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为何乡村读书无用论蔓延

费祎:为何乡村读书无用论蔓延费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编者按：乡村是个复杂的体系。

在城镇化的大潮中，它意味着多种可能性：或沦落，或文艺，或富裕，或贫乏。

无论在乡村或城市，生活是运动着的，同时又处在当下。

“在时间中运动，在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运动，在情感与观念中运动，在关系和决策组成的网络中运动”。

我们希望，借由知识界与现实之间、城市的教育与乡村的生活之间等诸种张力，考察当下乡村的面向与变动。

这关涉城镇化的大命题。

这里是一位博士对乡村教育的观察。

究竟是村人“读书无用”，抑或乡村需要更为先进的教育手法?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思考。

2015年春节，乡村话题一时成为热点。

我关注更多的是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

这里，我以我的家乡(苏北一个村庄)为观察对象，谈谈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点建议。

亲子教育的严重缺失在当下的农村，家庭教育严重缺失。

城里的父母大多重视学前教育，甚至不惜花费重金。

我的硕士同学，孩子刚三岁，已有近百本童话书，玩具更是多到放不下。

但在农村，对幼儿的养育却依然停留在“衣食”和“温饱”阶段，在有限的玩具之外，乡村儿童在婴幼儿阶段的阅读和启蒙教育非常匮乏。

很多年轻的父母，只负责生，不负责养，更遑论教。

早几年，村里“赚钱成疯”。

很多年轻父母，孩子刚几个月大，就出外打工，一年回来一两次。

如此这般三四年。

孩子入学前的教育，几乎全由祖辈进行。

祖辈往往还要兼顾家中农活，或到附近工厂做工。

这对孩子成长不利，也给留守老人增加了太多负担。

此外，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喂养方式、性情培养上，祖父母的教育方式都比较落后，对幼儿成长缺乏良好的引导。

前一阵，看到网上有个妈妈发帖，说孩子奶奶是“潮童杀手”，孩子从城里回农村没几天，“整个人都不好了”，小公主变成野丫头，回帖响应者如潮。

这些被吐糟的奶奶们，大多家在农村，只关心孩子吃饱吃胖，没病没灾，至于更高层次的学前教育和服饰打扮、儿童交际之类，大多不在意，也不在行。

这些“潮童”不过短期居留乡村，“度完假”后就回到城市。

而那些一直在农村和爷爷奶奶相守的孩子，却要长期承受缺乏父母关爱的童年生活。

父母教育缺失会给将来的亲子关系带来很多隐患。

很多孩子在重新和父母一起生活后，往往很排斥，关系非常紧张。

对这一点，农村的年轻父母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自2001年起实行的“撤点并校”政策，更加剧了农村亲子教育的恶化。

基层乡村老师、农民对其怨言颇多，学界对这一政策也有很多批评。

其实，政策初衷也是好的，不过是想将分散的、质量较差的乡村小学，集中为教学资源比较优质的城镇小学，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同时减轻财政负担和教育成本。

但问题出在执行过于简单粗暴，没有考虑各个自然村与镇中心的距离远近、各村农民经济状况和人口多少等问题，一刀切将绝大多数村小学生强行“拎”到镇上就读。

村小学生到离家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中心小学寄宿就读，一周回来一两天。

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与农村的家庭疏远，让本就薄弱的家庭教育更雪上加霜。

对这些孩子而言，爱和亲情成了日常生活中时常挂牵但又远离的东西，导致家庭情感疏离。

与此同时，村里的留守老人也失去了天伦之乐。

我记得，以前，农村大人们常常在做完农活后，聚集到村小操场上，等待孩子午休或放晚学，一边闲话家常。

校园里朗朗读书声对这些围墙外的家长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慰藉，其中寄予了众多乡民的希望。

