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信息场理论的发展与演进研究

国外信息场理论的发展与演进研究
作者：马岩王锰
来源：《图书与情报》2014年第01期
摘要：文章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对国外信息场理论研究的进展及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从定义、理论根源、演化发展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国外信息场理论。

对多角度下信息场理论的构建与扩展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以华盛顿东国王郡城乡居民的信息行为和信息场与拉美裔移民农场工人及他们家庭的信息场两个典型案例为例，分析了国外基于信息场理论的信息行为研究。

最后总结了国外信息场理论研究对我国相关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信息场理论；用户信息行为；信息搜集和分享；信息共享空间
中图分类号： G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1-0105-06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Information Grounds Theor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on foreign Information Grounds theory， the article gives an analysis and a summary of the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Grounds， and discusses the theory from its defini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Information Grounds theory under multiple perspectives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Besides，through two typical cases of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Washington East King County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Hispanic migrant farm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information grounds as exampl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foreign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e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Grounds theory. Finally it summarized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Information Grounds theory on China's relevant theory research.
Keywords information grounds； users' information behavior；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commons
1 引言
信息场（information ground）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费希尔（Fisher）在1988年提出的。

她通过对足疗诊所的老年人和护士、其他人之间如何获取和分享信息的现象进行分析，从情境的空间层面提出了这一概念。

简单地说，人们为了完成某一特定的任务而聚集在某个地方，但却无意识地偶然地分享到信息，这一暂时形成的可供人们分享信息的社会环境就是一种信息场[1]。

近10年来，费希尔利用信息场理论探讨了家庭主妇、大学生、移民等人群的信息查询和分享行为。

这些研究反过来也推进和完善了信息场理论的发展，并使其日益成熟。

在对信息场理论进行研究和扩展的过程中，费希尔和她的同事借鉴了多种比较成熟的思想，与此同时，不少国外学者也利用信息场理论对日常信息查询行为进行了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信息场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还很少，只在有限几篇研究国外信息查询行为理论的综述中涉及到这个概念，例如中山大学肖永英[1]在其对2001年到2010年间国外日常生活信息查询行为研究进展综述中，在介绍理论与模型时，总结了信息场的定义、特点；山东师范大学孙玉伟[2]在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社会学基础探讨中提到了存在信息场景理论等。

但是这些文章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信息场理论进行完整介绍，西南大学李鹏[3]利用场所理论对信息场进行了分析，但是没有对信息场具体应用案例进行介绍，没有提出信息场理论的实践意义。

探讨和分析国外对信息场理论研究的现状、研究领域对我国今后信息场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文献调研和分析，对国外有关信息场理论的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对国外在该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2 信息场理论的产生
2.1 信息场的理论渊源
哈里斯（Harris）和杜德尼（Dewdney）的信息查询六原则。

哈里斯和杜德尼在其1994年出版的《信息障碍》（Barriers to Information）一书中，总结了信息查询行为的六个原则[4]。

①信息需求产生于能够帮助查询者获取信息的情境；②寻求帮助或不寻求帮助的决定受多种因素影响；③人们愿意查找最容易获取的信息；④人们更愿意从人际来源处获取信息，特别是愿意从那些和他们自身有相似之处的人那里获取信息；⑤信息查找者期望情感支持；⑥人们在寻求信息时遵循习惯模式。

尤为重要的是原则⑥，它指出，人们在寻求信息时遵循习惯模式，这意味着人们倾向于坚持根深蒂固的信息搜集模式。

也就是说，过去，当一个信息来源是有益的，用户有其他需求时就会再次使用这个来源，除非会有一些障碍阻碍他们使用这个来源，这是信息场研究的奠基思想。

查特曼（Chatman）的信息贫困与日常生活信息行为研究[5]。

查特曼利用“小世界”的概念对日常生活中移民的信息获取与分享行为进行了研究，这深刻地影响了费希尔，使得她在其研究过程之中重点关注弱势群体，因此她早期的许多研究对象是老年人或是面临经济贫困、信息贫困的人群。

在信息场理论的最初构建中，费希尔就重点关注了社区诊所中的老年人，研究她们的信息行为。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的联结理论[6]是用户信息行为分析中的重要理论。

