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新闻精神病报道的内容分析

百度新闻”精神病报道的内容分析

摘要：本研究使用内容分析研究法，通过对2001年至2008年“百度新闻”中精神病报道的抽样分析，旨在把握大众传媒对“精神病”议题构建的总体特征。研究发现，大众传媒对精神疾病的报道脱轨于健康传播路径，在“精神卫生日”和平日报道中存在着总体风向的差异。另外，大众传媒对精神病人存在“妖魔化”倾向，且缺乏对精神疾病防治和相关体制的结构性反思。

关键字：百度新闻；精神病报道；内容分析

研究目的与意义

据一项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现在各类精神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13.4%，全国约有1600万人受到精神病的折磨。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正在逐渐全民化和低龄化。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对精神疾病进行有效的预防、治疗和控制，如何保障精神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如何构建一个将精神病人融入其中的和谐的、充满人性色彩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是当下的重要课题。

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我们从历时的维度看到在西方社会中，精神病人是如何作为一个具有特殊隐喻的群体被不断排斥在常人社会之外，并被加诸各种奇异的治疗方法和非人道的对待。时至今日，精神病患者依然被视为社会中的“异类”和“他者”，被贴上各种各样名不副实的标签，生活在人们怀疑和鄙弃的目光中。与作为“虚弱无力、需要他人照顾”的弱者化表征的一般性疾病相反，“精神病”往往让人联想到“狂躁”、“暴力”和“无理智”——在这种态度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媒的符号构建和涵化功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当下媒体中对精神病的报道强度和方式，勾画出媒体报道的群像，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和理性判断媒体与塑造大众精神病相关文化心态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发现媒体语境对于“精神病”偏见与误读。另外，从更为实际和宏观的层面而言，精神疾病关涉到人类健康、疾病文化以及各种伦理、法律等各种重大课题。在健康传播维度中，大众传媒在专家意见与公众健康意识之间扮演着桥梁角色，成为疾病防治中的重要环节。因此，这项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指导媒体如何在精神疾病防治和普及相关的健康知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相关研究回顾

美国学者Burgner. G .Cross、Wahl. O. F、Roth..R、Rose .D、Wilson. C 、Stuart. H 等学者在对近十年来的纸质和电子媒体研究中发现，大众传媒是公众对于精神病患者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最主要来源。但是，不论在娱乐节目还是新闻报道中，媒体都倾向于对精神病患者进行负面的再现，给他们贴上暴力和犯罪的标签。而且，媒体的负面呈现对公众态度具有一定的涵化作用，使公众对精神病患者产生了不恰当的排斥、歧视和恐惧心理。

在国内，目前大陆对精神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法学、犯罪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基于传播学的研究尚是一片空白。王正祥在《国外媒体精神病患者负面再现研究及启示》（2007）一文中回顾了国外学者对精神病患者在媒体中形象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对国内的同类研究提出了展望。港台方面，王美珍的《台湾报纸对精神病患烙印化之初探》（2004）探讨了台湾的纸媒对精神病患者形象塑造上存在的刻板印象。

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

话语分析大师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话语是各种机构通过一种界定和排斥的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在一个带有后现代特征的大众媒体环境中，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不再将媒体“看做传送信息和思想的中性的工具”，而是看做文化构建和权力生产的重要中介。“媒体和社会并不是分离的，相反，社会性不断在媒体里得到定义。或者，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说，媒体即

社会。”因此，“精神病”这一能指不断地被大众传媒所阐释和定义，并在知识生产的层面上固化为人们的思维模式和常识。本文通过对精神病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旨在探讨近年来大众媒体如何对“精神病”和“精神病人”进行话语构建，以这种构建过所呈现的群体心态与权力关系。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明显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方法。”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选择“百度（baidu）新闻”作为具体的分析对象。“百度新闻”是从全国多家媒体中选择新闻刊载的，也是国内最权威、覆盖面最广的新闻搜索引擎，对“百度新闻”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国内媒体对“精神病”议题的总体报道情况。

在时间范围选定为具有完整新闻资料的最近五年，即2004年至2008年。在样本抽样方法上，考虑到搜索引擎中的新闻样本量过于庞大，本研究采用等距抽样，选取2004年至2008年五年间每月10日的新闻报道。而样本则由在“百度新闻高级搜索”中输入关键字“精神病”产生，关键字的出现范围包括标题或正文中。10月10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世界精神卫生日”，抽取每日10日的报道将使样本数据具有对比价值，并可借以分析国家对精神病的主流宣传导向。本研究对分析单位做了如下界定：目标媒体在选定时间范围内以精神病及其精神病人为主要议题的报道。

