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义、语法、语用及语言规范化研究

现代汉语语义、语法、语用及语言规范化研究

吴坤湖

四川农业大学，四川雅安

625014

[作者简介]吴坤湖（1975-），女，汉族，四川宜宾人,硕士，四川农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义、语法、语用及语言规范化研究。

前言：关于现代汉语的理论定位，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现代汉语就是单指交际活动中使用的普通话，而广义的现代汉语则指的是现代汉民族使用的语言，它不仅包括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且包括现代汉语各方面，包括其语义构成、语法体系、语用规则以及语言规范化特色等各个技术要素[1]。

一、现代汉语的语义（一）语义的构成

什么是语义？数据的含义就是语义。简单的说，数据就是符号。数据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只有被赋予含义的数据才能够被使用，这时候数据就转化为了信息，而数据的含义就是语义[2]。因此，语义可以简单地看作是数据所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所代表的概念的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之间的关系，是数据在某个领域上的解释和逻辑表示。现代汉语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符号形式，且其本身又是表意体系的一种语言形式，语义的发达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汉语的语义构成中，义素是语义的基本载体，通过音、字、词、句或者段落等各类表现元素的结合，形成意境丰富、蕴蓄深厚的语义生成体系。

在语义的构成体系中，义素是最小最基本的单位，以字为起码的表现载体。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义素交织在一起，便合成了一个新的词组。义素生成的两个字构成的词语大体可表现为三种形式：

第一，两种并无独立义素的字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的新词便构成一组崭新的语义形式，例如“骆驼”、“葡萄”等等，这几组词汇将各自的字数拆开，单位的字便是没有义素的，而结合在一起，这些词汇便生成了崭新的语义环境。

第二，独立义素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合在一起，由此便形成了新的语义结构体系。这一类的词的数量较之前一种，可谓是大大增加，且大多出现在形容词和动词的词汇范畴里，如“美丽”、“娇艳”、“丑陋”等等。独立义素的字组合一起构成词的新语义，在现代汉语中最能体现出表意能力的发达与灵活，在世界语言范畴中，不说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比较罕见的。

第三，外来词的直接接入。这种语义的构成情况最为特殊，构成词语的两个字既不存在着独立的义素，在组成语义的词汇里，语义也较为笼统，如“吉普”、“夹克”等等。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语言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和主推作用，当前关于上层建筑领域中诸多层面的词汇。例如“政治”、“文化”、“权力”、“机关”、“政府”、“公务员”以及机关单位中的各个级别的职称如“处”、“局”、“厅”、“科”等等，各种语义抽象的词汇，都得益于日语对近代汉语的合理改造和两种语言之间的水乳交融[3]。

（二）语义的运用

现代汉语在语义中的运用，其范畴也是十分广泛的。这种运用手段主要体现在两类社会活动中：第一，浅层面的社会活动，如日常的语言交流、大众面前的主题演讲等等。在这一种社会活动的语义布局中，主要的风格便是清晰易懂，避免艰难晦涩的诟病，但是特殊字词的有效运动，却能为语义对对方的吸引作用接收很好的视听效果，并有助于沟通交流活动中的融洽。例如胡适的一次大众演讲，在自我介绍的过程中对大家说：“我姓胡，所以今天我来到大家面前是来‘胡说’的。”对于同一个“胡”字，胡适将姓氏和形容词层面的义素进行了巧妙的转换，使得在自我介绍的过程中，既显示出一定的谦逊，也以语义层面的幽默，博得了广大听众的好感，进而增添了演讲的质量。第二，较为深层次的社会活动，例如文学创作活动，这一类活动在语言层面的具体要求，就是要通过阻距性与陌生化的语义构成，实现文本的高尚与雅达，进而不落入俗套，使得行文流水之间能够获悉充足的美感，及至升华为艺术的价值[4]。例如鲁迅的很多白话小说、郭沫若的欧化语体的革命诗篇以及叶圣陶、沈从文等作家的乡土叙事，大体如此。

二、现代汉语的语法（一）语法的发展历程

语法在民族语言的学习研究范畴之中，语法倾向于实用主义的层面，通过对技术外形和语义生成规律的掌握，进而在学习过程中减轻成本与阻力。大陆民族在实用主义的文化心理素质的认同过程中，具有着较之海洋民族更为敏感与执着的研究精神，中国作为大陆民族的一支，也是如此。古罗马帝国取代古希腊以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希腊语言文

化中的全部因素，却在语言教学规制中构成了很多本土性的改造，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在保留其诗学和美学等非实用层面的课程前提之下，多了一门文法学的学习。中国的语法学体系在传统社会领域中原本不存在，语法学作为世界性的语言学习内容，对于现代汉语而言，是一门地地道道的舶来品[5]。