根据信息行为者彼此联结的强度，可以分为强联结和弱联结。

强联结是指具有相同或相似社会背景、彼此相互信任、互动频率较高、情感亲密度较高的群体结成的关系，一般讲来，它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联结。

强联结中的个体的优势是容易获得信息，但是由于处于同一圈子，信息的重复性会很高，这就限制了个体对外界新知识的获取。

而处于弱联结中的个体之间由于社会背景、经济特征不同，拥有的不同性质的信息会比较多，获取新信息的几率相较于强联结个体比较高。

信息场是弱联结优势的一个集中体现。

信息场理论的另一个灵感来源于欧登伯格（Ray Oldenburg）的畅销书《最好的地方：咖啡馆、书店、酒吧、发廊和其他放飞心灵的社区》，该书最初是在1989年出版的，在书中欧登伯格阐述了像咖啡厅、餐厅等这些公共场所，即“第三场所”的作用。

区别于“第一场所”——家，“第二场所”——工作场地，从表面上看，“第三场所”不一定拥有特别吸引人的环境，但是却能够产生和推进广泛的、具有创造性的社会交往，帮助人们在彼此交往中形成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

2.2 信息场理论的提出
信息场这个概念最先来自于佩蒂格鲁（Pettigrew后来使用Fisher这个名字）1999年到2000年对加拿大社区足疗门诊的护士和老年患者的日常信息分享行为的研究[7] 。

佩蒂格鲁和她的同事通过几年的实证调查建立了这个概念。

费希尔对社区足疗诊室的研究，较多地借鉴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注重主位和客位观点的并用，以保证全方位地研究。

通过对社区诊所的物理环境（包括建筑物类型、甜点和饮料、天气等）、诊室活动（包括候诊、治疗）、护士情景（包括对当地资源的了解、对患者的了解、专业视角和忙碌程度）和老年人患者的情景反应（包括患者个人情况和愿意互动的程度）四大因素的分析，发现特殊的环境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信息流动。

在从整体的角度对这些因素及影响进行了审视后，费希尔提出了信息场的概念。

她最初定义信息场为“一个人们偶然创造的协同环境，人们聚在一起为了某一个单一的目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创设出一种社会气氛，这种气氛自发的和偶然的信息分享行为”[8] 。

3 信息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在上述基础上，为了更系统的构建信息场的理论，研究者从社会认知角度对信息场特性框架进行了发展，即信息场理论的空间和社会因素研究和“三元论”视角下信息场的研究，具体成果如下：
3.1 信息场理论的空间因素和社会因素研究
3.1.1 信息场空间因素研究
由于信息场刚开始是作为一个人们偶然的信息共享场所构建的，所以空间因素是信息场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空间中，会产生一种社会氛围，这种氛围会推动自发的和偶然的信息寻求和分享行为。

空间因素在具体信息场环境中包括很多细节。

比如具体信息场的地理位置、建筑物的类型、环境中具体物理设施的摆放和设置等[9]。

这些因素可以对信息寻求和分享行为有促进或者限制作用，影响着人们在信息场中信息交换的程度。

在关于纽约皇后区的移民信息行为研究中，费希尔等人确定了一组信息场，比如医药诊所、发廊、理发店和一个日托中心；另外，关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电话访谈，指出他们最普遍的信息场是礼拜场所、工作点和各种活动场所，比如俱乐部、健身房和一些与兴趣有关的场所。

上述场所都是信息场活动者较易进入的地方。

以大学生为中心的研究也表明信息场地理位置的方便性是十分重要的[10]。

这个因素也对其他因素有所影响，比如参与到这个信息场的人的熟悉程度、离家近带来的舒适感等。

作为信息搜寻和分享的场所，信息场应该是积极的、有吸引力的、自由的和没有限制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寻求和分享信息时具体信息场的地理位置、建筑物的类型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

研究也表明，信息场中的活动者感觉到的可以涉及隐私的程度也会影响人们参与信息场的意愿。

例如，那些设置有供谈话的私人领域的场地可以更好的促进涉及个人的谈话，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信息场的作用。