（二）类目构建

参考关于健康传播及精神病研究的相关文献,结合媒体相关精神病报道特点,本研究为内容分析制定了以下类目①议题；②消息来源；③报道类型；④是否配图；⑤报道语言其语气；⑥直接引语；

⑦细节描写；⑧报道篇幅。具体分述如下——

①议题：1、精神病人相关暴力、犯罪及扰乱社会秩序（其中a、精神病人为施暴者或实施犯罪者；b、精神病人为受暴者或犯罪受害者；c、精神病人自残；d、精神病人扰乱社会秩序）；2、精神病防治、宣传工作及医疗知识普及；3、对精神病人的慈善活动与施援；4、名人八卦；5、精神病人的社会活动；6、精神病相关政策及法规；7、精神病人权益维护；8、对精神病人的态度，包括精神病人家属和社会民众对其的态度。

②消息来源：1、警方及司法部门；2、精神病患及其家属；3、医护人员及专家学者；4、政府卫生部门；5、民间；6、记者或媒体本身；7、来源不明；8、其他。

③报道类型：1、消息；2、通讯；3、评论；4、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及访谈；5、科普信息、文摘及资料；6、其他。

④是否配图：0、无；1、有。

⑤报道语言其语气：1、正面。包括对精神病人关怀、鼓励、同情、肯定、赞美、反歧视以及呼吁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正面情绪。2、中性。报道时客观中立，不带明显感情色彩；或者同时带有正面和负面两种情绪。3、负面。包括精神病人谴责、歧视、厌恶、恐惧、犯罪论及丑化等。

⑥直接引语：0、无；1、1-3处；2、4处及4处以上。

⑦细节描写：0、无；1、1-3处；2、4处及4处以上。

⑧报道篇幅：1、200字以下；2、200-1000字；3、1000-3000字；4、3000字以上。

资料分析与讨论

对资料的分析将从总体分析、“世界精神卫生日”报道分析以及“暴力和犯罪框架中”中的报道分析三个维度展开。

一、精神病报道的总体概况

2004年至2008年每月10日的“百度新闻”精神病报道数量分布如下表所示：

从总体报道数量来看，2004年至2008年“百度新闻”精神病报道样本总量共354篇。以年为单位，5年内的峰值出现在2006年（83篇），谷点则出现在2004年。但是，从图1.1我们不难发现，5年来报道样本数量走向尚属平稳，并没有出现较为激烈的变化。

从图1.2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每月10日的报道数量都处于顶峰，并远远高于其他月份。历年来10月10日的报道数量总和占样本总量的35.88%。10月10日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世界精神卫生日”，旨在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并呼吁公众消除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和偏见。我国卫生部从2000年起加入到精神卫生日的主题宣传中，并会在当天开展大量相关活动。所以，“精神病”这个议题在10月10日具有相当高的新闻价值，成为媒体的“众矢之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数据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关于精神卫生日报道的具体分析，我们将留到第二部分具体展开。

二、精神病报道内容分析

“精神病”这一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即被抹上贬义色彩的词语形象在媒体中是在何种框架中被呈现的？这些呈现在是否渲染了某些主观感情色彩？媒体是否在不经意间消解或者固化某些精神病的隐喻性内涵？这些都是我们试图在下面的内容分析中试图探索的问题。

1、精神病报道的议题分布

作为有别于我们日常话语中的“疾病”所指的“特例”，精神病报道在媒体话语中与往往有别于其他健康报道。本应作为健康传播重中之重的“精神病防治、宣传工作及医疗知识普及”议题并没有在样本中显示出优势，相反，精神病报道更多地被媒体置于“暴力、犯罪及社会秩序”的框架之下。家庭及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态度”议题处于第三的位置。可见，与一种“疾病”的内涵相比，精神病更多地被人格化，与“社会秩序”、“越轨”和“暴力”等想象联系在一起。

从图2.2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世界精神卫生日”以外，“暴力、犯罪与社会秩序”、“对精神病人的态度”、“精神病人权益维护”、“精神病人的社会活动”和“对精神病人的慈善活动和

