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殖民地时期的人口变动及其意义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人口变动及其意义



关于美国殖民地时期人口问题的研究，由于深受统计数据稀缺的制约，美国学术界在很长时期内不是视为畏途，就是加以忽略。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年鉴学派和剑桥英国人口史和社会结构研究小组的学术成就的刺激，美国学者利用各种分散的社区记录、家庭帐册和遗嘱等材料，借助欧洲学者摸索出来的研究方法和规范，从细部着手描述早期的人口状况，取得了可堪称道的成绩。 在国内的美国史研究中，这个问题几乎未被涉及；至于和人口变动相关的许多问题，更是不甚了然。本文借鉴美国人口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对1607—1775年间北美的人口变动及其社会影响进行粗略的考察，以从一个侧面来认识早期美国社会的变迁及其特征。


一、人口的变动及其原因

殖民地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有一个总的趋势，就是白人和黑人的人口不断增长，而印第安人的人口则不断减少。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只有白人和黑人的人口数量有相对可信的估算（见下表 ）。
1620—178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口（估算）
项目\年份 1620 1650 1680 1700 1720 1750 1770 1780
白人 2,282 48,768 144,536 223,071 397,346 934,340 1,688,254 2,204,949
黑人 20 1,600 6,971 27,817 68,839 236,420 459,822 575,420
总数 2,303 50,368 151,507 250,888 466,185 1,170,760 2,148,076 2,780,369
各殖民地因建立的时间有先后不同，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也有迟早之别。新英格兰和上南部大致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而中部和下南部各殖民地人口的大量增长，则是到17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那些建立较早的殖民地，曾经历过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移民大量死亡，人口自然增长十分缓慢，不断涌入的移民乃是人口增加的主要源泉。这种状况在弗吉尼亚表现得尤为突出：建立初期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很短，到17世纪末方实现了人口的稳定再生产。新英格兰的情况与此迥然不同。自17世纪40年代第一次移民高潮止息以后，后续的移民甚少，而人口仍以每年大致2.4％的速度增加。马萨诸塞建立10年后人口就达到8,932人，只比弗吉尼亚少1,500人；1690年更增至49,504人。 在此之后建立的殖民地，特别是中部各殖民地，人口增长更快。纽约在1698—1771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1％。 宾夕法尼亚年均人口增长率在18世纪20年代为5.3％，30年代为5.2％，40年代为3.4％，50年代为4.4％。
在整个英属北美，18世纪是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在1700—1775年间，13个殖民地的人口由250,000增至2,500,000，年增长率为3％，大致每25年人口翻一番。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美居民开始寻求独立的1763—1775年间，其人口的增

长同样十分惊人。13个殖民地的人口1750—1760年增加了36.1％，1760—1770年增加了34.8％，1770—1780年增加了29.4％。 至1774年，北美殖民地的白人数量相当于母国人口的1/4，等于英属加勒比人口的60倍。1770年人口较多的殖民地依次为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和马里兰，其人口为1,124,980人，占13个殖民地总人口的52.37％；人口最少者依次为佐治亚、特拉华、罗得岛和新罕布什尔，4地人口相加为179,463人，和康涅狄格的人口大致相当，而不足弗吉尼亚人口的半数。
白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当时一些人的关注，使他们对北美社会的前景充满信心。有人感叹北美人口“增长之迅速，在历史上或许罕有其匹”；1745年马萨诸塞总督威廉?雪莉预测，北美的居民数量很快就会超过当时西欧人口最多的法国；后来出长耶鲁学院的埃兹拉?斯泰尔斯1770年在日记中提到，英语有可能成为除中文之外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本杰明?富兰克林则断言，再过100年，北美的人口将超过英国，到那时多数英格兰人将在大洋的这一边。
关于人口增长的原因，时人提出了各种解释。富兰克林认为，结婚比例高、初婚年龄小和一对夫妇所生子女较多，乃是导致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因素。 据纽约总督威廉?特赖恩在1774年分析，纽约人口之大量增加，主要是由于当地人比欧洲人结婚年龄提早，出生率增高，人口的自然增长很快；同时还不断有移民从其他殖民地和欧洲进入本地。 这些说法触及了推动殖民地人口剧增的两个基本因素：移民和自然增长。
移民在殖民地时期始终是人口的一个重要增长源。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向北美的移民，在1776年以前出现过3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607—1650年间，以英国移民为主；第二次移民高潮出现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多数移民仍来自英国，但德意志、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移民开始增多；在1760—1775年间，兴起了第三次向北美移民的浪潮，其规模远在此前的历次移民运动之上。据估计，在1760年以前来到英属北美的各类移民总数约为700,000名，平均每年约4,500名；而在1760—1775年间，进入北美的移民总数达到221,500名，平均每年14,767名。
在18世纪以前，多数移民进入了南部各殖民地。据估计，在1630—1700年来到北美的150,000名移民中，有116,000名在南部落户。 可见，在这个时期，移民对南部人口增长的意义远胜于其他地区。另外，南部人口的增长，和奴隶贸易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701—1775年间，南部接受的奴隶约占英属美洲的黑人移民总数的20.5％。 不过，从欧洲或非洲移出的人数，与实际抵达北美并定居的人数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有许多

