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调查研究--以上海市四川北路街道为例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复杂过程。

身份认同一般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两种（张淑华等，2012）。

吉登斯（1998）将自我认同定义为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

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Tajfel ，1978)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

例如，彭远春（2007）和殷娟（2009）等分别调查研究了武汉市和长沙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王春光（2010）等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身份认同难题；陈映芳（2005）探讨了“农民工”身份被建构的制度背景。

摘要：本文从心理学角度，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方面探究城市农民
工的身份认同状况。

调查发现，农民工存在着自我认同模糊或自我认同方面的困惑问题。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的原因、身份认同模糊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及解决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身份认同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3)05-0075-06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3.05.013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办项目“皖江城市带农业科技人才开发与产业转移的协调机制研究”（编
号：AHSK09-10D62）。

叶良均，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其佩，安徽农业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2009级学生（安徽合肥230036）。

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调查研究
——以上海市四川北路街道为例
叶良均王其佩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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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
本文以上述成果为基础，采用个案访谈和结构式问卷调查方法，对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的外来打工者进行调查研究。

该街道属于虹口商业圈，提供给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机会较多，大量农民工聚居于此。

调查问卷由24个问题构成，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状况、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自我评价三个维度。

调查对象的选择是在街道联络人员的帮助下，首先获得该街道内一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农民工的整体信息，再按照工作类型把样本划分成若个类别，并确定不同类别农民工的问卷发放数量，最后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各类别农民工中开展调查。

调查问卷当面填写，当面回收。

同时，对调查对象中具有代表性的农民工同步采取了个案访谈方法收集资料。

共回收问卷52份，其中有效问卷50份。

50个有效样本中，男女性别各占一半，年龄在15～19岁的占2%，20～39岁的占46%，40～59岁的有52%。

另外，有效调查样本中已婚者占74%；小学及以下文化者占30%，中学文化程度者占66%，大专及以上者占4%。

调查对象涉及的工作类型包括：经营店铺、摆地摊、擦鞋、裁缝、餐厅服务员、建筑工、保洁员、理发师、美容师等。

对调查结果运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农民工身份认同基本状况
1.自我认同
如表1所示，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有38%；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有36%；说不清自己身份的有12%；认为自己是市民的只有14%。

被调查者普遍认同自己是农民或者农民工。

甚至已在这座城市里结婚、购房安家和工作了十几年者，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民或农民工。

因为自己的户口是农业户口，就仍然认为自己属于农民工，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

但令人意外的是，在50名被调查者中，青年农民工中有21.7%的人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城市人”，只有7.7%的中年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人”。

说明青年农民工自我意识的提高和个人追求有所不同。

在个案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类似情况：
个案1：理发店的美容助理小陈，女，24岁，来上海1年。

当被问及“您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说：“我是这座城市的市民。

虽然我没有上海市户口，但是我不能自己贬低自己，我和当地人并没有什么差别，我生活在这座城市，所以我可以是这里的市民。

”
个案2：一个开杂货店的中年男子与其妻子在上海务工已经10多年。

他们说：“在上海那么多年已经习惯上海的生活。

回去了，也不适应。

所以我们认为自己是市民。

”
2.社会认同
社会性身份认同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进城农民工被问及“您觉得这座城市的居民已经把您当做这里的市民了吗”，大多数人都摇头。

不认为和完全不认为上海市民把自己当做城··76
市市民的农民工占调查者的66%。

觉得这座城市的居民已经把他们当做这里的市民的占32%；觉得这座城市居民已经完全把他们当做市民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2%（见表2）。

在访谈中，一些人仍认为在上海受到歧视，他们认为上海市民平时虽然对他们友好，但是在内心里，仍把他们当作外地人，而没当同等的市民对待。

例如：
个案3：一个做早餐的阿姨说:“在这里做生意很多年了，平日里和当地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上海人有时候还是‘乡下人’、‘乡下人’地叫。