救援”这四个带有浓重和“人格化”和“社会化”色彩的议题在所有样本议题中占了很高的比重，达到70.67%，其中“暴力、犯罪和社会秩序”议题高达半数。而“精神病防治、宣传工作及知识普及”仅占12.89%。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报道中这一议题的报道高达44.09%。也就是说，国家卫生部对精神病知识的宣传工作仅是乘“一时之兴”——在一天之内的集中轰炸，而不是和风细雨、日积月累的教化与普及，恐怕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公众对“精神病”的刻板印象，也无法使公众对“精神病”有更为科学全面的认识。

2、精神病报道类型分布

从精神病报道的类型维度分析，“消息”类型处于绝对优势，比例高达79.10%，其次分别为“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及访谈”、“科普信息、文摘和资料”、“评论”和“通讯”，其比例皆不足10%。

在仅有的10篇评论中，报道的议题却触及到了精神病最应关注的几个层面，其中包括“呼吁公

众消除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建议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强对精神病人的救援”、“呼吁立法机关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脚步”、“提请家属加强对精神病人监护”、“希望尊重精神病人的权利”等，并且报道中皆流露出对精神病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这些评论代表着有具有良知和远见的媒体人对精神病人与社会所做的深刻思考，但遗憾的是，这些正面的声音被大量无聊、庸俗和低级的新闻报道所淹没，难以进入公众视野并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33篇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和访谈中，有12篇对社会和家属对精神病人的态度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精神病人家属如何面对亲情与攻击性病状的两难？社会应对精神病人采取救援抑或管制？在这部分探讨中，“关爱”和“救助”成为贯穿始终的关键字，正面的声音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在对精神病人更加强势的暴力性、攻击性描述之下，理性、冷静的思考如何能够在媒体话语中突围成功并得到进一步彰显，则需要新闻业界人士的进一步反省。

3、精神病报道篇幅

在报道篇幅中站绝大多数的是“200-1000字”的小篇幅文章，其比重达72.03%。而1000字以下

的报道占到样本总量的77.40%，这一数字同样与“消息”所占的79.1%不谋而合。在73篇“1000-3000字”的中篇报道中，有18篇涉及“暴力、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议题，其比重达到24.66%。这部分报道多数带含有细致而丰富的细节描写，使精神病人的形象更加鲜明且富冲击力，容易令受众获得更为感性和直接的印象。这种穷极所以的故事性描绘，暴露出部分媒体从业人员为了迎合受众低俗的阅读兴趣，而扮演着并不高明的“写手”角色。

三、“世界精神卫生日”与日常报道之对比分析

从2000年起，“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一概念开始渐渐出现在我国的公共视野之中。国家卫生部从这一年起将“精神卫生与健康”纳入到官方、主流的宣传架构中，并在每年的10月10日开展各类主题推广活动，其主题词涉及“暴力与儿童精神创伤”、“抗抑郁”、“未成年人精神健康”、“睡眠与和谐社会”以及“奥运精神”等。在官方支持与鼓励之下，各大媒体也积极配合，使这一天的精神病相关报道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然而，这种“繁荣”是否能内化为日常精神病舆论风向正向发展的动力，抑或仅是停留于表面的“虚假繁荣”，只在某一天“昙花一现”后“转瞬即逝”？这是我们这一部分讨论的核心关照所在。

1、“世界精神卫生日”报道数量

图1.2为我们带来了每年“精神卫生日”报道的惊人增长的直观印象。从表3.1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每年10月10日的报道数量都比常日报道的平均值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常日报道的平均数量基本维持在4篇的均值，而历年“精神卫生日”报道数量均值则达到25篇。难么，数字对比背后的文本呈现是否也迥然相异？媒体在特定日期的集中“定点轰炸”是否能在日后留有余韵？都些分析都将下下文中一一展开。