人死于迁徙途中或到达初期。
相对移民而言，自然增长对于北美人口变动的意义更为重大。只有实现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殖民地才从一个移民社会转化为本地人社会，也才获得了长存和发展的基础。北美地广人稀，劳动力就是财富，故一般家庭都希望多生多育，而且男孩比女孩更受欢迎。殖民地时期一个家庭生育的孩子一般在6—10个左右，多者可达20余个。育龄妇女生育十分频繁。在马萨诸塞的安多弗，1664—1669年间成家的妇女每胎的间隔期为28个月，所以一个18岁结婚、活到至少45岁的妇女，一生可能生12个孩子。 18世纪初一个到北卡罗来纳旅行的欧洲医生看到，“女人十分多产，大部分的房子里尽是小家伙”。 虽然一些妇女有意识地避孕，或采用药物、运动（如骑马、跳绳等）等方式中止妊娠，但对出生率的影响微乎其微。


二、人口流动和内陆开发

在欧洲移民不断进入的同时，殖民地内部一直存在着活跃的人口流动。就总的趋势而言，这种人口流动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从密集的沿海地区向边疆地区移动，而且并不局限在单一的殖民地范围之内，而是跨越殖民地的边界，路向众多，彼此交错，一个殖民地有大量人口迁出，同时又在边疆地区接纳大量外来移民。这种跨殖民地的、多路向的人口流动，不仅加速了内陆的开拓，使各殖民地的边界线不断向内陆推移，而且加强了各地的联系，推动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可是，向内陆迁徙实在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在一般人心目中，内地是充满危险的未知地带，那里有对白人怀着敌意的土著部落，气候恶劣，野兽出没，生活十分艰苦。此外，到内陆定居还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缺乏财力的穷人，就只能冒险迁移到人迹罕至的荒地，自行占地，造屋开荒，过着筚路蓝缕的拓荒生活。
尽管如此，向未开发地区迁徙的人潮仍呈高涨之势。各种移民团体应运而生，皮德蒙特高地、俄亥俄河谷和谢南多厄谷等地区，成为越来越多的移民的目的地。这些移民有着显著的特征：多数为年轻人，非英格兰裔居多，大多略有家财。为了保障边疆安全，边疆居民要求英国和殖民地当局防范法国人，打击敌对的印第安人部落。英国和殖民地当局则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持一种复杂的态度：边疆的拓殖固然有助于和法国、西班牙的竞争，但却损害毛皮贸易，增加防卫的负担。因此，边疆居民有时难以得到政府的充分援助，这使他们深为不满。
新英格兰人一般以团队方式向内陆迁徙，这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同时也是兴建村镇的一种习惯性的模式。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当局一度对村镇管理甚严，不准居民

