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魏晋南北朝特定的时代条件，决定了该时期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绚丽多姿，异彩纷呈。

如果同汉、唐相比，揆其大要，其基本特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一、自觉趋向型文化特征黄巾大起义促使东汉大帝国的瓦解，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极大冲击，人们的思想从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因而人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同时，汉末至隋约400年内，基本上处于长期分裂割据（西晋统一至八王之乱只有8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

那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家族，每一个社会政治集团，每一个割据政权，要求得生存、自立和发展，都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或者发挥人才的优势，从而有利于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显示。

加之东汉统一帝国的瓦解，人们热衷于寻找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

这些时代条件不仅使得各类人才辈出，而且促使学术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纵横、佛、道以至兵家都应时而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当时从政治斗争到思想理论斗争的许多主张，都与儒家名教相悖逆。

早在曹操与袁绍等联兵反对董卓时，二人在论如何夺取胜利时曹操提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所谓“智力”，指人的才能，“道”乃指由人制订的适时而变的各类政策方针。

曹操认为在群雄逐鹿中要取得胜利，只有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因此，他多次下令主张“唯才是举”，不仅“盗嫂受金（者）……吾得而用之”，甚至“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本纪》），皆可录用。

清谈名士嵇康不仅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还公开宣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鲍敬言从老庄任自然的思想出发，针对儒家所谓“天生蒸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授说，揭示国家、君臣以及政治制度的出现，都是暴力和征服的结果，也是压迫、贫苦和战争的根源。

鲍氏对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讲的“无君而庶民定，无巨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社法，束缚下民”（严可均辑校《全三国文》卷四十六阮籍《大人先生传》），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著名的“无君论”（《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诘鲍篇》），反对国家、君臣、政治制度的存在。

皇帝绝对权威的树立，如果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年）算起，到鲍敬言所处的两晋之际，已有约550年的历史。

鲍氏对封建专制之核心君权的彻底否定，尽管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但他在理论上的勇气，反对政治压迫的实质，以及在思想意识上趋向自觉的精神，都是值得赞许的。

与“无君论’思想相辉映的，乃是“神灭论”和“笑道论”。

从西晋阮瞻的“无鬼论”，到刘宋范晔的“死者神灭”，“天下决无佛鬼”，再到范缜的“神灭论”，北周甄鸾的“笑道论”，均针对欺骗人民的佛道教义及维护封建统治的神仙鬼神之说。

特别是范缜的《神灭论》把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推向顶峰，它有利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趋向自觉，有利于科学的进步。

上述对封建统治理论的核心名教禁锢的突破，以及对封建统治政权核心君权的否定，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人们思想的一次相对解放，从而促使人们的文化心态向自觉趋向发展。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压迫最深，因而她们的社会地位及其思想观念，最能说明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自觉趋向程度。

东晋葛洪曾生动地描绘了两晋南方妇女的社会生活，说她们离开织机，走出厨房，拜亲访友，周游城邑，游戏佛寺，观赏渔猎，登山临水，出境庆吊，途中有说有笑，有时甚至举杯痛饮，引吭高歌（《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疾谬》）。

这里所表现的妇女的社交活动和社会地位，似乎同男子没有多大区别。

北朝妇人主持家务，参予政治活动，以及反映妇女地位提高的一夫一妻制的出现，显然是鲜卑习俗对北朝社会的影响。

实际上，它反映了北朝民族融合这股历史主流对当时北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由于儒家男尊女卑观念受到冲击，少数民族风俗的习染，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有了掌握文化的机会，因而当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歌星以及深通儒家经典的女文人学士。

她们写下了诗、赋、谏、铭、颂、书流传于后世。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两晋妇女有文集者计12人，共40卷；十六国前秦妇女有诗文集者1人，共1卷；南朝妇女有文集者计7人，共39卷，1人注书7卷。

此外，有姓无名，标某氏撰文集者计37人，共106卷，其中应有一部分为妇女所作。

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因而其思想观念也趋向自觉，从而妇女出外游学，步入仕途，从军，自由选夫等为封建伦理纲常所不容的事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有出现。

上述妇女自觉趋向的观念和行为，表现了社会风尚给妇女的影响，从最深层次上显示着儒家名教观念的淡薄，人们文化心态上趋向自觉的程度。

再从学术思想领域的高层次推求，前人所揭示的当时百家争鸣中出现的所谓儒玄合流，佛道互补，儒、佛、道相互对抗而又互相渗透，以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鲜明对立，这种文化学术思想领域的对抗、交融和繁荣，本身既促进了人们文化心态自觉趋向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代哲学和宗教走向成熟的阶段。