2、“世界精神卫生日”报道议题分布

表3.1向我们呈现的是“精神卫生日”报道议题的分布状况。名列三甲的分别是“精神病防治、宣传工作及医疗知识普及”、“对精神病人的态度”和“精神病相关政策及法规”议题，三者在所有议题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4.09%、14.17%和10.24%。“暴力、犯罪和社会秩序”议题仅占9.49%，仅是常日报道中所占的49.78%（见图2.1）的一个零头，其主导性优势被“精神并防治、宣传工作及医疗知识普及”议题取而代之。也就是说，“精神病”是被看做需要预防和治疗的“人体疾病”，还是社会机体中的“致病因子”，在“精神卫生日”和常日报道话语中的导向是倒置的。官方主流宣传提倡将“精神病”当做一种普通的疾病看待，呼吁社会消除对精神病人歧视，倡导对精神病人及其家属的关爱，这种导向是富有人文关怀且符合社会公理的。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宣传活动尚停留于泛泛的“口号”阶段，与其说是一种改良现存弊端的切实手段，毋宁说是跟风炒作的空洞摆设。短暂的宣传期过后，与“精神病”如连体婴般的“暴力与犯罪”联想依然不断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加深和固化，关于精神病人如何杀人、如何施暴、如何丑态毕露的露骨描写依然在受众猎奇心态驱使下大行其道。这种状况虽然与官方意愿背道而驰，但是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精神病人的态度”议题在“精神卫生日”报道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显，其比重（18.11%）比常日报道(9.33%)翻了近一倍。在这些的“报道群像”中，长期被沉重镣铐闭锁的精神病人获得短暂的释放、一贫如洗的精神病家庭得到少许关爱、常年压抑的精神病院显出一缕生气。然而，这些令人宽慰的现象同新闻报道一起，经历过一天的“浮现”之后随即陷入沉寂。研究发现，“精神病院”这一大量精神病人的聚集地和日常生活场所，除了在“精神日卫生日”作为象征正面宣传、主题活动的表征出现在媒体话语中，常日报道中，“精神病院”，或者说“精神病院内的精神病人”是隐没的、无声的。这些话语禁区如果若不被打破，“精神病人”群体恐怕将继续作为公众眼中的异类而存在。

3、“世界精神卫生日”报道的文本特征

“精神卫生”宣传的意旨即在于使公众对精神疾病及精神病患者有一个较为积极、全面及正面的认识，并正视各类精神问题，消除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和歧视。正如我们在图3.2中所看到的，“精神卫生日”的报道以中性、正面的语气为主，负面新闻在当天媒体语境中几乎绝迹，仅占3.94%的百分比。进一步观察，正面和中性的报道各占半壁江山，且正面报道在数量山占微弱的优势。也就是说，对精神病的官方价值导向在这一天的媒体话语中得到了很好的凸显与贯彻，且多数网络媒体的口径之一致令人咋舌——曝光各种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政策、法规，赞扬各级机关政府和医疗机构对精神病人

及家属的关怀与慰问，呼吁公众对精神病人更多的理解与关爱……只有极少数的报道与官方话语导向相悖，以惯性思维继续描写关于精神病人的耸人听闻的小故事。

如果我们的目光仅停留于此，那么，我们可能会对当前的媒体及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做出一个乐观的判断。然而，图3.3的数据告诉我们，媒体对精神病人的歧视、丑化乃至嘲弄仍在继续。

在常日报道中，虽然中性报道的比重高达63.33%，但是，负面报道的比例却比“精神卫生日”有大幅度增长，达到20.00%,其比重甚至超过了正面报道。也许五分之一的比例并并不能说明在媒体话语中存在可以丑化精神病及精神病患的不良风气，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下的很多媒体并没有对尊重和爱护精神病人形成一种自觉意识，精神病人是一个“应该遭到责难的群体”这种刻板印象依然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特别是在崇尚和谐和人文关怀的当今社会中，媒体仍在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扮演着“非理性者”的角色。在“精神卫生日”报道与常日报道的对比中，媒体的“相机行事”与“跟风炒作”也一目了然。

四、暴力与犯罪框架中的精神病报道分析

“就像Stuart所说的，新闻报道对精神病画着形象的再现并没有纠正娱乐节目对精神病患者负面形象的渲染，而是继续强化对精神病患者的刻板印象，‘真实报道成为虚拟世界的回响’。”正如上文的数据所显示的，在半数报道（124篇）中，精神病人被置于“暴力、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的叙事框架中，被贴上了“施暴者”、“罪犯”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等各种负面标签，并经常被渲染为具有暴力倾向的、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下文的分析将围绕精神病报道中的“暴力、犯罪与社会秩序”议题展开，深度剖析媒体在此议题框架中对精神病患者的文本呈现与表述的各种特征。

1、暴力与犯框架中精神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在暴力与犯罪议题框架中，精神病患者所扮演的角色可被分为：

