朝被朱元璋取代。
中国之外代之而起，地处中亚丝绸之路，从汉代起就与中国有经贸往来的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橫跨欧亚非。
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土耳其博物馆的中国精美瓷器的收藏，可见奥斯曼帝国对中国瓷器在欧亚非的传播与出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点，由于地缘关系，中国与古波斯在汉代就有经贸往来，而欧洲与古波斯的经贸往来则大大早于中国与欧洲的直接经贸往来，见于记载的明代正德九年。
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16世纪以来，首先，四川商业中心从成都移至重庆，踞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进出西南以及西南沟通长江中下游的商品集散地。其次，长江中游汉口崛起，成为沟通长江全线与大江南北的贸易中心点，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因而形成。除重庆、汉口之外，该经贸区重要的贸易中心还有沙市、芜湖、九江等。这一个经贸区的特点，是以过境贸易为主，商品以粮食为大宗。
西北经贸区指的是，东起北直隶西北部的宣镇沿长城迤西，过张家口，直到新疆巴里坤等地，北伸则进入蒙古草原，直至清俄边贸城恰克图。在这广袤的土地，没有像其他经贸区那样便捷的交通条件，但在“一收十利”丰厚利润的驱使下，不少商人长途跋涉进入西北经商。明代中后期，西北贸易区具有明显的军事贸易的特征，是以商人与边塞驻军的贸易为主，辅以汉族商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形成于明中叶的西北经贸区，与明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为防御蒙古族统治集团对西北的军事袭扰，明王朝陆续在沿着长城的军事要地设置九大军事防区，通称“九边”，亦即九镇。除了辽东镇，其他八镇均在西北经贸区范围内。降至明后期，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征兵制，年例银即军饷补贴取代屯粮供给，从而导致军士手中有了更多的饷银可以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边镇巨额军饷对明王朝来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对西北贸易区而言是货币投放量增加，从而促进了西北经贸区的发展。清代西北贸易区中军事贸易呈临时性特点。这迫使商人作贸易战略的转移，一部分转向内地，离开西北贸易区；另一部分则依然留在西北，向着边蒙或与俄罗斯恰克图的贸易发展。
三、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的社会经济效应
16至18世纪的中国商业革命产生诸多社会经济效应。效应之一是，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的新进程。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利润丰厚。高利润促使商业资本向着贸易中心点集中，从而使一些贸易中心点迅速城市化。16至18世纪，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苏州成了全国性中心市场，推动苏州向着工商业城市发展。也是因商业资本的集中，在运河沿线，有临清、济宁、淮安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长江和珠江沿线，有汉口、重庆、佛山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沿海则有天津、上海、厦门的崛起。这一批城市的兴起动因，并非传统的政治因素，不是像以往那样，由于达官、贵人或士兵的相对集中，即消费人数多诱发了城市繁荣，而是由于商业资本集中，物流量增大而诱发城市繁荣。秦汉时随着商业发展，城中的市也逐渐增多。班固《西都赋》说：“九市场开，货别隧分。”西汉时，长安城内已有九市。市场扩大，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隋唐直至宋，坊市隔绝制度被冲垮，临街设肆成大都会的普遍风貌。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在16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性城市。消费是以达官、贵人、士兵或城居地主为主。因此，城市的规模，其繁荣程度，总是由上述人物的聚集数量而决定的。在京师，有皇室、中央政府各衙门，有拱卫士兵，还有许多文人、富豪，消费者是全国之最，城市的繁荣也是全国之最。除京师之外，其他城市的繁荣度依次是省治、府治、州治与县治。城市繁荣度呈现出政治行政序列特征。降至16至18世纪，情况发生变化。如苏州本来只是一个府治所在地，竟然成为全国中心市场之一；临清以一个州治所在地，成为华北商业重镇；汉口与佛山本来只是“镇”，但汉口繁荣不亚湖北省会武昌；佛山商业繁荣可以匹敌广州；重庆以府治所在，成为西南重要商埠；天津与厦门都是从军事卫所所在地，一个跃为华北贸易大港，一个成为闽南地区贸易大港。这些城市的崛起，靠的不是政治行政力量，而是商业资本与商品的集中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以商业资本集中程度来决定城市繁荣的新阶段了。
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西方对中国最初的了解,源于西人早期来华游记中或是荒诞夸张或是语焉不详的记载。
真正可视为信实记载的源头,始于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书信报道和著述,他们亦是16-18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西译的主要承担者。
他们所塑造的中国成为18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眼中的典范,这与19世纪欧洲文化优越视角下全然失魅的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进入20世纪,中国译者与西方汉学家共同成为典籍西译主体的新局面,既为中国文化西传赢得更多的主动权和导向性,亦带来诸多亟须反思的问题。
16世纪到18世纪的三百年间,中国人在典籍西译的历史上是失语的缺席者。
明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作为当时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主力军,经由他们对中国典籍的译介,他们在书信、年报中对当时中国国情和社会民生的介绍以及来华各个修会围绕“中国礼仪之争”发给教廷的一系列专题论文和报告,他们塑造出一个拥有强大理性文明的中国,因其地大物博、国力雄厚、富庶优雅以及完善的政治管理制度而备受艳羡。