特别是魏晋玄学以对儒家名教质疑而兴起后，给人们的思想境界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

正如汤用彤先生在《理学·佛学·玄学》一书中所说：“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

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

”这种魏晋人的新型人生观，正是两汉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在现实中破产后，面对乱世苦海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性追求，可以说是人生觉醒的一种曲折反映。

总之，魏晋以降人们文化心态的自觉趋向，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又反过来给予当时文化以巨大影响。

精神文化方面的相对解放和自觉趋向，必然推进物质文化的辉煌发展。

我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修订本）一书中发现，在2272年中，共列29位科学家。

其中华佗、马钧、裴秀、葛洪、祖冲之、郦道元、贾思勰、陶弘景等8人，均属于这个时代。

如果加上死于建安24年的张仲景，则共有9人。

在总年代不到1/5的时间里，却产生了约1/3的大科学家，他们对我国古代医学、机械学、地图学、药物化学、数学、地理学、农业科学、冶炼化学、生物学以及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作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他们的科学成就充分显示出这是一个各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物质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

若究其根源，虽较为复杂，但人们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肯定无疑的。

二、开放融合型文化特征魏晋南北朝开放型文化特征，是由于国内各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频繁，以及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等时代条件决定的。

当时人们的思想较为开放，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首先是汉族对外来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取的积极精神，同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

尤其在北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礼仪风俗、学术思想等，都不是汉族单一型的，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包罗宏富。

早在东汉末年，西域文化便传入我国。

史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

西晋泰始（265—274）以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

太康（280—289）时期，人们普遍以胡人生产的氊“为絈头及带身、袴口”，并相习成风（《晋书·五行志》）。

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和长江上游先后由五胡建立起十六国政权。

当时属于民族融合的第一阶段；匈奴、鲜卑、羯、氏、羌人大都保存着自己的语言、生活习俗和礼仪风俗。

他们在汉族地区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大多带有部落军事统治和封建统治双重性，政权组织形式为胡汉混杂体制，其官制大致上皆胡汉杂糅。

北魏前期政权，也不例外。

北魏后来实行的均田制，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前者乃是鲜卑拓跋氏族公社公有制和儒家理想政治的结合，在当时北方大乱之后地广人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后者则是鲜卑八部大人制和《周官》六军之制二者的结合。

在国家政权政治制度上，从十六国到北朝始终存在着全面的或局部的胡汉体制的混杂，已为史家所共识。

这是开放型的文化特征，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语言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语言较为混杂。

十六国时期，在北方流行着少数民族语言。

北魏初期，鲜卑语盛行。

孝文帝改制虽禁鲜卑语，但仅限于30岁以下的人，而30岁以上的鲜卑人，并不要求立即改说汉语。

更何况孝文帝改制后只有5年时间即死去，以后改制实际上处于流产状态，因而北方势必形成汉语和鲜卑语并存状态。

再如胡服。

十六国时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自不待论。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

经过4年以后，太和二十三年（499）正月，孝文帝从邺城回到洛阳，犹“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指鲜卑服饰）者”。

孝文帝责问留守洛阳的任城王元澄：“尚书何为不察？”澄对曰：“著犹少于不著者”（《魏书》卷＋九中《任澄王澄传》）。

足见当时着鲜卑冠服者，还不在少数。

不久，孝文帝病故，服饰改制并不彻底。

东魏高欢部将羯人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以此言之，右衽为是。

”王纮反对说：“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北齐书》卷二十五《王綋传》）这次争论以掩衣左右皆可而结束，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认为胡服和汉服杂用均可的一种文化观念。

关于仪礼中所用的音乐。

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国传统的所谓雅乐正音，只有凉州张氏政权保留一部分，前秦灭张氏得之。

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后，一部分传入南方，一部分保留于后秦。

颜之推在隋开皇2年（582）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

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

隋初郑译定乐之“七调”，实即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祗婆之“七声”（《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

开皇初定七部乐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

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至炀帝大业（605—618）中又定九部乐为：《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

上述隋代九部乐，除《清乐》、《礼毕》两部乐书自汉族外，其余七部乐均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出自东夷、北狄、西戎或西域、天竺。

而且隋乐对唐乐影响极大。

魏晋以后礼仪音乐等文化观念的开放性，对唐代影响颇深。

最能代表开放型文化观念的，乃是“胡床、胡坐”在汉人生活中传播后，汉人生活起居产生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