（1）“施暴者或实施犯罪者”：包括精神病患者对他人实施杀害、伤害、虐待以及进行欺诈、纵火等行为。

（2）“受暴者或犯罪受害者”：包括精神病患者被杀害、伤害、虐待以及遭遇欺诈、强奸及抢劫等行为。

（3）“自残者”：包括精神病患者实施自杀、自残及自焚等行为。

（4）“扰乱社会秩序者”：包括精神病患者实施扰乱公共秩序、伤害社会风化等行为。

如图4.1所示，在这类报道中，精神病患者作为“施暴者和实施犯罪者”角色出现的比例高达62.10%，其次依次为“受暴者或犯罪受害者”、“扰乱社会秩序者”和“自残者”。精神病患者做为绝对负面角色（“施暴者和实施犯罪者”和“扰乱社会秩序者”）出现的比例达到了73.39%。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报道中，精神病人被描述为“暴徒”，而作为“弱者”、“弱势群体”形象出现精神病患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遭到屏蔽和忽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由媒体报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中，精神病患者们残暴、危险、好斗、不可理喻，即使是作为“弱者”和“受害者”，他们也被渲染为智力低下、思想混乱和缺乏理性的行为主体。通过这些表述，精神病人被严重地“他者化”，成为扰乱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病2、暴力和犯罪报道语言和语气分析

研究中我们发现，在“暴力、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议题框架下，除去59.68%的报道采用的是较为中性和客观的语言表述，仍有37.10%的报道明显地采用了负面的语言表述。而采用正面语言表述的报道仅占总量的3.23%，正负面报道数量比例接近1：10。

虽然多数报道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感情色彩，但选择扮演“暴力和犯罪实施者”角色的精神病人作为新闻素材这一做法本身即容易引起受众负面的情绪，我们姑且称之为“负面的新闻选择”。如果说这种做法或多或少受到新闻价值及读者的猎奇欲望所影响，那么在新闻文本之作的过程中刻意使用带有歧视色彩的、丑化的语言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描述则更多地源于媒体从业人员自身对精神病人群体的不尊重。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称之为“负面的新闻表述”在这一议题框架中，绝大多数精神病报道经历了“选择”或“表述”的负面化过程，更有一部分报道在“选择”和“表述”上皆遭遇了负面化处理。

3、暴力和犯罪报道的描写手法分析

除了精神病人的角色特征和行文的语言偏向，新闻报道的文本呈现以何种方式展开、给受众以何种程度的心理冲击还取决于描写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可读性，而直接引语和细节描写的数量则是这种生动和趣味性的具形化的、可测量的指标。从表4.1-4.3我们可以看到,在“暴力、犯罪和社会秩序”议题框架中，将近半数的报道中存在一处以上的直接引语，将近6成报道存在一处以上细节描写，而将近7成的报道至少存在一处直接引语或细节描写。

在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一类报道的多数直接引语多来自精神病患者、民间和警方。在“施暴者与实施犯罪者”角色扮演中，精神病患的语言往往表现为无理智状态下对他人的威胁和恐吓，而民间和警方的直接引语则多表现为描述精神病患的施暴与犯罪过程，或者描述被害者的惨状、表达痛苦、惋惜的心情等。反关作为“受害者”的精神病患，在多数文本中他们是被“消音”和“禁声”的——被杀害的精神病人自然无法通过文本与受众对话，遭到的殴打、禁闭和欺诈的精神病人则被认为是无清醒意识、智力低下和无逻辑的，因此他们的语言也是被屏蔽的。

另一方面，细节描写则多数着力于渲染精神病人施暴和犯罪手段的残忍、癫狂状态下的丑态、被害者的惨状、民间的愤慨以及警方制服精神病人的过程。在“施暴者与实施犯罪者”角色框架中，细节描写的画面感和情绪性往往更为突出，并多借由动作、色彩和声音描写来表现。

除了直接引语和细节描写，“暴力和犯罪”报道中作者对精神病患者的一些称谓也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相关指涉——如称精神病患者为“武疯子”、“疯汉”、“疯女”、“疯弟弟”、“莽汉”、“女魔”等。“疯”、“魔”、“莽”的表征在日常语境中意指着极度的无理性状态、严重的越轨行为以及破坏性的后果。即使抛却直接引语和细节描写，这些表征符号本身即能引领读者进入洞开的想象世界，而这种想象往往逃不开被事先构建、固化的情境。

