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马恩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

重温马、恩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阿思奇(经济学研究员)2013年1月按照我们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时期”，为什么这个过渡时期叫作“社会主义”，人们却想得很少，似乎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天经地义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对于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我们一股脑地就想着想苏联“老大哥”那样搞国有工厂和集体农庄，就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充其量也就是把农业集体化和对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改造缓期几年实行。

这说明，在建国之初，我党对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制度缺乏全面、准确的认识。

其实，“社会主义”的称谓，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制度一样，都包含着一个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制度，即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公有制”不同的“社会所有制”（gesellschaftliches——马克思德文原著语），“社会所有制”是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经过长时期发展社会生产力，达到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后，社会经济制度才能改变为共产主义阶段的“公有制”。

换言之，所以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了，以能够充分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能力保证“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的全体成员能自觉地把参与社会生产看做人生的第一需要，自觉地根据个人的能力为社会提供自己的劳动，并根据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领取（而不是购买）社会产品，形成个人在社会统筹中的协调发展。

而在客观条件个主观条件都还不成熟的历史情况下，共产主义阶段的经济制度是无法形成和实施的，这是唯物主义者应该懂得的道理，尽管我党经过30年的探索才找到的正确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大幅度地拨乱反正、革除积弊，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新的思想体系和政策规范，并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能够秉着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恢复了现阶段本应采取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多种经营方式并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并通过股份制把比重超过国有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整合在一起，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强劲发展。

可是，从十五大以后的各种文件中，还是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在传统的理论和观念难以解释这个重大问题时，我们“找不着北”了！为了找到这个“北”，理论界（实际是政界）爆发了激烈的论战。

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1991年时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发过一篇社论，主播厉声厉色地念道：“我们就是要问，这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当时被“吓”得以为改革搞错了。

后来，小平同志亲自南巡，一扫对改革的怀疑、攻击态度，又把中国改革的大旗重新树立起来。

尽管理论界对“所有制”、“股份制”的性质不断争论着，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却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结构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强劲发展，把中国推向世界第二的经济地位，这不是值得理论界深思的吗？我在1979年11月山西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作过一次发言，那时我就提出：“我们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有效的经济机制（如工资、利润、税金、利息）来调节经济运行”，后来我主要集中精力研究技术经济和数量经济，作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对“所有制”这样的严肃而敏感的论题不敢擅入。

后来我才知道，于光远等一些经济学家早就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深入地研究，发表过一些文章和专著，尽管也引发一些不同的意见。

这些艰深的理论课题由一些执着的理论工作者进行着，这是我党的幸事。

现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了，我再次希望中央对这一范畴的问题能够更深入和彻底地研究，使全党同志的认识能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意基础上达成新的统一。

本文想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所做的考据，重温马、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精辟阐述。

一、辩思的起因1996年3月，我参加中央党校进修二班学习期间，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给学员讲大课时引用“股份公司的成立，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2-499页）的论述，对学员讲：“股份公司的发展，必将使私人占有资本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让位与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资本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达到共产主义。

”乍听起来，这位教授说的很对，本人当时并没有听出什么“不顺耳”的地方，可回头细细琢磨，这里有几个含混不清的地方：一是马克思说“股份公司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表明马克思认为股份制与单个资本对比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基础上，股份制的股权仍然是私有的，因此股份制与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的制度。

二是这位教授提出一个“联合劳动者”这样的概念，而且还要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据我的认识，股份持有者在《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指“工业资本家”，也统称为“生产者”，而我们许多干部对“生产者”与“劳动者”的本质区别是不大清楚的。

因此，把生产者的资产过渡到劳动者的资产，似乎有了股份制就行了，由概念的混淆引申到制度的混淆，作成了“股份制”的一道“光环”，晃得人眼晕。

三是股份制不止是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行股份制就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吗？马克思主义讲的是斗争哲学，不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怎么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呢，那种“让位”说与“达到”说，没有讲这个漫长的阶级斗争过程，而是说只要有股份制就可以实现这种“让位”和“达到”，这不是有悖于经典理论的吗？当针对这些讲课中的问题，我向进修班学员党支部作了汇报，但支部和多数学员对这样的深层理论问题不便表态，事情就反映到校部。

苏星副校长到我的住处和我交谈此事，他支持学员的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

这位教授也约我到家里讨论此事。

本人把这三层意思说给这位教授后，他表示马克思的确没有说过“通过股份制可以使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让位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我认为可以这样过渡”。

我当时就指出：“你可以说这是你自己的见解嘛，现在探讨深化改革的理论，作为学者你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在给学员讲课时要说清楚”。

当时在场的有中央党校教员周天勇同志（现为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他可以作证我们的这次会见和双方的言论。

事情还没有完，我自己也反复思考，究竟我们这样的发展阶段，到底采取哪种经济制度更好？我是搞统计工作和宏观经济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结果都显示，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成分中，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非公社会生产能力和非公社会产品已经占全国的大多数，怎么还能硬说“公有制”占着“主体”地位呢？现在的农村经济实际上已经通过承包制变成了个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的实体已经大为缩小，小型国有企业也通过承包和改制变为私有了，我国参加WTO后在经济制度上实行国际公认的“市场化”，也说明我们并不摒弃所有权的自由交换、私有制和“市场化”这样的政治观念。

那么，我们现阶段的股份制改革到底实行的是那种经济制度呢？“公有制为主体”是现阶段应该实行的经济制度吗？带着这些问题，我走进了中央党校外文图书馆。

在1996年3月到6月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对《资本论》中译本的郭大力、王亚楠版和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版两个版本以及《资本论》英文版中有关论述进行对照学习和考据，为了慎重，我又请本单位精通德文的吕庆喆博士查阅了德文版《资本论》中的相关章节，还引证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共产主义原理》中的有关论述。

这次对照几个版本的《资本论》进行的研读，发现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对《资本论》的翻译存在原则性的重大错误，令我和一些同行大为震惊。

二、《资本论》错译之处我发现的《资本论》的错译之处主要是：1、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P791页中，马克思阐述道：“Die Verwandlumg des auf eigner Arbeit der individuen beruhenden, zersplitterten Privateigentums in kapitalistisches ist natÜrlich ein Prozeß, ungleich mehr langwierig, hart und schwierig als die Verwandlung des tatsächlich bereits auf gesellschaftlichem Produktionsbetrieb beruhenden kapitalistischen Eigentums in gesellschaftlichem Produktionsbertrieb beruhenden kapitalischen Eigentums in gesellschaftliches. Dort handelte es sich um die Expropriation der V olksmasse durch wening Usurpatoren. Hier handelt es sich um Expropriation weniger Usurpatoren durch die V olksmasse”对这段论述，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的译文是：“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

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这里译者将处于“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想象为“共产主义”，因此将德文“gesellschaftliches”译成“公有制”，有些牵强附会。

似乎他们觉得译成“社会所有制”或“社会财产”还不够。

再看郭大力、王亚南对德文版《资本论》第3卷P453页中的“Es ist dies Resultat der höchsten Entwicklung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ein notwendiger Durchgangspunkt zur RÜckverwandlung des Kapitals in Eigentum der Produzenten, aber nicht mehr als das Privateigentum vereinzelter Produzenten, Sondern als Eingentum ihrer als assoziierter, als unmittelbares Gesellschaftseigntum.”这段话，他们翻译成“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须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郭大力、王亚南译本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