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最大化”伦理认同的困境——读威尔·金里卡“效用最大化”

面发展又以尊重人的平等为前提。

历史的进步就在于不断和过去的悲剧制度，即那种抹杀人的平等权利的腐朽制度的告别。

而在当时的德国，其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将旧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它始终没有改变社会中众人之间不平等地位的现实。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欧洲率先完成宗教批判的德国却始终徘徊在原地，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特权阶级独占权力的现实，反倒继续支持甚至巩固了这种不合理的独占。

如此一来，其他国家反倒赶超到了德国前面，德国原本的优势渐渐隐没，逐渐沦落为矛盾频发的落后国家。

因此，整个德国的国家政治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解决现存制度中的缺陷，即在实践中真正实现人的平等。

德国现行制度的批判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思考，重要的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去斗争，要在德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培养平等意识，让他们明确自身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简单来说，就是要在现实的行动中真正实现对制度的批判斗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实现平等，也就无法维护民众的权益。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针对宗教批判提出了三个主要的观点，首先，人的本质应该由现实基础决定，而不是依靠宗教的虚幻来塑造；其次，政治应当和宗教严格区分，不要将政治塑造成另外一种“宗教”，政治应当以现实条件为基础，反映现实苦难，并理性作出判断；最后，对政治制度的批判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平等，让民众在实践中建立真正合适的现实哲学。

这三个观点反映了马克思对于真正的哲学真理的追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作者简介：高培月，女，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魏涛，女，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逻辑哲学。

（责任编辑：李直）“效用最大化”伦理认同的困境——读威尔·金里卡“效用最大化”邹陆林摘要：“效用最大化”是涉及效用与主体关系的命题。

效益主义应用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方面，其中在私人领域中对效益主义最大化原则的反驳和支持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对于这个命题，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反对论证：一是这种决策方式在人际关系上是冷漠的，它否定了人们之间因特殊关系而产生的特殊义务；二是这种决策方式把不正当的偏好也纳入到效益主义的计算范围。

本文就这两种反对论证给予描述和评判，认为这与效益主义企图将个人理性慎思的方式普及到整个社会的思维方法有着深层次的关联。

关键词：效益主义；反对论证；回应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6-0054-05效益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是当代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理论背景。

它既有执著的追随者，也有激烈的反对者。

在威尔·金里卡看来，效益主义具有两种吸引力：一是它把人的幸福生活从天国拉回人间，人的生活意义和目的拥有不再依附于上帝的神圣意志等宗教观念；二是效益主义的“后果论”，明确地将道德判断的依据奠基于行为后果的利与弊，能够区分道德领域与非道德领域。

总之，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效益主义使人们的生活从中世纪神权权威的压制中解放出来，而它所提出的标准和程序抵制着各种偏见和迷信。

一、效益主义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应用效益主义内涵着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对“效益”的54解释，二是对效益的最大化的要求。

对于“效益”的解释虽然存在诸多麻烦，但这不是效益主义独有的麻烦，任何学说都会面临这种解释上的麻烦。

此处不多着笔墨。

因此，效益主义的软肋就集中在其“效益最大化”的命题。

效益主义既可以应用于私人领域（包括个人品行），也可以应用于公共领域或政治决策领域（社会制度）。

前一种应用被称为“综合的道德效益主义”，后一种应用被称为“政治效益主义”。

同时，效益主义“效用最大化”的计算可以直接地进入效益主体的决策过程，也可以间接地进入效益主体的决策过程。

效益主义原则的直接应用形式被称作直接效益主义，间接应用形式被称作间接效益主义。

然而无论其形式如何多样，效益主义的根本缺陷却无法掩盖。

但效益主义是否真能将应用范围限制在公共领域，是值得商榷的。

即使如此，政府也得首先为公域和私域划界。

倘若人们在私人领域中没能实现“效用最大化”，那么，重建社会结构以缩小私人生活领域就可以增大私人生活领域的效用。

如果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中所持有的价值观很难符合效益主义的最大化原则，那么，坚持最大化原则的政治效益主义也就没有理据去保护一个与其最大化原则相悖的私人领域。

而政治效益主义的优势就在于，它是唯一彻底一贯地、系统地将最大化原则贯彻到底的道德哲学。

如果证实了综合的道德效益主义的最大化原则在私人领域的应用是失败的，那么不能用来为私人生活领域提供保障的政治效益主义也就失去了人们赞成它的动力，从而人们也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支持政治效益主义。

二、“效用最大化”的两种反对论证“效用最大化”这个命题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效用与主体的关系问题。

最大化的效用如果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甚至人们认识不到这种效用，进而也不能计算和支配这种效用，那么这种效用也就不是效益主义的考察对象。

因此，效益主义所考察的效用必须是效用主体可以把捉、测度、操控的效用。

所谓“效用主体”，是指这样的人，“他通过计算自己各种行动对于总效用的效果，来决定如何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资源。

”[1]24即是说，这种效用是因效用主体的行动而产生，可以为效用主体所测度和调控。

（一）“效用最大化”的第一种反对论证这种反对论证认为，效用主体在计算效用时站在一个公共的立场，并认为自己与所有效用相关者具有相同的道德义务。

然而效用主体却忽视了自己在特定关系当中的特殊角色与义务。

效益主义的决策方式不认同效用主体对那些和自己具有特殊道德关系的人具有特殊的道德义务。

威尔·金里卡认为，“我们的直觉坚持，存在着这样一些特殊义务，就算我们本可以采取另外的行动以使与自己没有特殊义务关系的人受益更大，我们也必须尽到自己的特殊义务。

”[1]24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假如一个只有两个人组成的家庭：儿子和父亲，并且他们没有其他的亲戚关系。