离开村落单独生活。在各地的档案中，有不少当局命令远离定居点的人返回原来社区的记录。 可是，老村镇承受着日益沉重的人口压力，土地既不敷用，一些人就只能向更远的地方迁徙。新来的移民所居住的地方日益远离原来村镇的中心，逐渐变成了新的村镇。新村镇如雨后春笋，居民日趋分散，和早期清教领导人对于社会凝聚性的追求背道而驰。1660—1710年间，新英格兰共建立新村镇209个，平均每年4个；18世纪上半叶，新村镇以平均每年6个的速度增加；在1760年以后的15年中，由于人口增长很快，平均每年建立的新村镇大约有18个。
宾夕法尼亚与纽约的西部受到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威胁，许多军事要塞阻断了移民西去的路线。在17世纪40年代，虽有移民沿哈得孙河抵达萨拉托加，但这两个殖民地更多的移民流向了其他殖民地，特别是南部所谓的“偏远地区”。1730年，一群宾夕法尼亚的德意志移民，在亚当?米勒带领下进入谢南多厄谷，不久教友会信徒和苏爱人接踵而至。还有一些苏爱人来到萨斯奎汉纳河上游，并于1738年南迁，抵达哈里森堡以南地区。
弗吉尼亚最初的定居地集中在詹姆斯河流域，后来扩展到切萨皮克湾东岸和波托马克河谷，1648年在南岸地区建立了诺森伯兰县，随后，波托马克河和拉帕汉诺克河之间以及约克河以北的地区，也逐渐散布着许多白人定居点。在弗吉尼亚的瀑布线和蓝岭之间的地区，在18世纪头几十年里也很快布满了定居点，内地的新县不断成立，1763年县的数目达到了54个， 到1782年更增至72个。 弗吉尼亚参事会在1743—1760年间授予个人和团体的土地，达到300多万英亩。 位于皮德蒙特地区的詹姆斯河谷地段，1700—1770年间劳动人口增加了29倍。 从马里兰的北部边界到萨凡纳河这一大片地区，人口也逐渐增多。奴隶制随着白人移民而扩展到边疆地区，那里的黑人人口不断增加。在弗吉尼亚南部边疆的卢嫩堡县，1750年黑人在人口中的比重为22％，1769年上升到了53％。 到1775年，马里兰西部和弗吉尼亚谷地区的奴隶达到12,758名。
北卡罗来纳的西部接纳了众多不同族裔的移民。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来自宾夕法尼亚、新泽西、马里兰的大批移民，陆续抵达北卡罗来纳的皮德蒙特地区，其中多数是早年移居北美的苏爱人和德意志人。许多寻求廉价土地的弗吉尼亚人，也纷纷涌入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境内的蓝岭山区，在1746年据说仅有百余名白人猎手出没，时隔7年，定居者即达到3,000余人，其中多数为德意志裔和爱尔兰裔居民。 在1750年以后，以摩拉维亚教徒为先导，开始有移民越过蓝岭，进入更西的地区。1752年

，北卡罗来纳的代理总督纳撒尼尔?赖斯向英国贸易委员会汇报说：“……域内平安无事，西部地区定居甚速，其景象轰轰烈烈。” 1764年北卡罗来纳县的数目达到13个。 从1767年开始，丹尼尔?布恩多次深入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探查，并开始组织移民前往肯塔基和田纳西一带定居。到1773年6月，已有120户来自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偏远之乡的白人，定居于密西西比河畔的波因特库佩。
向内陆的移民改变了人口的地域分布，西部边疆地带人口有明显的增长。1760年缅因和佛蒙特地区的白人居民分别为20,000和0人，到1770年分别增至31,257人和10,000人，到1780年则达到49,133人和47,620人。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肯塔基和田纳西地区，在1760年时尚无白人居民，1770年定居者分别为15,700人和1,000人，10年后激增至45,000人和10,000人。 从马萨诸塞北部边界到康涅狄格河和哈得孙河一带，出现一个长达150英里的“V”字形扩展地带，那里的白人居民一年多似一年。纽约西部，特别是摩霍克河谷一带的肥沃土地，吸引许多人前去定居开发。宾夕法尼亚在建立后的80余年中，其居民集中在东南一隅；1760年以后，人口向西扩散的趋势十分强劲，到1771年，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边疆地带居民达到10,000户。弗吉尼亚边疆地区的居民也迅速增加，1776年谢南多厄谷的居民达到35,000人。南、北卡罗来纳的边疆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景象。新近建成的佐治亚成为移民向往的地方，其居民在1760—1773年翻了3番以上。
边疆地区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容易获得土地。那里地广人稀，而且地价低廉。在18世纪中后期，新英格兰未开垦的土地价格从3先令到12先令不等；在纽约的怀俄明河谷，甚至可用5英镑买到100英亩土地，而且可在15年内付清，不加利息。 在弗吉尼亚的卢嫩堡县，1740—1750年间每英亩土地的平均售价为2—3先令，到18世纪70年代上涨到9先令。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什么资财的人，亦能轻易置地立业。一些财力充实的人，往往先在边疆地区购买廉价土地，待开发获得进展、道路较为通畅以后，他们才正式迁入。
内陆边疆的开拓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边疆生活危险而艰苦，几乎是殖民地早期居民经历的重演。来自爱尔兰的罗伯特?威瑟斯庞1734年在南卡罗来纳边远地区落户，他在日记中记述了对边疆生活的感受：“由于种种缘故，我们为恐惧所苦，尤其是害怕被印第安人杀掉，遭蛇咬，被野兽撕碎，或在树林中迷路和失踪……” 最突出的问题是，白人居民和当地部落的冲突不时发生，边疆实际上是沿着种族暴力的血迹而移动的。另外，边疆定居地远离殖民地的政治和经