4、暴力和犯罪报道的消息来源分析

作为媒体话语生产的原材料，新闻信息的提供者在文本制作之前即在某种程度上事先构建了某种新闻愿景。在“暴力与犯罪”框架中，半数的新闻信息主要来源于“警察和司法部门”，其次为“民间”。所以，很多新闻在未成形前就注定要被贴上“犯罪新闻”和“社会新闻”的标签，而追求戏剧性和冲突性正是这一类新闻最主要的特征。另外，以“精神病患及其家属”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仅占总比例的12.90%。在这部分报道中，绝大多数的精神病家属是作为暴力和犯罪的受害者形象出现的，他们表达的多是对精神病患者的憎恨、愤怒和无奈之情。

这一议题框架下的报道还呈现出缺乏关于精神病人相关的病情背景介绍和相关病理分析的特征，这同样和消息来源的特点密切相关——来自“医护人员及家学者”的消息源仅占5.65%。这使多数报道都聚焦于夸张的、具有感官冲击性的、扭曲的故事性渲染，而忽略了对事故缘起、预防措施以及宏观对策的冷静分析。

5、暴力和犯罪报道的新闻图片分析

除了文字之外，新闻图片的安排同样对文本呈现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在64篇（占样本总量的18.08%）配图报道中，27篇（占配图样本总量的42.19%）统摄于“暴力、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框架中。其中，精神病患者作为“施暴者或实施犯罪者”出现的报道为16篇（总这一议题报道的59.26%）。

也许在这一维度的分析中，数字的说服力并没有图片本身直观和强烈。图4.4是一篇题为《精神病人看武打片时发病30多刀砍死妻子》的报道所配的新闻场景再现式图片。画面中，报道的主角——精神病人及其受害的妻子都被“漫画化”，手持菜刀行凶的精神病人被表现为沉迷于电视图像、兴致高昂，而受害人的表情则痛苦而扭曲。图片上甚至还标配了“精彩！好功夫！”这样的揣度性语言，以表现精神病人行凶时所处的兴奋状态。这个画面所透露的是作者恶搞、幸灾乐祸心态，以及对精神病患者的极度“妖魔化”。在崇尚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中出现这类恶意丑化精神病人的图片，不能不说是媒体从业人员的极度失职。

虽然上文分析的仅是一个极端的例证，但纵观这一议题框架报道的所有新闻图片，处于非正常精神状态下企图行凶、自杀、扰乱社会秩序甚至裸奔的精神病人的特写照片被不加任何处理地直接登出，并往往配以细致的描写性文字。从这些案例中，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对精神病人群体的冷漠、轻视和误解的消极心态可见一斑。

结论

（一）、网络媒体精神疾病相关报道“脱轨”于健康传播路径

大众传媒之所以对公众的健康状况有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大众媒体对话语权的掌握和使用直接关系到健康保障的最终结果”。而从健康传播的定义——“以大众传媒为信道来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中，我们可以截取这样几个关键词，即“健康资讯”、“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如果大众传媒沿着健康传播的路径，即应该在精神病相关报道中聚焦于“疾病”和“防治”框架，以加深公众对精神疾病病理的理解、普及防治措施以及告知相关法规政策为着眼点，力图改善当前公众精神卫生现状。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种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的大众传播形式，网络媒体中的从业人员却并没有在健康传播的宏旨上形成自觉意识，致使精神病相关报道流于表面化和碎片化，并使多数报道纠结于精神病病状的描述及疾病的危害，缺乏宏观眼界上的系统梳理。即使在一年一度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媒体对精神卫生知识和疾病防治工作信息的推广也宣传也仅限于公文式的敷衍和机械的推销，与具体案例和特定社会现象的有机整合报道严重缺位。而日常精神病相关报道则更是暴露了网络媒体对精神病缺乏“健康”与“防治”层面的关照。因此，当下网络媒体话语中构建的“精神病”表征是与健康传播的有效路径相“脱轨”的。

（二）、网络媒体的精神病相关报道偏向与官方宣传导向相悖

对精神类疾病的预防、救治与控制在国家卫生部的官方宣传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世界精神卫生日”，网络媒体对官方导向表现出极高的配合度，成为至关重要的官方话语机器。但是，媒体在日常报道中并没有能很好地贯彻官方话语精神和导向，而是受制于商业运营模式下的“眼球经济”，借由新闻文本对精神病的内涵做了大量歪曲性的解释，并对精神病患者群体流露出较严重的负面情绪。在疾病防治和控制层面上，网络新闻媒体缺乏具有实际意义的“作为”，对帮助公众建立对精神疾病的理性认知、消除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和歧视的负向功能远远大于正向功能。无处不在的炒作夸张与炒作更是将这种负向功能发挥到极致，这使日常媒体环境中的话语偏向与官方宣传导向出现严重背离。