父亲生病住院，儿子所拥有的钱刚好用于支付医疗费，以治疗父亲的病使其恢复健康，消除病痛。

但这时，某地发生了地震，一个大家庭中的三个人不幸受了重伤，不及时治疗就会失去生命。

而且这个大家庭的钱物在地震中被毁灭了，如果这三个人死去，无疑会给这个家庭中的其他人带来更大的痛苦。

我们把给父亲治病的儿子称为A，把在地震中受了重伤的三个人称为B，B受重伤这个不幸的消息刚好在第一时间里被A知道。

那么，A应该怎样来使用自己的那笔钱呢？继续按照原来的计划用于为父亲治病呢，还是应该捐献给B？按照效益主义的观点，效用主体在决定采取哪种行为时，需要计算的是何种行为能够产生最大效用。

在上述案例中，A的那笔钱如果捐献给B所产生的效用显然要大于给自己的父亲治病所产生的效用。

因此，把钱捐献给B就是符合效益主义“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就是道德的行为，否则便是不道德的。

但是，我们日常的道德直觉告诉我们A还对自己的父亲负有养老尽孝的道德义务，尽管把钱捐献给B可产生较大的效用。

但是，效益主义的原则却要排斥A对于自己父亲的基于血缘关系的特殊义务。

也就是说，当效益主义的最大化义务和其它的道德义务发生冲突的时候，效益主义要求其他义务服从最大化义务。

效益主义将实现“最大化”视为最高的甚至是惟一的义务，而忽略其他的特殊义务。

但道德直觉告诉人们，这种特殊义务是不能被最大化义务替代的。

在罗斯看来，人总是要处在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系之中，如妻子与丈夫、孩子与父母、朋友之间等，而任何一种这样的特殊关系都成为一种特殊义务的自明理由。

按照这种说法，效益主义为人们的行为所提供的理由并不比由这种特殊关系所提供的理由更强。

易言之，效益主义所要求的效用最大化义务并不能轻易地被置于首要位置，更不能取代由特殊关系所形成的特殊义务。

在威尔·金里卡看来，每一种由特殊关系所形成的特殊义务对于每个人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每一种特殊义务都构成人们生活的内容，表征着每个人的存在身份，赋予每个人以生活的意义。

但如果要像效用主体那样去55行动的话，那就得把自己的生活计划和他人的生活计划以及公共的生活计划加总起来进行计算，看哪一种计划更能产生最大化的效用。

当公共的生活计划或他人的生活计划更能产生较大的效用时，每个人则必须牺牲自己的生活计划。

初看起来，这种行为似乎是大公无私值得称赞，但实际却是荒唐的。

因为按照这种行为决策方式，每个人都很难有自己的生活计划，只因自己的生活计划不能产生较大的效用。

其实这是在要求每个人随时准备着牺牲和取消自己的生活计划和生活的意义。

在伯纳德·威廉斯看来，效益主义的这种要求，使得一个具有自己生活计划的完整的人，无法在遵从这种效用最大化要求的同时还能保持自己的完整性。

他认为效益主义要么忽视非效益主义品质的价值，要么贬低其价值，从而退回到早期效益主义那种粗浅观念。

威廉斯认为，这种效益主义的要求颇具空想色彩，根据这种要求，人要么只懂得自私地执行自己的生活计划，要么只要具备效益主义的道德品质，就能够随时牺牲自己的计划。

威廉斯认为，这无疑是在对人们的生活计划的“异化”，要求人们脱离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义务和计划，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服从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外在理由。

威廉斯认为，效用主体的行为与效用总量之间形成一种函数关系，其行为影响着效用总量，而他人的生活计划和事业却无限制地制约着他自己的生活计划和决定。

总之，一个人自己的计划和事业是其生活的意义所在。

而效益主义所规定的效用主体，在采取行动时所考虑的内容不包括自己的事业和义务。

效用主体只考虑哪种行为能产生更大的效用，从而无视自己的生活意义，而被效用最大化的要求束缚。

效用主体要持续地依据别人的偏好来不偏不倚地决定自己的行为，要求排除自己与他人的特殊关系和自己的特殊计划。

但在笔者看来，上述第一种反对意见似乎夸大了自己的生活计划和他人以及公共的生活计划的区分。

一个人的生活意义不仅是自己的计划所赋予的，而且他人以及公共的生活计划都是生活意义的重要部分。

对他人计划的义务构成了他人的权利，同时，他人对自我计划的义务构成了自我的权利。

生活的意义是由义务和权利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构成的，如果只强调自我的计划、自我的权利，则是对生活意义的片面理解。

这种只强调自我权利的计划也是很难实现的。

这种反对意见背后隐藏着一个“自我”的预设，即原子式的无拘的“自我”。

（二）“效用最大化”的第二种反对论证这种反对意见认为，效益主义者把不正当的偏好和正当偏好同等看待，将它们一同纳入了效用计算范围之内。

考虑下面的案例就会发现，把不正当偏好计算在内是不道德的。

比如在一个大多数白种人歧视少数黑种人的社会里，政府的公共政策希望在每一个社区里建一所幼儿园，不区分白种人还是黑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