相反，“噪音”很大的场所，比如说喧闹的小饭馆，可能会减少人们进行信息交流和信息分享的举动。

因此，在营造良好的信息场时，要特别注意环境中具体物理设施的摆放和设置[11]。

总之，从空间因素分析信息场为信息场概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具体信息场的空间因素和实践因素结合起来，并且在作为信息场的日常环境中研究二者的相互作用，从而营建更佳的信息场。

3.1.2 信息场社会因素研究
信息场的社会因素涉及：信息场中人们之间构建的强弱关系；情感因素；信息场中活动者扮演的角色和信息场的社会类型等方面。

关于信息场中人们之间构建的强弱关系这一方面，与格兰诺维特的联结理论是一致的，强联结中的个体之间容易获得信息，但由于处于同一圈子，信息的重复性较高；弱联结中的个体获取新信息的几率较高。

这在前文中已作出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在信息场概念提出之初，当调查足疗诊所信息场时，费希尔注意了护士与老年人的谈话，并把这当做信息寻求和分享的背景。

应该注意的是，在这里，老年人和护士以及其他参与者的互动意愿是构成信息寻求和分享的社会情感因素。

对于老年人而言，足疗诊室不仅仅代表一个得到治疗的一次访问，对大部分人而言，这也是一次与新老朋友进行交流的机会。

这些情感因素被之后的研究更深入的建立了。

例如，对纽约皇后区移民的信息行为的研究揭示了这样的现象：当问及他们最倾向的信息源时，这个研究的大部分参与者更喜欢人际信息源。

在回答“为什么喜欢这个信息源”时，参与者强调了可靠性、易获取性和熟悉性、便于使用和交流。

在这个案例中，移民更乐意使用从同类的资源中得到的信息，信息源一般跟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兴趣，比如他们在西班牙天主教堂社区遇到的人。

这都体现了信息场活动者的情感强项，是社会因素中的情感方面。

费希尔等人也探讨了活动者的角色和信息场的社会类型在分享信息中的作用。

活动者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它表明个人在这些场所的位置，在信息交流中影响着其他参与者的信息角色。

而信息场的类型可以提供独特的信息场入口。

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自发地参加信息场，在自发性的信息场中，人们会比较活跃。

但是，在一些被动的设置中，比如公交车站牌或者在商场等候排队，人们的信息交流和分享行为也很积极，并且在信息提供者和信息接受者两个角色中转换频繁，这是因为一个人除了出现在这个信息场没有别的选择。

总之，信息场是一个社会结构，它根植于个人，结合地点、人群和信息。

和人相关的因素是信息寻求和分享的中心社会因素。

通过对信息场空间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探讨，我们得出构建良好的信息场要从以下方面着手：自发地建立，对所有人开放，可以让活动者自由地选择，最少的限制，提供机会，难忘的，灵活性等[12-13]。

3.2 三元论视角下的信息场理论研究
尽管对信息场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至少从信息行为的角度探讨其性质的研究很少，但是信息场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和人类构建和分享信息的自然倾向有极强联系的信息场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通过个案分析和因素研究，信息场的概念框架逐渐走向成熟。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费希尔基于“个体特征——场所状况——信息特征”三元论提出了较新的信息场概念。

从社会因素视角探讨信息寻求和分享的环境，和人相关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因此，构建信息场理论，首先应从个体特征入手。

个体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场中参与者的职业、信息敏感度、知识水平等。

其中，职业是个体信息需求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参与者的知识水平决定着其行为方式。

知识水平则往往决定用户个体的特殊信息需求和行为。

信息场是在具体的环境中构建的。

作为潜在的影响因素，场所状况作为信息场的实现条件决定着行为的方向和强度。

与场所相关的因素有物品布置的舒适度、地理位置的便捷性、场所的持久性、周围的噪声、对隐私的保护装置等[8]。

用户的信息行为必然涉及到符合某些条件的信息。

这也是构建信息场的重要方面。

信息场发生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存在可获取的信息。

与信息相关的因素包括：信息是如何被创建和共享的、信息被讨论的频次高低、话题是个人的、本地的还是世界的等等[14]。

可以看出，这三个方面与之前的研究有重复的地方，但是，之前的研究都是散乱的、逐点存在的。

而“个体特征——场所状况——信息特征”三元论可以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构建信息场的概念框架，并且个体特征、场所状况和信息特征可以视为变量，这样可以使得构建的信息场框架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随时更新和扩展。

