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9年中国经济的回顾与反思—两次宏观调控的认识、比较和对策建议

1999—2009年中国经济的回顾与反思—两次宏观调控的认识、比较和对策建议作者：王勇来源：《商业时代》2013年第29期内容摘要：1999-2009年的1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5个经济周期。

这10年有值得认真总结的成功经验，也有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和教训。

同时，1999年和2009年都是在地区或国际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重要时间点，也都是分别对前期经济过热形势进行了较大力度调控之后的重要时间点。

对于这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加以回顾，特别是深刻反思我们曾经采取的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有助于今后更加自觉地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彻底改变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关键词：反思调控中国经济货币政策失衡研究时间段的选择其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

3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8%。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40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

但同时也要看到，这几十年的发展仍然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见图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而1999-2009年的10年，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5个周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第一个完整的周期。

这里有值得认真总结的成功经验，也有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和教训。

此为选择这10年进行研究的第一个原因。

其二，1999年和2009年都是在地区或国际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重要时间点，也都是分别对前期经济过热形势进行了较大力度调控之后的重要时间点。

首先，在这两个时间点之前的1991-1992年和2006-2007年，中国经济都呈现出明显的过热势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把预防或治理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宏观调控任务，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其次，在调整过程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都给中国以往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以严重冲击。

1999年和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处于相对低位。

其三，1999-2009年的1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运行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期。

整个周期表现出长期扩张、振幅减弱和经济运行微波化趋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和较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所采取的具体经济刺激计划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在1999年和2009年这两个时间点之后的短期经济走向略有不同。

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1999年和2009年不同的调控政策（一）199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调整中的中国经济以一定冲击。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居民消费和支出中，原先属于福利化的部分，正在市场化。

教育要高收费了，住房也要花钱去买，下岗失业的要为自己准备一些失业金，养老也逐步市场化了。

因此，大家要去为子女教育、为下岗后的生活、为买房子、为养老而储蓄。

这又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二者效应叠加，使1997年、1998年、1999年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分别为9.3%、7.8%、7.6%。

为此，从1999年开始，中央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内需。

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以往几次“经济过热”都是败在投资规模过大上。

因此，改变了过去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发动经济增长、推进经济发展的模式，而是以人们的需求为导向。

既注重投资需求，更扩大了消费需求。

首先，在投资需求方面，1999年发行的1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除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外，又扩展用于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2000年发行的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除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外，又加大了西部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加大了对发展科技教育的投入。

2001年和2002年又各发行了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坚持了上述方向，并重点用于在建项目和西部开发。

其次，把消费拉动看作是最根本的拉动，着重培育和扩大了消费需求。

表现在：增加社会保障、提高人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和推行消费信贷。

消费信贷的种类已扩展到住房、助学、汽车、大额耐用消费品、旅游等。

2002年底，消费贷款余额达1.07万亿元（刘树成，2003）。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汽车、住房、旅游、教育、信息等新的消费领域作为重点加以培育，逐步取消这些领域限制消费增长的政策，使这些行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正是由于坚持以人们的需求为导向来推进整个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遭遇不景气、增长速度放慢的大背景下，不仅没有受到太多影响，而且走出了一条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轨迹。

GDP的增长率连续4年保持在8%左右，发展速度在世界上仍然是一枝独秀。

同时，物价始终保持低位运行，甚至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这种调控所带来的成效在2003年之后更为明显的表现出来。

2003年，我国经济在遭受“非典”及多种自然灾害的不利条件下，仍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总的经济发展形势是1997年以来最好的一年。

就在这时一些不健康的苗头又有所抬头，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幅度的攀升。

2004年，状况继续。

为此中央政府出台一批措施加以遏制，使2005年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物价涨幅处于较低水平。

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偏大且结构不尽合理等根本问题，经济过热势头在2006-2007年再次显现。

从2007年5月开始，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呈逐月上涨之势，特别是8-12月，连续5个月价格涨幅超过6%；全年上涨4.8%，为10年来的最高涨幅。