”
个案4：一个清洁工阿姨说：“这里的人哪里把我们当成市民看了，我们就是外地人，农民。

”
与市民在生活和工作上相处时，农民工能够体验到与市民和睦相处的乐趣。

如表2所显示，认为“能够体验到与这座城市居民和睦相处的乐趣”占调查对象的82%。

笔者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城市市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民工是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加之，上海历来是一座流动人口巨大的城市。

随着上海的发展，外来农民工成为这座城市正常运转的中坚力量。

虽然市民与农民工在文化习俗上有较大的差别，但是他们通过生活的磨合，渐渐互相融合，一定层面上形成较好的社会交往关系。

来沪农民工，无论是上一代，还是新生代都与市民交往有限。

进城农民工中，在谈及“经常与周围的城市居民共同出去游玩”的问题时，回答“非常符合”、“符合”的有32%。

相反，不经常与市民共同出去游玩和从不与市民共同出去游玩的，占68%（见表2）。

个案访谈的结果显示，农民来沪打工主要是为了赚钱、谋生计，所以他们很难有时间与当地人共同游玩。

例如：
个案5：摆水果摊的方阿姨，江苏人，已来上海十多年了。

她的家人也在上海虹口区定居。

她和丈夫、表弟一家在菜市场占据两个水果摊位。

平日里忙着进货、做生意，现在她的大儿子也来摊位帮忙，小儿子在虹口区上小学。

她说：“虽然生意不错，但是在上海开销也大，小本生意也只能糊口，所以根本没有时间与当地人交往。

”
个案6：一家经营杂货店的务工家庭说:“我们要做生意，根本没有时间去和当地人出去游玩，也没有机会。

我们一家人也好久没有出去玩，孩子要上学，我们也要看店。

”
表2进城农民工身份认同各个项目的频率分布数据
A1我认为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一份子
A2我认为自己与城市居民没有差别
A3我很满意自己现在的城市生活状况
A4我不曾体会到出外打工，漂泊、寂寞、受人歧视的消
极情绪，相反很充实、很快乐
A5我想放弃农村户口，获得目前所在城市的非农村户口，继续在这座城市生活
B1我认为这座城市的居民对我很热情
B2我觉得这座城市的居民已经把我当做这里的市民B3我不在乎这座城市居民如何看待我，别人的闲言碎
语影响不了我
B4我能够体验到与这座城市居民和睦相处的乐趣
B5我经常与周围的城市居民共同出去游玩
B6我关心这座城市发展的好坏，我愿意为这座城市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非常不符
合(%)
10.0
10.0
14.0
16.0
2.0
10.0
12.0
14.0
18.0
10.0
6.0
不符合(%)
16.0
48.0
68.0
50.0
58.0
8.0
54.0
26.0
0.0
58.0
0.0
符合(%)
70.0
42.0
18.0
26.0
40.0
74.0
32.0
54.0
78.0
26.0
82.0
非常符合
(%)
4.0
0.0
0.0
8.0
0.0
8.0
2.0
6.0
4.0
6.0
12.0
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调查研究
·
·77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
如表3和表4所示，农民工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得分普遍较低。

虽然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中，但是很多人认为自己的身份仍然是农民。

农民工之所以会这样认为，是因为在心理上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相关性，它们之间互相影响。

农民工不仅自认为是农民，而且缺乏平等的社会地位，社会反馈给他们的信息也是“你们是农民”。

在两种成分的相互作用下影响着他们对自己“农民”的身份认同。

从问卷的回答来看，许多进城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识是模糊的，一直脱离不了户籍制度所赋予的现实身份。

况且很多市民对他们的固有看法，使其更难摆脱农民的身份。

在本次调查中，有7个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城市人。

但当面对“是否与城市居民有差别”、“是否认为这座城市的居民已把我当做市民”、“是否与当地人共同出去游玩”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对自己的“城市人”的身份产生怀疑，出现矛盾情绪，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开始混乱。

作为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农民，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也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城里人。

他们的行为习惯也已渐渐与市民接轨，农民行为已渐渐弱化。

但是很多农民工仍然有着乡土情节，在受访中，大部分人不愿放弃农民身份和家里的土地。

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社会交往的边缘。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没有固定的职业、住所、家庭，四处流浪，从事的是都市人所不屑的“低贱”工作，受到排斥和歧视是他们的普遍感受。