当时的主要译介成果体现为1662-1711年间的来华耶稣会士的四个“四书”拉丁语译本:1662年在江西建昌用中拉双语对照刻印的《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书中刊载了首部拉丁文孔子传、《大学》的全译本并节译《论语》前十章的内容。
1667、1669年,在广州、果阿合刻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是为第一个《中庸》中拉双语对照全译本。
1687年借助法王路易十四的资助,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作为对欧洲启蒙思想家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学译述,该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拉丁文译文、当时内容最为翔实的拉丁文孔子传并附孔子像、《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中华帝国及其大事纪》及中国地图等内容。
该书出版后不久,随即出现多部法语、英语转译本,在当时欧洲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学者杂志》(Le Jour-nal des Scavans)、《博学通报》 (Acta Eruditorum)、《文坛新志》(Nou-velles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等学术刊物上亦涌现多篇评论性文章,充分说明了该书在欧洲的受关注程度。
17至18世纪中国风在欧洲的传播
17至18世纪中国风在欧洲的传播［关键词］丝绸之路中国风设计中国情趣巴洛克洛可可“中国风”一词一直被人们所称用，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来讲，它是一种东方情调的装饰艺术风格，在持续了近二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影响着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风格之中。
它的产生和表现形式是十分奇特和怪异的，探讨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一、中国风的传播途径与内容1、丝绸之路上的中国风一提到中国与欧洲的往来，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都是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的史籍。
但并不像字面上的意思，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
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seres源自希腊语言“丝”)一一对中国的称呼。
不仅仅是丝绸，同在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件著名的商品，产自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纪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埃及。
约1000年后，青金石的贸易开始传入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
后来成为佛教七宝之一。
□前2世纪，中国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力日渐强盛，汉武帝派遣张骞前往大月氏。
在大夏市场上，张骞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尤其是汉朝四川的邓竹杖和蜀布。
前 119 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
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那时，丝绸成为罗马人狂热追求的对象。
古罗马的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
造成罗马帝国黄金大量外流。
这迫使元老院断然制定法令禁止人们穿著丝衣，而理由除了黄金外流以外则是丝织品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丝绸衣服，如果它的材质不能遮掩人的躯体，也不能令人显得庄重，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们没有注意到她们放浪的举止，以至于成年人们可以透过她身上轻薄的丝衣看到她的身躯，丈夫、亲朋好友们对女性身体的了解甚至不多于那些外国人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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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及启示作者：杨永平杨佳悦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0年第06期摘要：16—18世纪，“中国热”风行欧洲。
这场风潮体现为欧洲追捧中国的用品、器具以及赞扬和推崇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等。
然而欧洲“中国热”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只是欧洲人依据自身的文化认知、审美趣味及政治需要而塑造出来的，并因情势的变化而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欧洲“中国热”的兴衰，为新时代中国形象的构建提了一定的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中国热”;欧洲;中国观;中国形象中图分类号：G119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6-0174-03早在古罗马时期，欧洲就与中国有商业上的往来。
13世纪时，到访中国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为欧洲人介绍了一个“充满黄金的国度”，而对黄金的极度渴求直接导致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并催生了16—18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风潮。
“中国热”的概念来源于当代，意指中国文化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是中国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提出的;欧洲学者则以“中国世纪”命名这一社会风潮。
本文试图通过阐释16—18世纪“中国热”在欧洲的兴衰，揭示这一欧洲社会的大规模热潮的时代轨迹和深层因素，为当代的中国形象塑造提供借鉴与参照。