与之相对应的是，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高达14.2%。

于是，国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3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8次。

2007年6月，执行了近10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转换为“稳中适度从紧”。

然而就在此时，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影响到全球，演变成一场国际金融危机。

2008年10月之后这场危机开始蔓延到我国大中型企业，从出口部门扩散蔓延到其他部门，从东部沿海地区蔓延到内陆地区。

可以说，惊人相似的一幕在10年后再度上演。

（二）200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说到惊人相似，是因为恰恰又是一场金融危机给正在降温中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冲击。

当然，相似不等于相同。

此时我们所面对的是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及时调整了宏观调控政策，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保持增长的政策。

具体来说，国家相继提出了“四万亿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

其中，中央拿出4万亿财政资金主要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如房地产、铁路、公路、机场建设，部分用于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文教事业等一些民生项目。

这部分资金带动地方配套贷款资金也从金融系统陆续进入市场。

据统计，2009年，全国投放贷款达9.59万亿元。

2010年，全国新增贷款7.95万亿元，超出年初制定的7.5万亿规模4500亿元。

此外，从2008-2009年央行先后5次下调基准利率，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可以说，由于这些措施力度大、出手早，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2%，仅比上年回落了0.4个百分点。

将上述内容与1999年的调控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次调控的差别绝不仅仅在于是“稳健”还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问题，而在于是以什么作为调控的导向。

前文已谈到，从1999年开始的宏观调控是以人们的需求为导向，特别是消费需求。

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当时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既保证了我国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又使物价始终保持低位运行。

但是2009年前后的宏观调控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虽然我们也非常关注民生，许多措施也是围绕社会保障、医疗、提高居民收入等内容，但整个导向则偏重于投资，主要着眼于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

我们的4万亿财政资金大部分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同比增长30.1%，超过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近1倍。

而外贸总额同比下降至2.21万亿美元，降幅13.9%。

在投资、消费、外贸这实现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拉动一枝独秀。

这也成为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困扰的一大诱因。

由于投向较为集中，打破了原有各行业部门间劳动分布的比例关系，从而造成一方面房地产等行业在该比例分布中越来越占有优势，房价出现新一轮的过快上涨。

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用工对农产品需求的传导作用，使原本处于劣势的农业等部门的瓶颈更加凸显出来，也导致价格出现大的上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在2010年11月达到创新高的5.1%后，一直到2011年上半年始终在4.5%-5.5%之间徘徊。

对1999年到2009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差异的原因分析从上面1999年和2009年两次宏观调控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对后一次应该反思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它为什么没有像1999年调控时选择以人们的消费需求为导向，而是有些像上世纪90年代之前那样整个导向更偏重于投资？笔者经过研究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所处的形势不同客观地讲，2007年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形势要更加紧迫。

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爆发危机时，虽也涉及了多个国家，但因为欧美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被卷入其中，而亚洲各国并非世界经济的中心，且当时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远没有现在深，所以其影响力是有限的、区域性的。

但10年之后则不同。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实体，是牵引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危机是世界性的，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发展。

对中国来说，直接对我们的进出口贸易、人民币币值、外汇储备乃至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都造成了严重冲击。

与此同时，在国内又经历了几场严重的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还要举办北京奥运会，因此，在面临着异常复杂严峻的局面的情况下，通过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发动经济增长，下几副“猛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状况。

（二）缺乏新的消费热点作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在1999年之后的调控过程中，国家把汽车、住房、旅游、教育、通讯、信息等新的消费领域作为重点加以培育，使这些行业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10年之后，许多上述领域都已发展的如火如荼，在当时的背景下已不容易再进行深入开发。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着眼消费需求拉动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就非常有限了。

（三）在调控的指导思想上也的确存在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得到加强。

在调控中逐渐变行政手段为市场调节机制，注意依靠和运用财政杠杆为经济活动注入稳定因素，从而使周期内的经济波动幅度趋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