这样就在保持了系统性的同时又增添了灵活性，可以看成是信息场理论的突破性进展。

在此框架下构建信息场理论将趋于成熟。

需要补充的是，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不同形式的信息场都是来自于现实空间。

然而毫无疑问，当今时代，互联网已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人们获取信息的常用信息源，因此，费希尔等人在最近的关于移动社交网络的研究中，开始将信息场的概念引入虚拟世界[15-16]。

在该项研究中，费希尔指出移动社交网络也是一种信息场。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场类型，与现实空间信息场不同，这些移动社交网络虚拟信息场的主要功能就是信息共享，而不是像现实空间信息场一样，信息共享作为社会交往的“副产品”。

4 基于信息场理论的信息行为研究实例
信息场理论概念内涵的提出和发展，为信息用户及用户信息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在2000年到2010年间，费希尔和她的伙伴以信息场理论为指导，对不同类型的人口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反过来也丰富了信息场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以下是以信息场理论为支撑，对不同群体的信息场构建特点的具体介绍。

4.1 华盛顿东国王郡城乡居民的信息行为和信息场
费希尔和她的伙伴在一个名为美国联合之路（the United Way of America）组织的协助下，对612名华盛顿东国王郡的城乡居民的关于健康和服务的信息需求进行了电话调查和问卷调查。

这次调查主要基于“用户中心”的思想进行。

即把情景中的个人作为研究的中心，围绕“人”展开研究。

通过对访问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最常见的信息场是礼拜场所，工作场所和与爱好有关的活动区域。

这些地方的共同点是可以激发人们交流的渴望。

（2）人们会基于不同的考虑选择自己所属信息场。

例如，一些人重视分享共同兴趣或需求的机会，他们认为教堂是一个可以遇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的场所；医疗中心是一个可以与跟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交流的场所。

也有一些受访者重视社会状况的多样性，一个受访者描述他的工作地是一个有各种各样的人聚集的地方，在那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有些人注重他们在分享信息时经历的友谊质量。

例如，一个人说她孩子的学前教育中心是她分享信息的场所，因为那里可以更深入的认识一个人，结成更牢固的友谊。

由上可以得出，交流的特定场所、特定需求性信息源的可靠性和可信赖性、方便、易于获取性、是该地居民信息场的重要特征。

4.2 拉美裔移民农场工人及他们的家庭的信息场
移民属于信息贫乏的一族，但是，很少有学者从信息行为的角度对他们进行研究。

这是因为存在语言、文化差异和其他一些因素使得移民成为一个不易接近的群体。

费希尔、坎宁安等学者通过实地观察和对一个主要农业区社区技术中心的用户和员工进行访谈，探究了拉美裔移民农场工人的日常信息行为和他们的信息场[17]。

研究表明：
（1）教会和工作场所是移民的首选信息场。

由于移民对自身的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他们一般会乐意出现在那些由和自己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价值观的人群构成的场所中，因此教会和工作场所成为他们的首选信息场。

在那里他们能遇到可以给他们提供所需信息的人，借此可以和人们成为朋友，建立强关系，并能连接他们所需的信息和其他资源。

这与贝茨（Bates）的“采莓模型”理论[18] 是一致的。

信息寻求经常从自己的经验入手，然后再到与自己类似的人，包括他们的朋友和家庭。

研究还发现，移民在得知某个陌生的地方有自己熟悉的人之前是不会移居到这个地方的。

他们把自己的家人留在墨西哥，因为他们要确保有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

另外，他们也不想把自己的家庭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亲友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农场工人，只能在工作中或是礼拜场所中构建信息连接，尤其和那些讲英语的并且拥有家庭的墨西哥同胞建立信息连接。

这些朋友成为移民主要的首选信息源并且是以人际形式交流的。

移民根据现有的信息生活，直到有新的更渊博的或者更值得信赖的熟人的到来。

（2）学校是移民的第二大信息场。

由于语言障碍是移民及其家庭信息获取的重要障碍。

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文件，比如住房、教育等都是用英文写的。

因此，移民必须找到一个翻译，但是这样对于信息寻求成本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于是移民往往只是等待，直到有人主动提供帮助。