（三）、网络媒体对精神病患者形象的表征存在严重的“污名化”和“妖魔化”

在网络媒体中，涉及到精神病患者的报道精往往被置于暴力、犯罪和社会越轨框架内，并更容易被塑造成暴徒、罪犯与小丑的角色。这使得网络媒体的“拟态环境”中，精神病人成为“攻击性”、“威胁性”和“社会危害”的代名词。但是，这种虚拟的形象构建有违于社会现实和医学知识。

“从医学的观点上看，精神病患者有急性发作期与缓解期，急性发作期的主要危险是自伤，涉及到伤害别人的比例很低，为常人暴力行为的1/30,而且暴力行为的发生往往有诱发因素。”与正常人暴力、犯罪事件报道相比，以精神病患者为主角的同类报道更倾向于隐没和忽略事件的背景、诱发因素、内含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以及精神病患者的个性化信息，对异质的精神病患群体进行同质化、定型化处理，将“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这一罪名嫁接于整个精神病患者群体之上。在现实生活中，精神病患被闭锁在暗无天日的病室，在媒体语境中，“精神病人”形象同样被“囚禁于”不见天日的灰色地带。

这种“污名化”和“妖魔化”现象牵涉到整个媒体商业运行机制和恶性竞争环境的“病灶”所在，并直接归因于媒体从业人员和全体社会公众对精神病人群里的消极心态。

（四）、网络媒体对有关精神病的社会宏观结构性反思不足

在网络媒体中，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理性对待精神病患者、如何对维护精神病人的各项权益以及公众对精神病群体的消极态度暴露出何种结构性问题的零星思考被淹没在各种市井故事和硬性宣传之中。多数报道未能触及人性的、社会的以及真理层面的反思，仅仅停留于肤浅的描述和强行的灌输，呈现出琐碎和片面化特征。也就是说，对于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群体，成熟的媒体讨论环境和公共议事领域尚未产生。

研究中的不足

各个网络新闻媒体中存在着不同的受众定位、功能定位和风格定位，而不同的网络媒体对精神病以及精神病人的议题构建也必然表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面貌特征。而“百度新闻”多来源于网络软件的自动搜索和排序，无法呈现出不同网络媒体的样本特征。因此，本研究只能勾勒出网络新闻中关于精神病报道的大致轮廓。另外，有限时间内随即抽样取得的样本量非常有限，这使得研究结果在代表性和全面性上有所欠缺。

此外，鉴于研究者医学知识的欠缺，本研究对“精神病”的定义比较模糊，这对样本搜索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对以健康信息为主的报道缺乏深入的探讨，这也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努力克服的。

注：

1、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2、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3、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版，第236页。

4、迈克尔·辛格尔特里：《大众传播研究——现代方法与应用》，刘燕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5、需要说明的是，“精神病”在新闻中必须出于核心议题位置，若仅在文中提到“精神病”字样而非以之作为主要议题，则不再样本范围不内。涉及到“精神病人”的新闻文本中，精神病人必须作为事件的主角出现，而不是作为叙事的辅助者或背景人物出现。主角为“未经鉴定的疑似精神病患者”的事件报道亦不在样本之列。另外，以“网瘾是否应为列为精神病”为主要议题的报道因为尚存在较大争议，也被排除在样本之外。

6、本研究参考的相关研究有张自力：《媒体艾滋病报道的内容分析——一个健康传播学的视角》，《新闻大学》，2004年02期；路鹏程：《媒体自杀新闻的内容分析——一个精神健康传播的视角》，《新闻传播与研究》，2000年03期。

7、前不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上访人员被关入精神病院”事件与本研究主旨不属同一范畴，故不在讨论之列。

8、引自Stuart H，

Media Portrayal of mental illments and its treatments.(J). CNS Drugs,2006, 20 ,( 2),99-106.转引自王正祥：《国外媒体精神病患者负面再现研究及启示》，《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8月，第24卷，第4期，第14页。

9、引自Jackson，1992。转引自燕晓英：《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新闻记者》，2003年11月，第22页。

10、燕晓英：《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新闻记者，2003年11月，第24页。

11、引自王正祥：《国外媒体精神病患者负面再现研究及启示》，《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8月，第24卷，第4期，第14页。

态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