张艺谋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的村小读书场景，和我们那里早些年非常相似。

而最近几年，乡村没有了读书声，像是一下失去了活力，变得寂寞而单调。

村小的衰落家庭教育有所匮缺，人们往往将希望投诸学校。

作为乡村最重要的文化空间和文化单位，乡村小学理应扮演更重要、更有影响力的角色，钱理群先生早在2007年就提出，要学习晏阳初、陶行知提出的使乡村学校成为“乡村改造与建设中心”的设想，并倡议村小担当儿童教育、村民教育和文化中心的多重功能。

我非常认可这一看法。

但近年来村小的没落让这条教育之途变得曲折莫测。

乡村教育的凋敝从村小的变迁就可以看出来。

而这变迁，和教育政策密切相关。

我们村，姑且简称为H村吧。

H村村小历史很漫长，解放前曾作为私塾所在地，70年代基于“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的政策，设立了初中。

在设立初中的70年代，因为入学距离近，村里许多人读完了小学后，直接升入初中，而后到公社继续读高中。

村子里我的叔伯辈，基本上都完成了初高中学业(而他们的子女，许多却没有达到父母的学历程度。

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或也可以说，村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一定程度上是后退的，原因下文分析)。

八十年代初，公社裁撤高中，村小的初中随之被取缔。

但整个八十年代，村小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

在我上小学时，大概有二三百名学生。

我的小学班级共有25名学生，一多半后来读了大学。

其中不乏北大、南开、苏州大学之类名校。

九十年代之前，江苏省对乡村教育基本上采取“就近入学”的分散制。

自2001年全国性“撤点并校”政策实行以来，村小的衰落便开始了。

最直观的表现，首先是学校数量急剧减少。

以前镇上有九个村小，现在只剩下两个，还只有一到三年级，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去镇上读中心小学，每天由学校班车接送，早上从村口的马路上接走，晚上再送回来。

其次，学校空间也开始缩减。

两年前，村小又被卖去一半，成了现在的半个木材加工厂、半个村小的局面。

木材加工厂的噪音响起，隔壁教室里的孩子就得捂着耳朵。

相伴而来的是，村小的硬件配置和各种资助也跟着走下坡路。

这么多年了，我们村小学的铃铛，仍是我读小学时的那个铃铛，系在两棵大树之间，斑驳锈蚀得厉害。

原来村小大门上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几个大字也不见了，变成了灰白的空墙。

其次，是儿童辍学率开始上升。

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距离的远近是决定农民送子女入学与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距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教育成本的高低。

一个在村子里读书的孩子，和一个在城镇寄宿的孩子，教育支出的差距很大。

村小读书的孩子，一年只需要四五百元的书本费，伙食费、住宿费等都不用支出。

而在城镇就读的孩子，教育支出明显增多，伙食费、交通费、住宿费，所有这些费用加起来大概需要四五千元。

这就导致农村失学儿童增多。

经过十来年的实践，“撤点并校”采取的“集中办学”模式，对乡村儿童的负面影响已初步呈现。

首先是安全问题。

现在集中办学，往往用校车接送学生，但学生太多而校车太少，往往超载，前几年全国校车事故频发，或也是这个原因。

不坐校车也不行，留守的祖父母往往无力远距离接送。

由此，安全就成为集中办学的最大隐患。

其次，孩子容易出现精神危机。

习惯了乡下生活的孩子，到镇上乍一开始集体寄宿生活，会感到不适，尤其是低年级儿童，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又不善于和他人交往，很容易出现孤僻，焦虑等心理。

再次，这也给镇中心小学的教师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从村小集中到镇上后，中小学生数目陡然膨胀，一个年级有八九个班，一个班级通常有六十多个学生，学生人数多、年龄小、自控力不足，给课堂教学带来了很大困扰。

从教学成果上看，也并未实现提高教学质量的初衷，很多从乡村小学转过来的学生，学习反不如从前。

以前在村小，大多一个班二三十人，老师很容易关注到每个学生，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更多。