例如，年龄较大的儿童入学时，双语教师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信息来源，因为老师会帮助孩子进行作业辅导，很有可能进行家庭访问。

那些设有移民特惠工程的学校就成为移民农场工人的信息场。

（3）移民信息场提供的信息十分广泛。

对信息场可以提供的信息类型，受访者描述的差别很大，从关于一般的八卦、时事、家庭问题等日常信息到当地的历史、就业、法律信息。

这也说明信息场信息的广泛性和实用性。

5 信息场理论研究的扩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费希尔等学者关于信息场理论的研究为日常信息收集和分享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丰富了用户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它为我们认识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类信息行为的复杂性提供了有益的工具。

在费希尔的信息场理论提出后，不少学者也在借鉴其思想的基础进行了大量研究，如萨沃莱宁（Savolainen）[19]将小世界理论和信息场理论进行了对比，探索了信息场与小世界的联系与差别。

威廉姆森（Williamson）[20]提出了人们应该有意识地主动创建信息场的观点。

里尼（Lilley）[21]将信息场理论应用于澳大利亚毛利人的研究中，认为毛利人聚集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信息场。

威廉姆森（Williamson）与罗伯特（Roberts）[22]在其论述中也注意到了天然信息场的存在；费希尔的学生林（Lin）等[23]在对Second Life中合作信息行为的研究中分析发现，人们聚集在Second Life中是为了社交与寻找感兴趣的社群，查询、共享和利用信息是一种“副产品”，认为Second Life是一种信息场。

由上可知，信息场理论正在逐步成为一种研究人类信息交流行为的新颖理论。

但是由于其研究时间尚短，目前尚未形成清晰的完善的理论框架，我国学者对信息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加强对网络信息场的研究。

费希尔虽然提出了移动社交网络信息场的初步构思，指出了其与传统信息场的不同，但并没有针对网络社交特点构建完整的虚拟信息场定义。

如今微博、微信、豆瓣、人人网、QQ等社交网络平台大行其道，并有成为主流信息获取渠道的趋势，我们应对不同平台聚集的用户群特点、不同平台信息流动特点以及用户选择该平台的原因等方面开展调研，逐步构建完善的网络信息场概念框架。

（2）信息场生命周期研究。

由于网络信息场的主要功能就是信息共享，其作为信息场的生命周期与其本身生命周期是一致的，故这主要针对传统信息场而言.一个物理场所担负起信息交流的职能是受哪些因素影响的，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信息场的维持产生多大的影响，不同类型的信息场持续的时间会有多大的不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3）对非弱势群体信息场的研究。

费希尔信息场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面临经济贫困、信息贫困的人群，例如家庭主妇、移民、老年人等。

对于非弱势群体的研究很少，其实信息丰富的人往往不单是处于一个信息场中，他们作为纽带连接着多个信息场，通过对他们在不同信息场中行为差异的追踪，可以研究不同信息场之间的关联等。

（4）信息场理论的实践意义也不容小视。

用户信息行为研究的目的是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帮助用户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毫无疑问，通过对信息场的构建特点、信息场中活动者行为的了解，我们可以人为地加强与行为者的互动，关注他们现实和潜在的信息需求，主动创建信息场，将原本分散的各类资源整合在一个空间内，进而为信息场参与者提供集信息资源获取、信息技术支持、信息素养提高、推动学习研究和交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服务。

这样可以节省参与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提供整合后的信息资源和良好的交流空间。

对于具体物理空间而言，可以通过人们喜欢到信息场的原因分析，构建自身吸引力，人为地营造条件吸引更多的用户到此，图书馆可以借鉴此点，提高用户的到馆率，进而提高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与此同时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1]肖永英，何兰满.国外日常生活信息查询行为研究进展（2001-2010）[J].图书情报工作，2012，（5）：112-118.
[2]孙玉伟.用户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探源（下）[J].图书馆杂志，2011，（11）：9-13，32.
[3]李鹏，韩毅.基于场所理论的信息聚集地研究——对于信息交流行为场所的思考[J].情报资料工作，2013，（1）：47-51.
[4]Roma M. Harris， Patricia Dewdney.Barriers to information： how formal help systems fail battered women[M]. Westport， CT：Greenwood，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