农民工徘徊在城市的边缘。

他们有着强烈的融入社会的愿望，但要真正实现身份的转变很难。

他们渴望成为城市人，却还是城市边缘人。

（二）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的原因
1.地缘关系与同质性文化
“地缘关系”，是指人类社会的区位结构关系或空间与地理位置关系（李强，郑杭生，2003）。

基于成员间空间或地理位置关系所形成的群体，比较常见的如“老乡会”。

许多农民进城打工，由于对城市的陌生，他们通常联络在同一座城市的老乡、自己的外地同事、朋友或同学、已在城市安定下来的亲戚一起租房。

农民工的同质性强，多为同乡，具有一定相同背景的乡土性。

共同语言、生活习惯等具有同质性的文化气质都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同时，他们居住场所的左邻右舍也是外地来沪的农民工。

所以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工作环境，他们对“自己是谁”，自我认同都可能偏向“我是一个农民”。

他们在主观条件上，隔绝了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促使他们暗示自己不属于这座··78
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调查研究
城市（如表1）。

在自我认同上，他们回答“我是谁”或“我的身份是什么”等问题时，绝大多数的回答是：我是“农民”、“农民工”、“说不清”。

2.户籍制度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转化进程，硬生生地将农民工与城市人在身份上隔开，使农民工始终认为自己是农民工。

调查对象中认为“获得城市户口是转变为市民的条件”者有44%，表明绝大部分农民工始终认为户口是一个人社会身份的标志，拥有城市户口，才是城市人。

在现实生活中，户口与公民的就业、学习、生活和社会保障等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户籍制度成为导致进城农民工身份认同困惑的主要因素。

个案7：在访谈中一个摆水果摊的中年女性农民工说：“虽然政策已有所改善，但是实施起来却要比新闻报道的艰难很多。

比如说我那小儿子，还在读书。

我们现在很为难：把他带到上海来，跟我们住，还是在老家，跟他的奶奶住。

如果带到上海来，他根本不能享受异地高考的政策。

”
3.不良的社会接纳氛围
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是另一个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不良因素。

市民的偏见转化为语言和
行为上的歧视与排斥，最终形成不良的社会接纳氛围，进而影响进城农民工的身份识别。

在访谈
中笔者了解到，上海市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私下称呼是“乡下人”、“外地人”。

较差的社会接纳氛围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能力和身份认同方面变得更加缺乏自信，加剧了被歧视感，导致农民工
与城市居民间产生较远的心理距离，降低了农民工社会身份的认同感。

（三）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的社会后果
1.心理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了“镜中边缘人”概念。

库利在他的“镜中人”理论中指出：“由于他人
与社会对个体的反应产生了个人的自我认知、评价与定位”。

农民工在和城市市民的交往过程中
产生了“镜中边缘人”的心理（Chang.Gene.Hsin，2002）。

农民工在与城市市民交往的过程中，常常
受到市民的职业歧视和交往歧视。

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自身知识、技能的匮乏，进城农民工只能进入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差，以及报酬低，零福利的工厂、企业、建筑工地
等领域工作。

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市民处于不同的文化圈，生活中缺乏互动和交流。

农民工无法
得到平等对待。

在种种不公平的交往中，农民工容易产生不满情绪。

但是，他们被迫继续在这座
城市里生活。

同时，农民工外出打工，无法像普通市民那样通过与家庭成员的日常沟通来排除各
种心理压力。

因此，久而久之，就容易产生压抑心理。

这种压抑心理，更是不断地使农民工体验和积累身处社会底层的挫折感和强烈的生存焦虑。

现实生活中，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加砖添瓦，为城
市付出很多，但是城市市民仍然对他们持有偏见，从而容易使农民工产生怨恨情绪。

2.犯罪
由于农民工身份界定模糊，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他们缺少足够的积蓄，往往住
着群租房。

在脏乱而拥挤的环境中，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关系也相对复杂，群体内在矛盾也时有发生。

