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

1、梁启超（1873～1929年）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思想家、活动家、国学大家。

“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

早年师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运动，与黄遵宪合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制造舆论，成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失败后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他表示支持并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君主立宪；尔后“政闻社”受查禁而被迫解散。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想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后袁称帝野心暴露，便与蔡锷策划武力讨袁；袁死后依附段祺瑞，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内阁被迫下台，他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他赴欧考察西方社会，发现弊端，回国之后宣扬西方文明已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随即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及著述。

梁启超被公认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

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

不仅像“中华民族”这样的称谓始自他的口中，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他的笔下。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不乏真知灼见。

其著述在1936年版的《饮冰室合集》中，分《饮冰室文集》16册（45卷）和《饮冰室专集》24册（104卷），共109卷，1000万字。

该书之中华书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装订成12册，共11094页。

1-5册是《饮冰室文集》，6-12册是《饮冰室专集》。

通过《饮冰室合集》篇名详目可以清楚看到，就其著述的范围而言，从时评、政论、变法、维新，到中国学术文化即“国学”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哲学、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等方面均有作品行世，以散文影响最大）、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在史学研究领域为最。

而从人品与文品相统一的角度来看，梁启超虽然经历曲折，思想行为一生变化巨大，但他敢于自我批判，敢于随着形势的变化，依据事实和实践的检验而自省，不断地认错、改错，并自称“流质”之人。

他那严于律己，近于残酷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恰恰更昭示出他不同凡响的中华学人的良心和良知，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因此，从学术建树与人格、人品相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梁启超堪称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国学大师”。

[3-4]2、章太炎（1869～1936年）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

后改名绛，号太炎。

浙江余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

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

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

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

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

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

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

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要讲授国学即中国学术文化，先后出版《国学概论》《国故论衡》；主编《制言》杂志。

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

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

章太炎在国学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

他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

他堪称首推“国学”之第一人，其国学著作主要有《国故论衡》《国学概论》（曹聚仁记录整理）等，另著有《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儒术新论》《订孔》等。

[5]3、马一浮（1883.4.2－1967.6.2）马一浮是中国现代国学大师，也是一位隐士，他一生致力于读书、教学，几乎没有参与其他社会工作。

他马一浮先生像受聘于大学时，条件是不以教学纲要所定的正式课程为限，而自由宣讲；他创办复兴书院，所实行的是孔子设坛与学生漫谈式的教学法。

他虽然过的是隐士的生活，名声却远扬四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均曾宴请他，并与之深谈；李叔同以他为友，丰子恺以他为师，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录自陈星《隐士儒宗·内容提要》）其人少鲁迅二秋，与鲁迅、周作人同应乡试，高中榜首。

彼时国将不国，马氏乃流学日、美诸邦，得书便读。

中国第一部《资本论》，亦由马氏流入中土。

马氏归国，知西方学说不足以指本心，拯膏肓，退而治经，尽读《四库全书》。

后日寇入侵，乃避地蜀、桂，创办“复性书院”，后专事刻书，思保存圣贤血脉。

近代新儒学，以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为三圣，而私意圣之一字，唯马一浮足以当之。

马氏之学，身体力行，盖中国最后之理学家也。

其人少丧丧母，旋又失怙，二十丧妻，遂终身不娶，亦笃于情者也。

或劝其续弦，乃曰：“孔子子孙是濂洛关闽，非衍圣公。

”无嗣。

李叔同谓丰子恺曰：“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

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录自矫庵主人与何白通信）[6-9]4、陈寅恪（1890～1969年）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被誉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说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因其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而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著名诗人陈三立，因而被誉为“公子之公子”；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是唯一同时兼任跨越两个学科即中文和历史（一说兼任中文、历史和哲学三个系）的教授，所以，又被誉为“教授之教授”（一说因为当时许多教授也常去听他的课，因而被誉为“教授之教授”）。

（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清华大学出版2000年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一说能背诵《十三经》）；1902年随其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而后留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二十多年，掌握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更精，加上深厚的“国学”基础，使其得以沟通中西、融汇中外，从而在学术领域多有振聋发聩之见，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清华大学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陈寅恪通晓的文字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匈、土等国文字自不必说，像蒙古文、满文、藏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

）（黄延复：《清华传统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925年陈寅恪回国后，被刚不久改制的清华大学聘用。

“国学研究院”成立后，该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称“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梁启超也向人介绍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一起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导师”。

（同上）1929年，陈寅恪应学生之请为王国维纪念碑撰文，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宗旨。

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改任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义愤绝食而逝。

治丧完毕，陈寅恪即随校南迁至长沙任教；南京沦陷后，又随校迁往云南，先到蒙自、后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首席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之职称（为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汉学教授），邀请其赴英就职兼治眼疾。

他于是举家离昆明到香港，拟搭英轮转赴英国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得不返回昆明，仍被西南联大中文、历史两系合聘为教授。

1940年暑假后，他再次举家赴港以备择机赴英，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香港沦陷，他“只好空坐家中”，尽管生活十分困难，常将衣物换食物，但拒食日本宪兵队奉命送给的面粉；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也被他严词拒绝。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请他到已沦陷的上海授课，又被其拒绝而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5月，趁一暴风雨之夜，携家逃离香港抵桂林。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

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

”（《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将其故丘归死之壮烈，纸上刳肝之豪迈，不惜杀身成仁的凛然正气耀然于笔端。

之后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

当时桂林的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活动，劝他参加，被他拒绝，并在《癸未春日感赋》中，以“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之诗句，以示嘲讽。

1943年，陈寅恪受聘为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教授，兼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并于当年举家从广西经重庆至成都，生活异常艰苦，到1945年春，终因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致使双目几全失明。

这对于一个视读书、写作为生命的学者而言，无疑是巨大创痛。

“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

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表达了他的这种心境（《五十六岁生日三绝》，同上）。

1945年9月2日本签字投降，陈寅恪既为日寇投降而高兴，同时又为内战一触即发而忧心：“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同上）。

此时英国皇家学会再约他赴英治疗目疾，陈寅恪遂由成都搭航机至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至伦敦，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到1946年4月，其双目全部失明，遂辞去牛津首席汉学教授之职，欲赴美就医，后得知美医亦无良策后，于绝望中回国，仍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