一、欧洲“中国热”的兴起和发展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只存在于很少的商业互动和有限的文字记载中。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旅行家马可·波罗便将自己眼中的中国文明，以高度赞扬的笔调介绍给西方。
因其在华的广泛游历与深入体验，欧洲人对于马可·波罗盛赞中华文明的种种描绘深信不疑。
而到访的欧洲商人也被中国的富足震撼折服。
葡萄牙商人科沙利（Corsali）就在1515年1月6日所写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惊羡之情：“我们在广州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
中国人出售瓷器和丝绸，使我们获巨利。
”另一位航海家埃姆波利（Empoli）则是在表达感受的同时做出评价。
早期欧洲关于中国的种种记录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完美的国度，为16—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
二、欧洲“中国热”的发展而新航路的开辟、地理隔绝的打破，为东西方直接联系与交往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在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尤其体现在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代表的日用品的大量需求，家居装饰等中国风格的运用，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追求和推崇。
很长一段时间，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服饰成为达官贵人们标榜身份的工具，成为上流社会化妆舞会中的新宠。
同时，丝绸中展现出的具有中国风尚与中国特色的图案，在欧洲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中也得到了印证。
如维托雷·卡尔帕乔（Vittore Carpaccio）的画作《圣厄休拉和她的少女》，就描绘了一名身穿缀满凤凰图案长袍的女性圣徒。
凤凰是中国传说中的代表性神鸟，因此这样的描绘显然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新航路开辟前，中国瓷器传入欧洲的数量非常稀少，往往被当作最珍贵的礼物进献给国王和贵族，普通人根本难能一见。
随着地理隔绝的打破，从海路流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日益增多，在上流社会的大力追捧下，收藏中国瓷器逐渐成为欧洲上层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间的一种时髦，成为拥有者展现财富、社会声望及个人鉴赏力的新式途径。
除了购买市场上的中国瓷器，一些达官贵人甚至直接向中国订烧满足自己所需或富有特色的瓷器，而这些定制的瓷器无疑成为了欧洲“中国热”的最佳代言。
中国茶叶在欧洲的销量也与瓷器、丝绸同样火爆。
据记载，17世纪我国茶叶的出口量约为21 010担，到了18世纪则大幅增长至8 889 241石以上[1]，足以显现其在欧洲的巨大需求。
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茶叶与茶道也与各国的传统风俗与饮食习惯相融合，逐渐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茶文化。
当“中国热”席卷欧洲人的日常生活时，家居装饰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极具中国风格的设计。
法国1921年出版的《中国家具》（欧洲第一本有关中国家具的图录），搜集了16—18世纪时法国所藏的许多中国式样家具，是“中国热”在欧洲家居装饰领域的具体体现。
在文化方面，欧洲也受中国影响颇深。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是当时欧洲最具盛名研究中国的哲学家，且与来华传教士闵明我（Grimaldi）、白晋（Bouvet）等有着直接的接触和联系。
他出版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本介绍中国的专著《中国近事》，并撰写有《论尊孔民俗》。
莱布尼茨通过自身的研究将孔子学说和中华传统文明提升到了相当高的历史维度，还积极推进欧洲的多国科学院下设专门机构研究汉学。
戏剧是欧洲文化中“中国热”最为盛行的领域之一，“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中国风尚如此不可抗拒，似乎舞台上少了必须出场的中国人，就不成其为真正的戏剧或歌剧表演了。
”[2]例如伏尔泰（Voltaire）担任编剧的《中国孤儿》（L’Orphelindela Chine），就一时风靡了整个欧洲。
伏尔泰在历史和政治层面对孔子学说推崇备至，他认为中国是实行开明君主制的成功典范。
“……实际上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他对儒教的看法：既是宗教，又非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宣扬奥义，只宣扬道德的宗教。
”[3]该观點也在由其担任编剧的戏剧《中国孤儿》中有着集中体现。
他的思想对法国《人权宣言》影响很大。
魁奈（Francois Quesnay）则从孔子学说中寻找到自己倡导的“重农主义”经济学说的思想基础。
1767年，他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指出：“如果没有农业，各种社会团体只能组成不完善的民族。
……因此，农业成为这些国家的基础，并且规定和确立了它们的统治形式……”[4]在魁奈的影响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 XV）模仿起中国的皇帝，于1768年6月15日，在凡尔赛王宫举行了春耕“藉田大礼”，以此来表现对农业的重视。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官僚制度组织形式及科举考试选拔的文官制度恰好为欧洲政治体系变革提供了理想的蓝本。
前者给欧洲学者以限制教会特权、强化世俗权威和理性至上的政治启发，后者则为当时被贵族垄断的人才选拔系统提供了改革的参照;法国大革命过后，这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政治制度逐渐在欧洲各国确立和发展起来。
“中国热”迅速席卷欧洲，并在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留下了的身影。
当然，这一风潮的兴盛离不开一些因素的作用。
首先，为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与启蒙运动，教会借助中国因素用于自救的需要。
“中国热”盛行之时，正值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与启蒙运动的蓬勃开展时期。