济中心，多数居民在定居之初处于生存的边缘。例如，1749年一些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詹姆斯河上游支流地区发现，当地居民过着和“野蛮人”一样的生活。 交通不便阻碍生产的发展，边疆居民和东部居民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产生矛盾，他们为平等权利而抗争，给独立战争爆发前夕的北美社会增添了动荡色彩。


三、种族、族裔和文化的多样化

北美人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种族和族裔的多样性。在欧洲移民到来以前，北美是一个单一种族社会；自17世纪初开始，欧洲移民和非洲裔强制移民源源不绝地到来，并在这里扎根生息，使北美变成了一个多种族社会。
自1619年荷兰商人将20余名黑人卖到詹姆斯敦以后，北美黑人的人口不断增加，尤其是南部，其奴隶数量原本大大超过其他地区，年均增长率又高达4.5％左右，所以人口中黑人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780年已达到总人口的40％。 这乃是奴隶贸易和黑人人口自然增长相结合的结果。而且，土生黑人对黑人人口的增加有着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在1728年，切萨皮克地区每5个成年黑人中，有3个是在非洲出生的；到1740年，非洲出生的成年黑人下降到一半；10年后，属于移民的成年黑人仅占1/3。 这和英属加勒比海岛殖民地的情况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到1780年，海岛殖民地共输入黑人1,225,000名，但当年这些海岛的黑人总共不过346,000名。
在白人和黑人的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印第安人的人口却急剧减少。1669年，切萨皮克地区印第安人的数量，仅有1607年的1/3。1642年，马撒葡萄园岛的万班诺阿格人有3,000人左右，1720年减少到800人，到1764年只剩下313人；罗得岛的布洛克岛的土著人口在1662年有1,000余人，1774年时仅有51人。 印第安人人口的剧减，和白人对其生存环境的破坏以及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天花、麻疹、流感、霍乱、腥红热和黄热病等疾疫，再加上战乱和饥荒，在土著部落中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
不过，非洲黑人分散在南部的种植园、白人农场和家庭中，只有少数自由黑人居住在各地；印第安人多数生活在部落社会，只有极少数和其他人种混居在一起；因此，这两个种族尚未成为民族学意义上的群体。欧洲裔居民的国籍来源和文化成分也不是单一的，同样呈现复杂多样的局面。这种多样性对北美社会的变迁，和种族的多样性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英属北美在移民方面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像西属美洲那样排斥外国移民。英国政府鼓励有技术的外国人到英属美洲定居。移居各殖民地的非英格兰移民，均能取得合法身份。1740年英国议会专门制定了殖民地外国移民的入籍法。 这种