这是教学方面的困境。

更麻烦的是在生活管理和后勤上。

镇中心小学为此特别设置后勤老师，每晚轮班，监督学生按时熄灯休息，并处理突发事件和安全问题。

但尚不能自制的小学生，往往嬉笑打闹，有的碰翻热水瓶，有的甚至从架子床上摔下来，让老师提心吊胆。

我一个初中同学告诉我，她再也不想做后勤老师了，看起来不用上课，好像很轻松，其实心理负担特别大，夜里还得给学生盖被子，简直是给人当爹妈，很怕哪个孩子摔了烫了，家里人找上门来闹。

一边是村小没落，一边是在中小就读的孩子面临危机。

“集中办学”对正处于心理成长关键期的乡村儿童而言，负能量爆棚。

更糟糕的影响是，乡村儿童与乡村生活的联系越来越少，与乡村生活经验日渐隔离，很少参与乡村劳作，对乡村文化更是隔膜。

我读小学时，每到放学，常要帮助家人做农活，割猪草，放羊。

我认得许多野菜和野果子，白天学习，傍晚便和大人在田野里晃荡。

有的男孩子便成群结队去河边逮鱼摸虾，捉泥鳅。

村里的大人都认得我们。

现在情况则不同。

孩子们成年累月在中小寄宿，虽然生在乡村，但已和乡村的成人世界非常陌生。

一旦他们进不了更高一级的学校，既不能有乡土的认同感，也很难融入城市，便成了“在而不处于”的“边缘人”。

其“边缘感”和春节回家偶一感到乡愁的博士们，也很不同，他们的心境会更荒凉，更缺乏认同和归属，成为一群“身在乡村的异乡人”。

对村小的发展，村民态度也不一致。

有的家庭比较富裕，觉得村小可有可无，反正有能力送孩子到镇上甚至县里读书。

比较贫困的家庭，则希望孩子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

这些家庭的成员大都是留守老人。

一方面希望每天有儿孙绕膝之乐，心里踏实;一方面也可减轻经济负担。

但让人遗憾的是，作为乡村唯一的公共活动空间，村小这一有限的公共资源也每每成了村民的觊觎之物。

偷盗学校课桌、花木、体育设施的情况时有发生，看守学校的老师常常要严阵以待，以防有人破门而入。

这背后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村小和家庭的沟通缺乏是原因之一。

现在往往是留守的老人接送儿童上学，在教育政策、学费升降等诸多问题上，教师与文化水平较低的祖父母不易沟通，“难缠的祖父母”是乡村老师最头疼的人物。

前段时间，“乡愁”话题一时成为热点。

我更担心的，却是下一代乡村子弟，当他们走向城市之际，将不会有类似80后一代乡村大学生的乡愁。

他们对乡村文化的隔膜和冷漠，将使这一脉微弱的乡愁之念越来越淡。

2015年新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第16条，有“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和教学点”的规定，希望能对现状有所改善。

乡村文化的凋敝家庭教育主要培养孩子的性情和品格。

H村作为一个公共社区，不缺超市，不缺网吧，缺的是书店和乡村图书室。

记得小时候，姥姥家的邻居是位私塾先生，我曾在他家房子里看到四书五经等很多经典典籍。

现在除了几户教师家庭，几乎找不到像样的书籍。

都市公共空间，学界已多有讨论，现实中也所在多有，书店、咖啡馆、酒吧之类，成为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空间。

但很少有人关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问题。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谈一谈。

在十几年前，甚至更早的八十年代末，农村的公共文化活动还很活跃。

我邻居家一位老人会说书，每到傍晚，女人们在家炊烟袅袅煮饭熬粥，他家门口的场地就围了一圈人。

说书的题目大多是传统小说经典之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

听讲的人们有的粗通笔墨，有的甚至大字不识一个，在这样的乡村说书人熏陶下，人们还是或多或少受到了教育。

这样的公共活动空间，尤其是孩子的乐园。

H村另一个较边缘但很重要的公共文化场所，是乡村基督会的活动。

参加活动的大多是老人，男女都有，他们抱着很功利的心态，意在祈福消灾，但在活动中，他们所坚守的道德准则，对乡风的改善仍然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