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中的自我意识

摘要：在郑伯奇的《现代小说导论（三）》中也明确讲到：在五四以后，浪漫主义的风潮确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①]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对五四新文学影响之强烈。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为现代文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思潮相比，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确实有些冷清，这也许与浪漫主义自身的复杂性有关。我们暂不能从浪漫主义的枝枝叶叶去挖掘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与西方浪漫主义的相同之处，但笔者认为，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与其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对西方浪漫主义和在中国嬗变了的新浪漫主义作一些比较，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相同之处，那就是浪漫主义中的自我意识。本文通过不同视角对这种自我意识进行了分析，并且在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并非只是简单的为艺术而艺术，受自我意识的影响，它已经发展成为了民族和谐化的代言人。

关键词：浪漫主义；五四时期；自我意识

研究综述：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为现代文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它的研究仍然缺少理论性和系统性的总结。与其他思潮相比，对它的研究确实有些冷清。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人们仍然不能为浪漫主义下一个准确而形象的定义，这也与浪漫主义自身的复杂性有关，浪漫主义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是世界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是现实的又是虚构的；是复古的又是幻想的；是民众的又是贵族的&&，[①]正是这种纷繁复杂的矛盾性为我们研究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带来了首要障碍。其次，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持续时间之短，只是昙花一现，没有持久性与生命力。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并没有在20年代末终结，而是在低谷中为适应新的形势作出了种种选择，关于此观点，在陈国恩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中》有所提及，但可能是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展开充分地论述。第三，一般学者机械地认为浪漫主义思潮只是一种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更加凸现的是它的奇特性、幻想性、高扬性，而与时代、社会严重脱节，不具现实性，这也是浪漫主义长期受到冷落的主要原因。就目前学术界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状况来看，专著大致只有朱寿桐先生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一书，在论文方面，研究者大多喜欢用郭沫若、郁达夫等代表性作家与浪漫主义思潮作个别意义上的联系与比较，再者就是以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流变(嬗变)作为主线进行研究，如《谈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诸如此类的文章，受篇幅和内容限制，使研究变得有些形式化、教条化，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自由、个性、奇幻，神秘等字眼，而没有注重思想的深刻性与创新性。

梁实秋先生曾试图通过不同角度来证明整个新文学运动之趋向于浪漫主义’[②]这个观点。梁先生的看法虽然有些偏执，但我们不得不否认五四时代文学中存在着浪漫主义倾向。[③]我们先不论浪漫主义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早已初露端倪，之后在郭沫若、茅盾、穆木天、周作人、郁达夫、田汉等诸多文学巨擘的身上也有着浪漫主义之明显倾向。在郑伯奇的《现代小说导论（三）》中也明确讲到：在五四以后，浪漫主义的风潮确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④]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对五四新文学影响之强烈。

西方浪漫主义盛行的时间范围大致在1740年1860年间，尤其是德国在这一时段形成了完整的浪漫主义理论体系。五四时期，就在中国人接受这一西方思潮的时候，欧洲人早已超越甚至可以说抛弃了浪漫主义而积极转向了现代主义思潮。可这种意义纷繁复杂的浪漫主义确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我们暂不能从复杂的浪漫主义的枝枝叶叶中找出更多的以及更深刻的关于中西浪漫主义的共性，但通过对西方浪漫主义和在中

国嬗变了的新浪漫主义作一些比较，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相同之处，那就是浪漫主义中的自我意识，这一显著的共性很值得我们去探究。

一、社会结构解体的产物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浪漫主义现象表面看来纷繁复杂、缺乏统一，[⑤]但如果在历史框架中进行观察，浪漫主义却是呈现出某些基本一致的主导特征。浪漫主义产生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是社会矛盾的产物。与此相似，五四时期的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代，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一个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社会秩序开始解体，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秩序也开始发生转变。我们暂不能从浪漫主义的枝枝叶叶去挖掘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与西方浪漫主义的相同之处，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与其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上述的表述，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浪漫主义的迫切需求都发生在各自的转型期，这种在转型期时的发生使得中西方的知识者们无疑将目光落在了一个共同点上，那就是为摆脱传统束缚但又失了中心点、暂聊以自慰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西方浪漫主义的最显著特征，也是它的最重要特征。我们提到西方浪漫主义，不能不提到浪漫主义之父卢梭，他曾在《忏悔录》中讲到：如果我不比别人更好，至少我是独一无二的，旨在说明他对自我意识的重视与崇拜。H·N费尔蔡尔德认为，浪漫主义的根本点就是意识方面的一个永恒、普遍和首要的事实：人的自我信任、自我表现和自我扩张的欲望。[⑥]德浪漫派哲学家费希特竟然要人们仅仅注意你自己，把你的凝视从你周围的一切挪开，向内凝视你自己&&你身外的一切都无足轻重，要紧的只有你自己。[⑦]显然，自我意识要求人们摆脱沉重的束缚，解除现实生活的苦痛，进而达到精神的自由与超脱，并且在西方浪漫主义者的眼里占据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地位。

浪漫主义的自我意识从根源上来说首先是传统社会结构解体时代的产物，[⑧]西方是这样，中国亦是如此。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五四时代的中国，正在使自己极力摆脱封建社会所固定的种种僵硬的约束，加之受新文化运动的助推，生活在几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以其特殊的背景与视角吸收和采纳着浪漫主义，并使浪漫主义中的最显著特征自我意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即便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持续时间很短，甚至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在转型期表现得尤为凸出的自我意识的影响是巨大的。

西方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也改变了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主体意识。上帝已死，当人们发出这样的慨叹与宣言时，自我强调意识也就变得更为明显了。当辛亥革命将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摧毁之后，与之相随的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开始分崩离析。通过科举考试走进仕途的知识分子们一时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无助。此时的郭沫若把自己说成是失了中心点的人；[⑨]鲁迅用自己的心路历程塑造了一个极度失落的《孤独者》；蒋光慈认为自己只是一朵孤云，徘徊在广漠的天空；[⑩]瞿秋白也深刻认识到自己所属的士大夫阶级已经破产&&此时的知识分子变得无比软弱，进而自哀自怜。但时代不容许他们只是一味地沉溺于苦痛与哀叹之中，特殊的使命促使他们开始试图找到一种自我解脱与自我实现的解决方式，并进一步实现自我超越。于是大量的自由漂泊的文人们，为寻求这种精神慰藉开始不懈之努力。在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新知识群体里，个别人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浪漫主义。鲁迅是开此先河的第一人，在日本学习的鲁迅首先毫无保留地接收了叔本华、易卜生、尼采等人的主张，从而认为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希冀实现人各有己的局面。

谈到现代浪漫主义中的自我意识，我们不得不想起中国新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郭沫若。他的那首《天狗》可以说把一个自我抒写得淋漓尽致、无可替代：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