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方医学史

日本汉方医学史

日本汉方医学史

序言：在中日两国医学交流中，中医药学与日本的汉方医药学往往会混为一谈。但实际上，日本的汉方医学就是日本化了的中医学，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同源异流、同根异枝。早在公元四世纪未期，充分吸收了中国医学朝鲜医学就随着两国之间的交流走进了岛国日本。日本目前使用的汉方药以《伤寒论》处方的制剂为主。

随着两国之间的不断往来，公元五世纪初，中华医药渐渐的走进了日本。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中华医学和来自中国的草药一直被日本人民视为神草妙药。不过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医疗的任务却多是由寺院中的僧侣来担当的。

到了公元七世纪时，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这些使者们不但带回了各种文献典籍，更把医学典籍大批带回到日本。据统计，仅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年)时藤原佐世奉敕登记日本图书，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书中就收载有医书166部，计1107卷。其中如徐文伯的《杂药方》、僧深的《方集》、葛洪的《肘后方》、胡洽的《胡洽方》、鉴真的《鉴上秘方》、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龚庆

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等都成为了日本医学界的至宝。除了上述的这些医书外，还有诸如《诸病源侯论》、《千金方》等也在当时传入日本。这些书籍中还包括了不少后来在我国散失的医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今存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集验方》等，张仲景、陶弘景、葛洪等名医的著作传入日本后，来自于中国的唐医方一步一步的取代了比唐医方更早传入的韩医方。同时，每次随同日本使节来华的，还有一些长期在中国学习的“留学僧”和进行短期学术访问的“请学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浙江的宁波、天台等地进行修禅和学习，日本当时流传的《康治本伤寒论》就是当时由来华僧人所带回的手抄本。在医学史上有名的如倭汉直福田、药师惠田、羽粟翼、菅原椎成、玄昉等人也是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名医，但是他们回国后却仅服务于上层社会，所以造成了16世纪前的汉方医学只能由宫廷贵族所享受的现象。附带说一句，当时日本天皇的侍医就是中医师，除了系统的学习中国医学外，日本汉医大写作时也经常引用中国的医学著作，如五代十国时期日本的原顺在写《名类聚钞》、丹波康赖在写《医心方》时都引用了宁波陈藏器所著的《本草拾遗》一书中的部分资料，除此之外，椲原性全在编写《顿医抄》和《万安方》两书时也参照了中国宋朝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书，这些书籍不但大大的丰富了当时日本的汉方医学。而且为日本的汉方医学发展立下了汉

马功劳。

随着中日两国交流往来的增多,公元754年,大唐高僧鉴真和尚经过了六次东渡后来到了日本，这位精通医学的唐朝高僧不但为日本带来了更为详细的医药资料，而且兼通医学的他更利用中医治愈了困绕了光明太后多年的宿疾，为了感谢鉴真大师，日本皇室更是赐予鉴真大师位于备前国的一百町水田。此事一经传开，他更受到日本人民敬仰，当时的日本人民都敬称他为“过海大师”，而鉴真大师在日本传律讲经同时，他还向日本人民传授中国医药知识和鉴别药材的方法等，尽管鉴真大师当时已经双目失明，但他还是利用嗅觉、味觉、手的触觉等方法将有关药物的鉴别、收藏、炮炙、使用、配伍等知识向日本人民倾囊相授，除了普通的日本人民外，日本皇室也派出了圣武天皇的侍医韩广足(时任正八位上典药头)随着鉴真大师学习药物的鉴别、使用等技术。后来浅田惟常在他所写的《皇国名医传》中指出：“自鉴真东渡面授医药知识，得使日本“医道益辟”。”所以14世纪以前，日本医界都把鉴真大师奉为始祖，而直至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汉方药袋上还贴有着鉴真的肖像。鉴真大师的这些做法对日本汉方医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鉴真大师于

公元763年逝世于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但由他所带到日本的奇效丸和丰心丹等药方，至今仍为日本人民所沿用。就是直至今天，日本正仓院中仍然保存着一批当年由鉴真大师所带去的五色龙齿、龙骨、远志、桂心（即肉桂）、人参、大黄、雄黄等药物。

公元984年(即平安时代中期),当时宫廷的医生丹波康赖写出了现在日本所存的最古老的医书《医心方》,这本书是依据中囯医书中的的抽象医学还有适用处方所写成的。（在当时的中国的处方药约为50—60种，其中的配合为5—6种），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集中华医学和日本本土医学精华大成

于一体的著作。丹波康赖也因此被称为日本医学的鼻祖。《医心方》一书计本草及用药各1卷，俞穴及针灸疗法1卷、内科9卷、外科及皮肤病6卷、五官科1卷、妇产科4卷、小儿科1卷、服石2卷、养生3卷、食疗2卷。全书以《诸病源候论》立论，引证晋、隋、唐三代的方书共百余部，号称方书之府库，可以说这本书是集唐代传日医学与日本医生本土经验之大成的作品，据说这本书送给圆融天皇御览后，立即被圆融天皇下令收藏于秘府中。从这儿足以看出此书的重要性，（编者按：说这本书是日本汉方医药的里程碑大概也

不为过吧。）

除了医学典籍之外，遣唐使们更以唐朝的医事制度为主，建立起了日本独有的医事制度，这一点我们能从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所颁布“大宝律令”可以看出来，“大宝律令”中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都仿唐朝的制度。比如在《疾医令》中就规定在中务省设正、佑、令使、侍医、药生等官职。在宫内省则设医师、医博士、医生；针师、针博士、针生；按摩师、按摩博士、按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药园士、药园生等职务。同时规定凡是医科学生都要学习《甲乙经》、《脉经》、《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针生（即针灸科医生）则必须学习《素问》、《针经》、《明堂》、《脉诀》和《流注经》等。除了以上的书籍外，像汉朝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朝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等也都是当时日本医学生和医者所必须要研读的教科书。除了唐朝外，中日医学交流的另一个全盛时期是明朝，在这个时代中，中国的医学书籍不但源源不断的运进日本，同时受中国医学的影响，日本汉方界的各派也开始了渐渐的形成.

一、汉方各派

日本的汉方学派是首先出现了以田代三喜（1465～1537或1544)和曲直濑道三（1507～1594）为代表的“后世派”；继而又出现了以贬斥宋明医学与《内经》、《难经》之说，独尊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为主的“古方派”，在这两派的争鸣中,又逐渐产生出了一个既用古方，又用后世方派的“折衷派”；同时还出现了以多元孝等人为主的考证学派和以吉田意安等擅长针灸的针灸派。下面就对这几派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后世派：这一派的创始人是日本名医田代三喜（1465－1537），15世紀末期，田代三喜就把李朱医学带回了日本，从此时开始，日本的宗教和医学渐渐的开始了分离。这一切却都是源于佛教支配政治的崩溃和儒教的取而代之。虽然田代三喜是日本后世方派的鼻祖，但真正将李朱医学和后世派发扬光大，并对日本医学进行革新的却是他的门人—有“后世方派的骨干”之称的曲直濑道三，这位曾经受到了信长、秀吉等人厚待的名医，不但首创了腹诊术，同时他把自己的经验和古籍中的精粹结合起来，使汉方能更加适合日本国情，因此他被日本人民称为日本医学“后世派”的中兴之祖。本文第二章将专门对田代三喜和曲直濑道三两位名医进行

专门的介绍。尽管金元四大家中尚有"攻邪派"代表人物刘完素与张子和两人，但他们的理论并未能对日本的汉方学界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