例如，伤害乃至杀死共同租房的同伴的事件时有发生。

同时，城市居民的冷漠所造成的心理
隔阂、农民工身份认同困惑所产生的内在心理压力，以及实际工作中与市民同工不同酬等方面的
问题，使得农民工的犯罪案件近年来在逐渐增加（李铁，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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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
三、结论
（一）重视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关注农民工群体
社会各界应该更加关心农民工群体，将各项利民惠政策落到实处。

从物理距离上讲，与农民工最近的社会管理单位是社区居委会和其工作单位。

社区居委会应该尽其本职，加强所管辖区域内农民工的文化建设。

充分利用城市的优秀文化资源，积极组织城市的退休文化工作者参与。

除可以定期开展城市农民工和市民的文化交流活动外，社区管理者也可以鼓励文化工作者开展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或邀请大学生志愿者与农民工开展文化交流、加强社会联系。

还可以组织文化或技术培训班，教农民工计算机、电器修理等技术，开办合唱团等文艺班，增加农民工的休闲娱乐，使他们获得心灵的放松，同时拓宽农民工的社交网。

社区内应增设心理健康室，关注和提高农民工的心理健康。

各类用工单位也应该设置心理咨询室，有针对性地疏导农民工的情绪问题，不仅在物质层面、还要在精神层面对农民工予以更多的关心。

（二）扩大社会支持，完善社会保障
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涵盖所有城市农民工。

由于农民工承担不起城市里的房价，首要解决的就是农民工住房问题。

因此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措施：一是把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纳入低收入住房保障体系；二是用工单位，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给予农民工一定的租房补贴或者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居住场所。

同时，还应保证在农民工的居住场所周边具有一定人文氛围和满足农民工文化需求的设施。

其次，重视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至少要能使农民工达到所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三）建立社会信任机制，树立积极的农民工形象
农民工对于自己“贫弱”形象的认同是在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中形成和加强的。

这就需要一个公平社会的建立，有赖于制度、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帮助。

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绝大多数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一定的物质财富。

他们关心城市发展质量，愿意为城市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也厌恶不劳而获和偷盗之类的不良行为。

因此，大众媒体应向公众传播农民工的积极形象，使市民全面地了解农民工，关心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需求。

（四）还户籍制度原本面貌
传统户籍制度是导致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的直接因素。

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不仅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信心和能力，而且提高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和成本。

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对立，制造了不利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社会环境。

户籍制度作为一种人口登记、管理、社会治安和人口统计的手段，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前户籍制度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身份制度。

中国许多城市规定了对外地户口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形成了以户籍制度划分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的不合理现象。

因此，需要逐步转变这种问题，还户籍制度的本原面貌，给农民工以公正的市民待遇，增加农民工的发展机会。

总之，我国城镇化发展需要从微观上解决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增强农民工的幸福感和实现更有尊严的生活。

（下转第105页）·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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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四、小结
我国目前吸纳社会工作人才的主要部门包括民政、扶贫、工会、共青团、妇联、街道、社区和政府及公检法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

与国内其他省市不同，西藏社会工作人才稀少，有关政府和部门也没有形成对社会工作人才的引进机制，社会工作毕业生同其他文科类学生一样主要通过参加公务员考试就业，并没有显现其专业特色。

要实现为有关机构配备社会工作专门人员，完善社会工作岗位设置，提高专业化社会服务水平的要求，不仅需要鼓励更多的西藏社会工作毕业生通过参加全国统一的社会工作师考试，取得从业资格，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为其设置相应岗位，吸引社会工作者发挥专业优势，为西藏社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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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红旭，2011，《刍议西藏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国社会工作》第28期。

[6]刘俊哲，周云逸，2011，《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藏传佛教人生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6期。

[7]隋玉杰，2007，《个案工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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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强，郑杭生.2003，《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李铁,2012，《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身份问题研究》，《湖北社会科学》第7期。

[5]彭远春,2007年，《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6]王春光，2010，《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青年探索》第3期。

[7]殷娟，姚兆余,2009,《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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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ajfel H.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apters1~3.London:Academic Press,1978（上接第80页）
西藏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三进”方案设计
编辑/汪鸿波编辑/杨恪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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