移民政策造成了一个突出的后果：北美欧裔居民的族裔构成变得十分复杂。在17世纪，进入北美的多为英格兰裔移民。到18世纪，大量德意志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苏爱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纷纷到来，与原来的英裔、荷裔、瑞典裔和芬兰裔居民一起，构成一幅五色缤纷的族裔风情图。
德意志人向美洲的迁徙，受到战乱和宗教迫害的推动。当时威廉?佩恩的著作已经译成德文，他的“神圣的实验”在西欧广为人知，大量德意志移民便投奔宾夕法尼亚。1683年左右迁入的德意志移民，在离费城不远的地方建成日尔曼敦，并且成为后续德裔移民的中转站。1708年以后，德意志移民人数大增，大多进入宾夕法尼亚、纽约、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西部。据估计，在18世纪头75年，至少有100,000名德意志移民进入北美，定居于宾夕法尼亚的最多；到1775年，德裔居民约占该地人口的1/3。
苏格兰人在英国统治下遭受政治和宗教压迫，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许多人便以北美作为新的立足之地。18世纪30年代开始有大批苏格兰人到来，大部分人进入北卡罗来纳的菲尔角地区。另外，早年移居爱尔兰的苏格兰低地人，即所谓苏爱人，从18世纪初开始也大量移居北美。他们有的在新英格兰落户，有的在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安家，有的则进入北卡罗来纳境内。据保守的估计，1717—1775年的苏爱人移民不少于20万，每年约有3,500名。 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也纷纷到来。在1700—1776年间，大约250,000—400,000名爱尔兰人离开故土进入美洲，其中约有10,000人的身份是犯人。
族裔的多样化丰富了北美的人文景观，改变了欧洲裔人口的族裔结构。新英格兰的英裔人口占绝大多数，是一个族裔相对单纯的地区。南部除英裔和黑人外，在边远地区还散居着许多非英裔的欧裔居民。中部殖民地的族裔和文化最为复杂。在纽约城的居民中，除有英裔和荷兰裔以外，还有法裔、瑞典裔、犹太人、爱尔兰裔和黑人；而且，不同族裔之间通婚混合，例如，在152名被认为属于荷兰裔的男子中，115人和荷兰裔女子结婚，31人娶的是英裔女子，与法裔和德意志裔女子成婚的分别为4人和2人。 在17世纪末纽约就有人指出，“我们这里最令人不快的事就是民族混合太厉害”。 1760年有位英国人感到不知如何来描绘纽约人，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讲不同的语言，信不同的宗教，要说出他们的准确和确定的特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宾夕法尼亚人口的多样性毫不逊于纽约。174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在费城一家餐馆吃饭，发现在座的是“一群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混杂同伴”，有苏

格兰人、英国人、荷兰人、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从宗教上说，则有罗马天主教徒、长老会信徒、教友会信徒、新光派、监理派、洗礼派和犹太教徒等。 从人种学和民族学的角度看，众多族裔居民之间的通婚混血，造就了一个不同于欧洲任何单一民族的新人种，这就是“美利坚人”。用法国移民作家J?埃克托尔?圣约翰?克雷弗克的话说，美利坚人“或是欧洲人，或是欧洲人的后裔，因而这种奇特的血统混合你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找不到。……在这里，所有国家的个人融合为一个新的人种，他们的劳动和他们的后代，有朝一日会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变化”；总之，“美利坚人是一种新人，他们根据新的原则行事；因而他们必然拥有新的思想，形成新的看法”。
但是，构成“美利坚人”的主体者仍然是英格兰裔居民。不同的族裔成分并没有改变英裔居民的主导地位。非英裔居民大多未和英裔居民混合居住，他们往往在闭塞偏僻的边疆地区安家落户。而且，英裔居民对非英裔人口的增加感到不安。他们将殖民地视为“英格兰的”，在许多场合刻意将英格兰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把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移民打入另册。詹姆斯?洛根在1729年说，如果爱尔兰人持续不断地迁入，他们就会成为宾夕法尼亚的“业主”。 富兰克林对大量德意志人迁入感到不满，觉得宾夕法尼亚本为英格兰人所建，怎能变成一个“外人”的殖民地？ 在弗吉尼亚的南部边疆，苏爱人被英裔居民说成是愚昧无知、懒惰卑贱和信奉异教的人。 由于英裔在人数和文化上占居绝对优势，少数族裔或多或少感受到文化的压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英裔居民的某些文化成分。例如，18世纪中期到北美考察的瑞典学者彼得?卡尔姆注意到，特拉华河谷的瑞典裔居民和哈得孙河谷的荷兰裔居民，在习俗和服饰方面发生了“英格兰化”。
总之，殖民地虽然在种族、族裔和文化上具有多样性，但并不是一个种族平等和文化宽容的社会。一方面，英裔居民在人口中占多数，加上英国在政治上的控制，文化的多样性并未改变整体的文化格局，英格兰特性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英裔居民的制度、习俗、语言和生活方式，决定着北美文化的基调，使北美殖民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英属”的。另一方面，英裔居民具有强烈的种族意识，对印第安人进行持续的文化征服，对黑人则实行严厉的奴役和歧视，少数种族和族裔始终处于北美社会的边缘。英裔居民基于对人种、文化和宗教差异的理解，逐渐使种族观念演化为种族主义，为种族歧视的合理性制造了依据；而种族歧视的强化，又使种族主义更进入

北美居民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

（刊于《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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