1898年随着戊戌变法的开展，语言层面刮起了一阵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这才衍生出中国语言语法学的问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一大不同之处，便是古代汉语没有语法，而现代汉语则拥有属于自己的语法，并能够将这种语法体系和研究规律反哺入古代汉语的学习和研究内容当中。戊戌年间语法问世以来，及至五四文学革命白话文实现了对文言文的完全取代，各种有关语法的鼓吹活动便陆续出现。刘半农借鉴英文的些许规律发明了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丰富了语法的技术形式；傅斯年主张“文言合一制定国语”，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语法对古代寓言的衔接和容纳，为现代汉语取得了理论优势；而叶圣陶则在语文教育的方面贡献突出，其中也包括着对语法规律的探寻。

（二）语法的构成模式

现代汉语的语法构成模式，按照当前的普遍认同，大体呈现出三种形态：第一，句法和文法的结构上，具体分为“主谓宾，定状补”的结构体系，渗入在文本中的每一个句子和段落之中。以句子为例，大体分为“主谓”和“动宾”两大类，并适度渗入“状中结构”与“定中结构”，实现句子表意能力的丰富。第二，常态化的词汇表现，即不像英语那样经常发生词汇的变通，名词中的单数与复数、动词中的现在时、过去时和未来时，而且不受到时空、数量的限制，一个词汇即可囊括全部信息，具有很大的稳定性；第三，汉语崇尚简略，重在会意，保留着古汉语的一些成分，这便又显示出现代汉语语法中具备的递归性功能[6]。

三、现代汉语的语用

（一）口头与书面的统一

随着社交活动在汉语使用主体人群中的逐渐拓展，现代汉语在当前的语用环节中越发展现出灵活性的优势，这种优势首先体现在口头与书面的统一之上。也就是说，现代汉语在语言使用活动中，口头语和书面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成优势互补，并不像英语中非要区分出“learn”与“study”之间的差别。例如鲁迅的小说《药》中康大叔的那一系列说词：“吃了么？好了么？老栓，你运气！”文学作品本来具有着书面严谨性的要求，但是通过这种口语化的描述，则更有助于塑造康大叔这一市井下民的文学形象，也主推了小说的乡土化风格。也正是基于如此，早期白话文也在民间的文化商业活动中更具市场，金圣叹因此认为口头化更为明显的《水浒传》的艺术成就要高于单纯书面成分的《三国演义》。

（二）白话与文言的交融

语用优势的另一种体现，便是白话和文言之间的交融。典型的例子便是当前风靡在外国人学习视野下的无数成语的运用，既涵盖了现代汉语的精华，也保留了古代汉语的成分。正是因为成语极多是历代沿用下来、重要历史事件、古籍中的神话寓言、经典名言等。即使是民间俗语，也有不少是自古有之，它们被使用了上千年，故明显带有文言色彩。能流传至今者，均久经时间洗礼，故它们都是千锤百炼的精彩之作[7]。

四、现代汉语的语言规范化

现代汉语历经百年历史的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如今在语言规范化的要求上大体呈现出三种明显的格局：第一，北京音为现代汉语中的标准语音。众所周知，语音的价值便体现在语言的技术外壳与语言信息的物化载体这两重角色上，如欲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交流，就务必在语音上实现统一。北京作为古代名城，加之又是新中国的治理中心，北京音的优势地位便不请自来。而与此同时，淡出大陆政治舞台的蒋介石也在台湾文化政策上大力统一方言的，也提升了汉语规范性在台湾的推广和普及。

第二，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因为在汉语的普通话和各类方言中，北方方言的种类繁多，且在发音层面与普通话最为接近，自从明朝迁都北京以来，中国便呈现出政治文化重心偏北、商业经济重心偏南的对峙局面，因此北方方言的推广显然更具文化优势。早期白话中的经典著作如《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大体以北方方言的体制构成。因此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一定要以北方方言为基础。

第三，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典范指的是在语言上有示范作用、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现代和当代的文学著作、科学著作、政治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都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而这些著作中使用的语法，就是规范的语法。

结论：现代汉语历经百年岁月的发展和演变，至今不但在语义、语法、语用以及语言规范化体系构建等各个方面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技术结构与人文色彩，而且较之古代汉语，大大增强了其表情达意的能力，丰富了国民口头交际与书面活动的相关内容，而且在语言教学领域内，形成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完美统一。因此现代汉语的语法体制的发达与成熟，既存在着对传统语言精华的汲取，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文化交流的融合与交媾，在表现力和生命力的价值凸显上，自然是世界上多数语种不能望其项背的。

[参考文献]

[1]李思旭.从语言类型学看三个平面互动研究[J].汉语学习，2014，1（2）：20-31.

[2]赵春利.关于语义语法的逻辑界定[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1（2）：2-13.

[3]王晓华.现代日汉情态对比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4]王佳棋，陆欣.语义语法建构的原则及思维与文化的指向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203-207.

[5]马庆株.语义功能语法与语法范畴研究——

—兼评《现代汉语时量范畴研究》[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4）：75-78.

[6]曹起.新时期现代汉语变异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7]夏中华，贾雪.对新时期汉语语法规范化问题的思考——

—基于对前新时期语法规范化进程和观念的梳理与分析[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5）：44-49.

（收稿日期：2015-06-20）