正如艾田蒲（Rene Etiemble）所说的那样，18世纪的耶稣会士们不仅会在翻译的中文文本中增添原本没有的内容，也会删去中国历史和神话中有损中国形象的细节[2]。
其次，“中国热”所体现出的世俗性，得到了欧洲君主和上层贵族的追捧。
例如1700年时，在凡尔赛宫大厅举行的盛大典礼上，“太阳王”路易十四身穿一套精美的中国式服装并乘坐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出场，立即便引来了全场的惊叹。
这对于“中国热”的示范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最后，中国的某些文化传统与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想与追求相吻合，从而深化了“中国热”在欧洲的影响。
虽然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并未亲自到访中国，但中国的某些文化思想、规范制度等，正好符合他们的政治理想与追求，能够为他们的理论提供现实的依据。
三、欧洲“中国热”的衰退“中国热”的衰退起始于欧洲思想界对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怀疑与否定。
首先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定性中国政体为专制主义，认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而制定这个原则的目的是安定”[5]。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则在《国富论》中从经济角度进行论述，认为中国发展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制度的落后。
至此，中国文明被逐渐贴上死气沉沉、专制压抑、腐朽落后的标签。
四、欧洲中国观的演变及其启示欧洲“中国热”对中国的评价从美好、先进、富有变为野蛮、落后、贫穷，评价差异反映出欧洲观察中国视角的转变，而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总与时代需求密切相关。
首先，这与欧洲16—18世纪的政治转型有关。
自中世纪以来，无论是教育上的垄断、思想上的压制，还是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基督教会都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
中国实行君主专制政治体系，恰好符合欧洲封建君主与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政治追求，“中国热”风潮也逐渐走向全盛。
17—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君主专制最为强势的国家，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热”最为盛行的地方。
大革命倾覆了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及其君主制，给欧洲的封建秩序以极大的震动。
“中国热”风潮也随之消散了。
其次，“中国热”风潮的兴衰也离不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6世纪以后，由于东西方贸易积累了不少财富，中国的各类器物也大量传入。
同样，这也是“中国热”风潮盛行欧洲的时期。
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期，积极对外扩张。
对此，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中国的排斥就是这样起作用的，这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序曲。
谁有胆量去把一个供给世界这么多东西的文明古国变成殖民地呢？那么，首先只有对它进行诋毁，然后由大炮来摧毁它。
”[2]如此，盛行一时的“中国热”也就必将走向没落。
由此可见，16—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则主要基于欧洲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和接受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价值需求的倾向性。
研究历史上欧洲“中国观”的转变，对于塑造当今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当今世界，全球化、一体化加速，世界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共同挑战。
而在中国迅速发展并加大改革开放、大步走向世界的当下，西方對于中国的质疑声不绝于耳，如“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等，甚至肆意抹黑中国。
有鉴于此，对于新时期中国形象的构建，必须要积极作为、主动发声，而不能任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控话语权。
其一，中国成为推进多边主义、全球化的示范力量。
在美国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全球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情势下，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合作互利共赢，势必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提供了正能量及示范作用，为当今弥足珍贵的国际合作增加信心，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动能。
其二，充分利用展现中国形象的全球和地区平台。
随之中国大步走向世界，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交往、交流，充分利用全球性平台，牢牢掌握住中国形象建构的话语权。
如今，中国在联合国及各种世界组织的平台上充分展现着，逐步走近了世界政治舞台中央，也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其三，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为世界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及产品。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积极回应，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同时，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亚投行、博鳌论坛等组织和机制中，中国积极且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